與改革同行 與減貧同步
日期：2021-06-2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2021年3月中旬，一封感謝信從剛掛牌不久的國家鄉村振興局發往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信中寫道，原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自2010年成立以來，在扶貧開發特別是新時代脫貧攻堅中為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不再保留，該委員會也自然撤銷。謹此，國家鄉村振興局向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和該所推薦擔任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的學者表示衷心感謝。
薄薄的一頁信紙，并不能反映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在中國減貧事業中所作貢獻的全部。農村發展研究所長期開展減貧理論研究和實踐，在服務中央決策、參與脫貧評估工作、開展學科建設、宣傳脫貧攻堅成效、協助定點扶貧等方面，均發揮了國家級智庫應有的作用。在2021年2月25日舉行的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獲得“全國脫貧攻堅先進集體”榮譽稱號。
確立反貧困研究視角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成立于1978年8月，在建所之初就開始了關于農村減貧的探索。
中國改革最早發端于農村。1978年的一個冬夜，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按下紅手印，將村集體土地“分田到戶”，第二年便實現了大豐收，全年糧食產量由原來的1.5萬多公斤猛增到6萬多公斤，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還了貸款。
小崗村的突破，產生了極大的示范效應，也引起了關于包產到戶的激烈爭論。在當時國家農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相關領導部署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王耕今、王貴宸、魏道南等學者深入農村，針對包產到戶開展調查研究，并把了解到的真實情況和調研中的思考如實向中央匯報。1980—1981年間，他們相繼撰寫發表了《聯系產量的生產責任制是一種好辦法》《關于安徽包產到戶情況的調查報告》《論包產到戶》《論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責任制》等多篇論文和報告。這些論文和報告探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宣傳介紹包產到戶的成功經驗，是國內最早一批從正面論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理論文章。其中，由王貴宸、魏道南等根據在安徽三個月的調查實踐完成的《關于安徽包產到戶情況的調查報告》，以生動的實例和大量的數據，證明了包產到戶是一種責任制的形式，客觀分析了其中的許多優點，同時也提出了實行包產到戶應注意的問題，產生了很大反響。
“回看這一系列關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文章，都是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對當時推動中央決策、凝聚學術界共識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魏后凱說。在改革開放初期爭論激烈、質疑云涌的現實環境下，這一系列文章為包產到戶正名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動了中央農村政策調整和中國農村經濟改革。
“一部中國農村改革史，就是一部同貧困作斗爭的歷史。”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黨委書記杜志雄看來，前輩學者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探索，正是以解放生產力、幫助廣大農民擺脫貧困為出發點。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村發展研究所的反貧困研究視角從那時起就已經確立。
為扶貧決策提供學理支撐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有計劃、有組織的大規模開發式扶貧，先后實施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等中長期扶貧規劃。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出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將我國扶貧開發推進到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
作為專門從事中國“三農”問題研究的學術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始終緊隨農村改革鼓點，對發展鄉鎮企業、農業勞動力轉移、農村產業結構升級、農村組織制度創新、農業稅費改革、新農村建設、城鄉發展一體化等農村發展的每一個關鍵節點上的重大問題都進行了充分研究，留下了豐厚的學術成果。隨著我國減貧事業進入脫貧攻堅新階段，農村發展研究所開始承擔越來越多有關脫貧攻堅的課題任務。相關研究人員深入考察農村實情，進行學術層面的歸納、總結、反思、提煉，努力為脫貧攻堅決策提供有根有據、合情合理的咨詢意見和建議。
2016年，農村發展研究所課題組在比對全國數十個省區的調查數據時，注意到一些地區自然條件極差、致貧原因特殊且復雜，常規的扶貧措施在當地難以見效。2016年12月出版的《扶貧藍皮書：中國扶貧開發報告（2016）》記錄了他們當時的觀察和思考：到2015年底，“全國有8個省區以戶籍人口計算的貧困發生率在10%以上，全部集中在西部地區，且主要分布在少數民族人口比較集中的省區；按常住人口計算，全國有12個省區貧困發生率在10%以上，其中有3個省區在20%以上。部分省區脫貧的壓力相當大”。“在扶貧工作重點村，2015年全國平均的貧困發生率達到15.4%，有6個省區平均的貧困發生率高于20%，一些重點村貧困發生率甚至超過50%。”
課題組敏銳地察覺到，這些地區處于一種深度貧困狀況，必須根據實際情況，優化和完善現有精準扶貧方案，采取非常規的政策和舉措，來實現當地脫貧攻堅的目標。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課題組向中央提交了需要以非常規舉措應對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政策建議，并獲得有關領導批示。這些建議在2017年12月出版的《扶貧藍皮書：中國扶貧開發報告（2017）》中，作為主報告的重要內容得到了完整呈現。這也是國內較早對深度貧困現象較為全面的關注和研究。
2017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支持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實施意見》，明確要求各省確定深度貧困縣、鄉、村，并出臺了一系列部委具體支持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政策措施。隨后，24個省（區、市）確定了334個深度貧困縣，按照 “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推動打贏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戰。由此，舉全國之力決戰決勝“貧中之貧”“困中之困”的序幕正式拉開，我國脫貧攻堅戰進入了集中力量攻克深度貧困的新的戰略階段。
2016年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多次參與脫貧攻堅重要政策和實踐問題的研究咨詢工作，報送涉脫貧攻堅的報告共百余篇，多項政策建議被有關部門采納，多個學術觀點被《〈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等報告吸收借鑒，為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最終勝利提供了堅實的學理支撐和智力支持。
讓脫貧成果經得起歷史檢驗
我國于2016年開始實施脫貧攻堅成效評估。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16年4月印發的《關于建立貧困退出機制的意見》，貧困縣退出申請在經過初審、核查、社會公示、向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報告后，將由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組織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及相關力量對退出情況進行專項評估檢查。在實踐中，這一步驟被調整為通過獨立第三方進行專項評估檢查，進一步增強了評估的客觀性。
作為長期深耕農村扶貧領域的科研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作為第三方評估的牽頭單位之一，連續參加了2017年貧困縣退出評估檢查、2018年和2019年貧困縣退出抽查以及歷次脫貧攻堅獎評選工作，在評估方案制定、評估指標優化、評估報告把關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脫貧攻堅戰中，第三方獨立評估被看作是保證貧困縣退出質量的最后一道屏障。表面上看，摘帽評估通常是兩人一組，入村入戶進行調研。有個別基層干部對此表示不理解：“來兩個年輕的娃娃，跟村民聊聊天，就可以評估我們幾年、幾十年的工作成效？”
事實上，第三方評估是一整套復雜、完整的工作流程，入戶調查只是其中一環。在入戶調查前，評估方需要制定調查制度和抽樣方案，確定調查內容、方法和評價標準，對如何獲取可靠數據、應對特殊情況都要形成明確的指導意見。入戶調查了解到的情況經過數據和信息處理后，還會經過層層審核、討論、上報和匯總，難以確定的復雜問題還要由評估總體專家組再進行審核、討論，最終形成評估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吳國寶曾擔任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務院扶貧辦貧困縣退出考核評估專家組成員、國務院扶貧辦第三方評估機構庫專家，主持過80多項與扶貧相關的研究和咨詢項目。在他看來，設計貧困縣退出考核評估方案，既要解決學術層面的理論和方法問題，也要充分考慮政策方面和實際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因此獨立的第三方評估在該領域的經驗十分重要。
“這一塊正是我們的優勢。”吳國寶說，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關于貧困監測評估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當時他們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多邊與雙邊機構委托，對我國中西部眾多扶貧項目進行了數十次監測和評估。30多年來，農村發展研究所在這個領域逐步積累了豐富經驗，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理論和方法。2011—2015年，受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委托，農村發展研究所對我國扶貧開發工作考核進行研究，參與設計了省級扶貧開發工作考核制度、方法和指標體系，相關考核設計在新時代脫貧攻堅戰中沿用下來。
“我們所做的就是參與制定一套完整的操作規程，在制度設計、方法設計上進行科學把控，盡可能弱化個體性、主觀性因素的影響，讓脫貧成果經得起歷史檢驗。”吳國寶說。
深化貧困問題研究和學科建設
2015年11月底召開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吹響了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沖鋒號，隨后的2016年被視為脫貧攻堅“首戰之年”。這一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啟動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百村調研”國情調研特大項目，集中全院及部分地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優勢人力、物力，以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為主題，對全國100個貧困村及部分脫貧村進行深度調研。該項目于2020年11月結項，已完成總報告、案例報告以及80冊村莊國情調研報告的正式出版。
在這場規模龐大的國情調研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既是牽頭實施單位，也是主要承擔單位，負責100個村莊子項目中的30余個。大量年輕學者借此機會開展了貧困村調查，加深了對基本國情的認識。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檀學文是調研總體組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據他介紹，這次調研進行了嚴格的頂層設計，每個村莊子課題項目組不僅要根據統一的調研問卷進行數據收集，還要完成各村莊的專題調研報告。如此大規模且規范程度較高的調研，在全國范圍內都是少見的。
檀學文認為，這項調研的另一層意義在于詳細記錄了脫貧攻堅戰早期中國農村扶貧的實際情況，反映了其不斷改善、優化和加強的過程。80多冊調研成果中，幾乎每一冊都記載了農村脫貧過程中存在的真實問題和對這些問題的學理性分析。“這些記錄里呈現出一種規律性的東西，例如某個扶貧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一旦發現有不適合的地方，很快就會得到改進，出現正面效應后則不斷加強。這體現了一種很強的糾錯能力。”檀學文認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百村調研”記錄了這種演變過程，具有史料研究價值。
牽頭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百村調研”，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開展貧困學科建設的重要舉措。貧困問題研究是農村發展研究所的優秀重點學科之一，始建于20世紀80年代末。1988年，山區與貧困問題研究組在農村發展研究所正式設立，在此基礎上1994年建立了農村社會與貧困問題室，1999年更名為貧困與發展金融研究室，2012年更名為貧困與福祉研究室。“盡管在方向上經歷了一系列調整，但這個學科的研究指向始終是一致的，那就是以反貧困理論和政策為研究重點，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處境，幫助他們實現更好的發展。”作為最早的山區與貧困問題研究組創建者之一，吳國寶這樣說。
精神力量代代傳承
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先后由王貴宸、陳吉元、陸學藝、劉文璞等學者主持工作。他們是新中國培養的最早一批農村問題研究者，也是我國農村改革和反貧困研究領域的先驅學者。回憶起在他們身邊工作學習的日子，杜志雄有很多感慨。
“當時跟他們下去做調研，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對基層的熟悉，對農村情況的了解。”杜志雄說，農民情懷是那一代學者的普遍特點，他們跟農村、農民沒有隔閡，絕不以高高在上的俯視姿態去看待調研對象，在撰寫調研報告時總是從農民的利益出發，力求準確、簡練地表達農民的心聲。
注重田野調查，倡導用第一手資料做研究，是那一代學者始終強調的治學方法。他們堅持“文章不寫半句空”，筆下每一句話都要有相應的實際調研數據作支撐。杜志雄回憶起和陸學藝一同外出開會的情景：“陸先生的特點是，在會上發言完，人就不見了。干什么去了呢？讓當地的同志帶他去基層調研，去深入農戶了。”多年來，這種“用腳底板做學問”的方法和理念影響著農村發展研究所的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員。無論是向有關部門遞交的政策建議，還是作為學術成果的著作和論文，都建立在他們扎實的實際調查之上，來源于他們對基層經驗的深刻總結。
2019年6月，老所長王貴宸在京逝世。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為其舉辦了主題為“矢志不移 科研報國”的追思會，老中青三代學者共70多人參加。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曉山這樣深情描述以王貴宸為代表的老一輩農村發展研究所學人：“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從基層農民群眾的實踐創新中獲得靈感、汲取智慧，大膽開展理論探索與創新。”這也是對農村發展研究所40多年來治學傳統的最佳注腳，是該所學者代代傳承的精神力量。正是在這樣的精神力量催發下，涌現出了一批專注農村減貧并取得突出成績的優秀學者和研究團隊：致力于推動中國小額信貸發展、被譽為“中國小額信貸之父”的杜曉山；長期從事農村經濟和農村資源與環境經濟研究、主持完成“中國扶貧績效及其因素分析”論文并獲得第十三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李周；先后獲得“中國消除貧困獎”、中央國家機關五一勞動獎狀的小額信貸課題組；對中國減貧成就、經驗與國際合作進行系統論述和總結并在2020年人類減貧經驗國際論壇上作報告發布的《中國減貧成就、經驗和國際合作》課題組……
脫貧攻堅的偉大勝利，匯集了各級、各方面參與者的力量與汗水，也凝聚著中國農村問題研究者的心血與智慧。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也意味著新的學術研究的起點。當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已經著手攻關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2020年后減貧戰略、解決相對貧困、居民福祉等課題研究。新時代中國廣袤農村大地上的嶄新圖景，等待著他們去見證、去鉆研、去創造。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高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