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的童心綻放與精神還鄉

　日期：2021-07-0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茅盾說：“……要點不在《呼蘭河傳》不像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小說，而在于它這‘不像’之外，還有些別的東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說更為‘誘人’些的東西：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除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諸多贊揚，作為一部情文的《呼蘭河傳》，還是極為罕見、彌足珍貴的兒童文學讀本，而它以童心為半徑的執著懷鄉常常被人忽略。

　　“寂寞”是多年來大家閱讀蕭紅、研究蕭紅的共識，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刻骨銘心的“寂寞”浸透于她經歷、情感、心境的各個層面、各個角落，但比之成年之后的諸多曲折和遭際，童年時期的蕭紅反倒有著程度最輕的“寂寞”。由于部分讀者和研究者不太了解舊社會東北鄉村孩子的生活真相，很輕易就得出蕭紅童年“陷入苦難”“遭受虐待”“人生悲劇”等先入為主的“想當然”、帶有猜測虛構色彩的結論。如果我們能夠針對當地歷史和當時現實進行深入考察，可能會發現蕭紅一生的自由和幸福是密集發生在她離家之前而不是離家之后的，這或許也就能夠解釋為什么《呼蘭河傳》會寫得暖意融融和一往情深。

　　小說第三章第三節有這樣一段話：“等我生來了，第一給了祖父的無限的歡喜，等我長大了，祖父非常地愛我。使我覺得在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夠了，還怕什么呢？雖然父親的冷淡，母親的惡言惡色，和祖母的用針刺我手指的這些事，都覺得算不了什么。”段末“冷淡”“惡言惡色”“針刺”之類的內容不斷被評論者提起、援引和渲染。但根據蕭紅本人回憶、親友口述和大量相關文獻，可以斷定蕭紅的童年生活大致還是愉快的、幸福的，至少是正常的。這一較長時期沒有引起注意的實情，如今已多獲認同。蕭紅的“養女”身份早已被證偽。那么，對于一個小女孩，祖父之外的家人何以都“約好了”似的疏遠她、迫害她呢？

　　蕭紅的父親張廷舉是個雖新還舊的人物，地方上對他評價不低，當過校長、教育局長的他有愿望把蕭紅培養成大家閨秀，“喜歡她的時候，便同她說笑”。幼時淘氣任性的蕭紅，易于對那種嚴厲家教有所抵觸。當然，張廷舉在歷經喪子、喪母、喪妻等打擊后，心態煎熬的他在與蕭紅交流時必會缺少耐心。生母姜玉蘭重視女兒的文化教育，即便出門探親也要幫孩子帶上識字的字塊兒，她很怕有誰溺愛蕭紅，自己則對女兒一直嚴加管束。從廣為人知的那張蕭紅三歲時與生母的合影中，我們看得到穿戴講究的蕭紅一臉得意。

　　“年相若”的梁靜芝是蕭紅青少年時代的密友，據她追憶，姐姐梁亞蘭嫁入張家做了蕭紅的繼母后，“對蕭紅沒有一次惡言厲色，更不用說打罵”，也就是說，“鞭打蘆花”式的繼母文化想象并沒有真實發生過，蕭紅與繼母的相處總體融洽。至于祖母的“針刺”，是因為蕭紅總去用手指戳破窗紙，說也說不聽，勸也勸不住。張家裱窗用的是較貴的白紙，涂上油又防雨又明亮，戳破了太讓人心疼。張廷舉曾跟人提過此事——只是嚇唬而已，“哪能真用針扎她”，“就在她對面拿針比畫著”。

　　或是基于文學的夸張、渲染技法，或是源自小孩子簡單化、情緒化后的愛憎，對好與壞的劃分非常直接，這符合兒童普遍的心理和行為選擇，所以對蕭紅童年的“苦難”要作準確的研判。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在蕭紅離世前的表達里，她對故園、家人和往事的漫憶，在感情上、心態上都有了鮮明的改變，而《呼蘭河傳》最為直觀、最為動情、最為堅實地記錄了這種改變。

　　蕭紅同聶紺弩聊起過：“有一種小說學，小說有一定的寫法，一定要具備某幾種東西，一定寫得像巴爾扎克或契訶夫的作品那樣。我不相信這一套。有各式各樣的作者，有各式各樣的小說，若說一定要怎樣才算小說，魯迅的小說有些就不是小說，如《頭發的故事》《一件小事》《鴨的喜劇》，等等。”有了這樣的認識，一切交給童心引導的《呼蘭河傳》，其敘事結構像樹，樹是不會事先想到怎么長枝條，怎么長葉子的，順其自然隨心所欲就可。《呼蘭河傳》的結構是棵“童心樹”，它的行文邏輯是童心——一個蹦跳著的小姑娘，她走到哪里，看到什么就寫什么，這部小說是“亂序的”，卻被叫作“童心”的道理統管著，也就有了不一樣的章法。

　　小說總共七章，依據內容分作兩部分：前四章寫奇異的冷、大泥坑子、扎彩鋪、跳大神、放河燈、唱野臺子戲、逛四月十八日娘娘廟大會，寫祖父、“我”與后花園，寫粉房、磨房、養豬的、趕車的……后三章分別寫小團圓媳婦、有二伯和馮歪嘴子。每部分的各章之間，甚至是兩部分之間，都可以隨意調換順序，而不影響整部小說的美學表達效果。呼蘭河的自然環境、風情民俗和人物故事三者融合，難解難分渾然一體，看似沒有什么故事的前四章，其實主要人物和貫穿情節早已出場。包括那些純粹寫自然的文字，同樣充滿了人生況味：

　　是凡在太陽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連大樹都會發響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對面的土墻都會回答似的。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鳥飛了，就像鳥上天了似的。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無限的本領，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樣，就怎么樣。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黃瓜愿意開一個謊花，就開一個謊花，愿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玉米愿意長多高就長多高，它若愿意長上天去，也沒有人管。蝴蝶隨意的飛，一會從墻頭上飛來一對黃蝴蝶，一會又從墻頭上飛走了一個白蝴蝶。它們是從誰家來的，又飛到誰家去？太陽也不知道這個。

　　這段文字是一大朵怒放的童心之花。這一刻，蕭紅的身心顯然都是健康的、自由的、快樂的、無拘無束的。沒有完好兒童天性作保證，這樣富于天賦、才華橫溢的觀察、體味和表達，翻找古今中外的名作絕不多見。蕭紅以一種現實主義的手法，寫出了超現實主義的懷念，用綻開芳香的童心，幫助自己完成了精神還鄉。像《生死場》《小城三月》《后花園》等其他小說一樣，《呼蘭河傳》也是信手拈來許多動物、植物以譬喻人生，因寄寓了鄉愁，它們身上都多了奇異的光輝。

　　小說中還不厭其煩地寫到了早年村鎮的命運、隱喻一樣的大泥坑子。大泥坑的存在嚴重影響了人們的出行、干擾了生活的軌跡，大家想出了不少辦法來應對，但始終沒有一個人提議將它填平。它是那時鄉村生活的舞臺，上演過太多的人世悲喜劇。它最危險的時候，并不是變成池塘或者有了泥濘，而是頂部已然風干特別是有了車轍印的時候。蕭紅此處的筆墨與沉思，讓人倏然記起杜荀鶴的《涇溪》：“涇溪石險人兢慎，終歲不聞傾覆人。卻是平流無石處，時時聞說有沉淪。”兩者都寫盡了深刻的現實哲理與精妙的人生辯證。

　　蕭紅的《呼蘭河傳》，像魯迅一樣寫出了文學史上一流的“后花園”。她用雕刻刀和繡花針般的筆觸牢記一草一木，借重詩意的傳達，讓一座物質性的后花園成為不再受時空干預的精神圣殿，兩端隨意延伸無來處亦無去處，以情感的流動串聯時光的更迭和世事的變幻。蕭紅寫的“扎彩鋪”更是“天下一絕”，扎出來的紙人兒，胸前都掛著他們的名字——車夫叫“長鞭”，馬童叫“快腿”，管賬先生叫“妙算”，澆花使女叫“花姐”……馬也是有名字的，叫“千里駒”。無需分毫的增減，蕭紅的“扎彩鋪”就是一處盡善盡美的電影場景。憑借她力透紙背的文字，完全可以重建一座完備的、真正的“扎彩鋪”。

　　蕭紅在小說的“尾聲”里說：“以上我所寫的并沒有什么優美的故事，只因他們充滿我幼年的記憶，忘卻不了，難以忘卻，就記在這里了。”蕭紅離家不離鄉，一生歷盡劫波，《呼蘭河傳》卻仍能笑出聲來，作品中有一種高貴的幽默。作家年僅三十歲，卻讓文字多了慈愛的眼神。把自己遭過的罪、受過的苦進行過濾和取舍，蕭紅最大限度地斂合了個人的傷痛，為家鄉寫傳，一路奔走呼號救國救民。與文學史上的眾多經典相比，《呼蘭河傳》絕不缺少思想的穿透力和書寫的一切硬度。呼蘭河的女兒肉身已無法還鄉，她的《呼蘭河傳》卻以精神坐標的姿態，在故鄉深扎根須，并且越來越枝繁葉茂，長成一種令人仰視的美學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