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石窟寺考古研究方法

　日期：2021-07-1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石窟寺作為藝術的綜合體，承載著燦爛文明，維系著歷史文化，蘊含著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輝煌燦爛古代文明的集中體現，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最有力見證。針對我國石窟保護與研究的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學者。

　　作為中西交通“咽喉之地”，敦煌在歐亞文明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張小剛表示，敦煌考古的范圍不能僅僅局限在敦煌莫高窟以內，要將視野擴大到莫高窟周圍的環境和歷史發展進程，才能真正認識莫高窟。因此，研究周邊的漢長城遺址、陽關遺址等對敦煌研究有著重要意義。相較以前，現在技術更加進步，利用三維激光掃描等先進科技考古技術，敦煌考古前景廣闊。

　　敦煌石窟是對中古時期千余年時間歷代敦煌人宗教信仰活動的圖像記載，是敦煌最具特色的歷史形象之一。“形象史學”作為新興的歷史學研究方法論和全新的歷史觀察視角，其最基本的前提是作為研究對象即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形象”資料的客觀存在及其豐富性。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沙武田將敦煌石窟和“形象學”結合進行研究，并對洞窟和壁畫作了歷史性闡釋。隨著時代的發展，石窟的研究和保護工作會在技術和理念方面日臻成熟。

　　在敦煌學研究領域中，敦煌莫高窟諸家編號問題研究，始終是學界長期關注的基礎性課題。一直以來，莫高窟洞窟以伯希和編號、張大千編號、史巖編號和敦煌研究所編號四家最具代表性。受時代限制，加之研究方法各異，諸家編號各自獨立，且錯亂訛誤之處較多，導致這一問題成為敦煌學研究領域極為冗繁復雜的課題之一。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張寶洲，對有關石窟編號的錯訛問題做了對照校勘與整理，逐一查糾諸家編號中的問題，并以校勘學、圖像學的方法分析、研究予以補正。

　　張寶洲表示，2007年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漢譯本出版，標志著敦煌莫高窟早期考古文獻資料全部出齊，標志著莫高窟考察文獻資料走出了在猜測中進行研究的誤區。這為重新編撰諸家編號對照表提供了客觀條件。轉變“一窟一號”的結論性對照理念，既重結果，更要重過程，將“編號—編號對照—文獻”的編制方法轉變為“文獻—編號對照—編號”。從考古文獻入手，以文獻記錄作為證據支撐，爭取做到徹底解決諸家編號“對不準”的狀態，解決各石窟編號背后考察成果的系統鏈接、貫通問題，使其成為便于檢索的完整歷史文獻系統。

　　位于重慶的大足石刻，是人類石窟藝術史上的豐碑。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米德昉表示，當前，在研究和保護大足石刻工作方面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整體成果在數量和質量方面均不盡如人意。主要體現在：研究視野狹窄，方法單一，偏重于宗教、藝術、考古學等研究方向，歷史、社會、民族等其他領域研究相形見絀，缺乏比較研究；創新型成果欠缺，缺乏高質量的創新型、開拓性和深度性整體成果，相關報告、論文、著述也偏少等。因此，在今后的考古研究中，既要定位研究視野，也要兼顧地域性與時代性，注重跨學科互動、比較與整合研究。

　　石窟寺文化遺產承載、延續著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副教授董華鋒建議，石窟寺考古有必要充分借鑒歷史考古其他領域的相關材料及方法，如墓葬考古、建筑考古、手工業考古。建立完善的考古學序列是石窟寺考古研究的基本任務，石窟銘刻材料的深入研究有待加強，特別是要充分吸收金石學著作，多角度融合研究學術視野。“展研互促、以展促教”是拉動佛教考古研究的一個重要面向，窟前遺址勘探、發掘是破解“知窟不知寺”的必要之舉。

　　記者 陸航 實習記者 段錦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