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向下：書寫“勞動人民的歷史”
日期：2021-07-1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唯物史觀在20世紀初傳入中國以后，以其科學光環、邏輯力量和變革現實的偉業，贏得了越來越多學人的衷心服膺。唯物史觀給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不僅提供了科學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構建了一個邏輯嚴密、環環相扣的近代史詮釋體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規范了研究者的主體立場和價值取向，引導了研究視角與研究論題。其中，重視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是唯物史觀的核心要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唯物史觀給近代史研究帶來的最重要的觀念變革，就是眼光向下書寫“勞動人民的歷史”。歷史關注的焦點轉向下層民眾的生活，著力描述民眾的經濟、社會生活及其反抗斗爭，從而使歷史研究的主體立場與價值取向均產生了深遠的變革。
歷史書寫方式發生變革
與民國時期相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近代史研究在研究重心與史料眼光上均發生了顯著轉換。自晚清以降，就有不少學者倡寫“民史”。梁啟超早在20世紀初就痛斥“君史”湮沒“民史”之弊，斥“君史”、倡“民史”成為新史學觀念變革的關鍵點之一。但是，這種提倡多出于政治目的，提倡者“其內心似并未出現真正沿此方向的轉變”，因而倡議中的“民史”并未得到實質發展，歷史研究仍以上層精英為主要對象。
真正從實踐層面扭轉精英史學格局者，當屬唯物史觀指導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唯物史觀強調歷史首先是物質資料生產者的歷史，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工農大眾被視為“歷史的創造者”“歷史的主人”。翦伯贊明確提出，“把中國的歷史貫穿在一條以人民群眾為主體，以經濟為主干，以階級斗爭為動力的主流上”，“應該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建立“以勞動人民為中心”的新史觀。林增平也強調，“首先要研究近百年來中國勞動人民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的歷史，特別是要把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當作近百年歷史的主體”。
史學研究重心下移
在這一理念與取向的指引下，史學關注的重心下移至底層民眾，歷史學者紛紛開始撰寫“勞動人民的歷史”。唯物史觀指導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對于近代以來的底層民眾給予高度關注。民國時期，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名學者如陳恭祿、蔣廷黻等，皆持精英主義立場，輕視普通民眾的作用。蔣廷黻認為，“一切新的事業都是由少數先知先覺者提倡，費盡苦心，慢慢的奮斗出來的”。陳恭祿對于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等下層民眾的暴力反抗均持否定態度。而接受唯物史觀指導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皆重視民眾的歷史作用。李鼎聲1933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對于農民起義、民眾反帝運動、勞工政治斗爭不惜筆墨，而對于“宮廷的變故、官僚的功罪、武人的勛業、英雄的言行，在別的歷史書要用繁重的卷帙去描寫敘述，而我們在這里卻反而不重視了”。范文瀾所著《中國近代史》，也以民眾本位立場，對于下層民眾的斗爭著力敘述，如平英團斗爭，在蔣廷黻的著作中是沒有位置的，而在范文瀾的著作中則詳加敘述。
“以勞動人民為中心”的史觀，在1949年后得到普及和強化，被大多數歷史研究者衷心接受，成為不言自明的共識。即使金毓黻這種相對舊派的學人對此也深有體會，他從事民國史料的整理工作，強調“我們整理史料是把革命史料和反革命加以分別的，就是把整理的重點放在革命史料的部分上，也就是放在從事生產的工農勞動人民的身上”。
1954—1957年的近代史分期討論，對中國近代史學科化至為關鍵。經過熱烈爭鳴，胡繩構建的“三次革命高潮”概念受到較多認同。“三次革命高潮”實質上突出了近代以來表征著民眾反抗斗爭的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突出了人民群眾（尤其是農民）的反抗斗爭，將之作為近代歷史發展的根本推動力量。邵循正指出：給予太平天國等勞動人民反抗斗爭“以足夠的地位和分量”，就可以闡明“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再接再勵（厲）的英勇斗爭”。
以“三次革命高潮”概念為標志的學科體系，與民國時期以中外關系史為中心的近代史研究迥然不同，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產生了導向性影響，將關注重心引向下層民眾及其反抗運動。從1950—1970年近代史領域的學術專題研究來看，絕大部分研究著述均集中于“三次革命高潮”，而且中國近代史的三個專題學會分別為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中國義和團研究會、辛亥革命史研究會。
搜集普通民眾史料
民國時期的近代史研究重視檔案史料，羅家倫、蔣廷黻、傅斯年等人尤偏重官方的政治、外交史料，體現出精英史學的眼光。民國主流學界忽視下層民眾，對于近代史事的調查多未措意。王慶成批評曰，“國民黨反動統治年代不重視學術研究，不從事有組織的歷史調查，造成了歷史研究方面的無可補救的損失”。與羅家倫、蔣廷黻等人不同，唯物史觀指導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因主體立場改變，其史料眼光也發生轉換。以“勞動人民”作為中國近代史敘述的主體對象，就必須著力搜集有關普通民眾的資料。以往的史學基本以“精英”為取向，下層民眾基本上處于失語狀態。因而，近代以來文字資料雖然浩如煙海，但關于下層民眾的史料卻相當有限，而且這些有限的資料大多為“地主階級”記載，往往帶有偏見和歪曲，在新的眼光之下往往被認為 “靠不住”。如此一來，撰寫“勞動人民的歷史”就可能成為“無米之炊”。
欲破解此一難題，必須另辟蹊徑。唯物史觀指導下的近代史研究，在如何獲取史料上形成了與民國時期迥然不同的理念與取向：即由重視圖書館、檔案館的檔案文獻轉為強調從實地歷史調查中尋求史料。從時間上來說，“近代”的人物史事畢竟去今不遠，介于“所見世”與“所聞世”之間，一些親歷者尚在，或由其父祖口耳相傳，進行歷史調查訪談具有實際可操作性。華崗曾撰文指出，“中國近代歷史之舟的搭客、劃槳人和把舵人，現在還有不少健在，只要我們肯去調查訪問，就可以得到許多新鮮史料，作為我們研究的根據或參考”。曾身體力行進行回民起義調查的馬長壽指出，“事實證明，近百年來的我國歷史，通過調查方法，是可以解決一部分或大部分問題的。……為了糾正史料的謬誤并進一步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事實的真象，歷史調查就成為刻不容緩的工作”。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實地歷史調查受到近代史研究者的青睞，被視為“對于完全反映歷史真實情況具有決定的作用”的科學方法。劉堯漢經過多次實地調查，完成《一個彝族地區底社會經濟結構在明清兩代迄解放前的發展過程》，范文瀾撰《介紹一篇待字閨中的稿件》對之大加贊賞。范文瀾將調查所得史料比作“眼前還活著的山野妙齡女郎”，認為劉堯漢文章的妙處，正在于所用材料“幾全是取自實地調查，無史籍可稽”。
實地調查蔚然成風
這一時期，名目繁多的歷史調查組紛紛成立，屬于“三次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自然吸引了最多的關注，這三大史事涉及全國各地，不少省市均組織了多次相關歷史調查。此外，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下層民眾的反清起義均成為歷史調查的用武之地，民眾的反帝斗爭也受到調查者的高度重視。中國近代歷史實地調查蔚然成風，調查成果也往往受到學界高度關注。興盛一時的近現代歷史調查多由各省市政府部門主導組織，以歷史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及高校歷史系師生為調查主力，涉及面廣、規模較大。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作為國家級史學機構，也欲有所作為。范文瀾對歷史調查頗為重視，1955年已布置對義和團、辛亥革命、北洋軍閥、五四運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進行歷史調查，1958年近代史研究所便制訂了一個調查計劃。在胡喬木、楊東莼、劉大年等人積極推動下，1964年5月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近代中國社會歷史調查工作委員會”，制訂了頗具雄心的計劃，首先宣示：“社會歷史調查是中國近代史研究工作中極其重要的一個環節。由于舊中國的文獻檔案殘缺不全，而其中絕大部分又為地主資產階級所歪曲捏造，僅僅依據文字記載，很難深入探討許多重大歷史問題。因此，只有在全國范圍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社會歷史調查，樹立優良的學風，才能逐步克服過去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把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提到更高的水平。”后因種種原因，這一委員會的工作被迫中斷。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不少近代史研究者接受書寫“勞動人民歷史”的理念，并實際投入歷史調查，獲取普通民眾史料。中國近代史領域社會歷史調查的興盛，不能僅僅歸因于自上而下的組織推動，并非史學“政治化”的產物，主要在于唯物史觀中的核心——“人民史觀”在近代史領域的深切體現。通過歷史調查，近代以來下層民眾反抗斗爭的史料被大量挖掘出來，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書寫的重要史料依托。
唯物史觀給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發展帶來了意義深遠的影響，書寫“勞動人民的歷史”成為激動人心的口號，贏得了大多數近代史研究者的衷心服膺。20世紀50年代，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之所以形成重視近代民眾反抗斗爭、重視社會歷史調查的基本面貌，也源于唯物史觀的內在邏輯。這一取向與二戰以后歐美史學“從底層向上看”的視角和價值立場存在契合之處。改革開放以后，近代社會史研究迅速發展，既引入歐美學界的理論方法，同時也是對唯物史觀內在精神、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的接續。雖然如今近代史研究理論方法趨于多元發展，但我們必須牢牢堅持唯物史觀對歷史研究的指導。就中國近代史學科來說，唯物史觀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大陸研究者的深層思維方式和學科總體格局，從而使中國大陸學界的近代史研究呈現出不同于港臺和歐美學界的基本面貌。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