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家譜的語言學研究價值斐然

　日期：2021-07-2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文獻與語言學研究關系密切。20世紀30年代起，鋼和泰、汪榮寶、羅常培等先生就已經關注到敦煌文獻中的語音問題，并利用其中漢藏對音材料開展語言學研究。其后的學者相繼開展基于各類敦煌文獻的西北漢語方言研究，成果斐然。在方言研究中，有學者偏重于各種語料文本，有學者從西洋傳教士文獻入手研究臺州方言百年演變，有學者從元明清文學作品入手開展方言研究，還有學者關注到了地方志中記載的方言資料，比如華學誠著有《中國古代方言學文獻集成》，莫超編纂了《近代西北方音文獻集成》。

　　家譜與國史、方志，同為研究中國歷史、社會和文化的三種重要傳世文獻。家譜記錄家族世系傳承和地域分布，往往可以在人、時、地三個方面補充正史和方志缺失的歷史細節。家譜記錄特定人群的流動與分布情況，人口流動是語言變化最直接的動因之一。因此，語言學家常常利用家譜資料來研究語言分布和語言演變，例如邢向東曾以當時陜西神木縣家譜所載人口遷徙情況為佐證材料，進一步研究了神木方言的發展變化。

　　家譜直接反映人口遷徙信息

　　敦煌古稱沙州，作為絲綢之路上的歷史重鎮，既是一個有歷史坐標意義的歷史文化名城，同時也是一個有大規模移民歷史的城市。清雍正年間，來自西北五十余地的移民分坊按隅居住在這片沙漠綠洲，各地方言同時匯聚一地，使得敦煌方言至今紛繁復雜。關于這段移民史，不僅在清末、民國時期的敦煌方志中有記載，而且敦煌家譜中也有記載，且更為詳盡。近年來，我們陸續發現和收集到五種敦煌家譜，經初步研判，這些家譜對研究敦煌的歷史變遷和語言演變有重要參考價值。

　　2019年12月，在敦煌市委宣傳部和敦煌市教育局的協助下，我們對敦煌市的一些自然村落開展了田野調查，其間，陸續搜集到五種敦煌家譜。按譜牒學的分類方法，這些家譜可分成古譜（始修于清代）和今譜（始修于20世紀50年代以后）兩類。古譜有發現于敦煌市河州堡的鎮番坊王氏譜，該譜始修于乾隆四十一年，宣統三年又重修，由譜序、家訓、先祖供奉、分家情況、墳園圖等組成，全譜約2900字。還有發現于敦煌市肅州廟的肅州坊許氏譜，始修于宣統初年，分陰本和陽本，陰本由須知、姓氏溯源、族規家訓、世第等組成，陽本由序言、宗親世系表、近五代家史、家訓、起名詩、族人生平組成，全譜約7500字。再就是發現于敦煌市河州堡的武威坊李氏譜，始修于宣統初年，內容為譜序和先祖供奉兩部分，全譜約760字。今譜共兩部，一部是發現于敦煌市肅州廟的高臺坊王氏家譜，1964年修，由譜序、先祖供奉、新墳園方位三部分組成，全譜約730字；另一部是發現于敦煌市蘭州村的西和坊朱氏家譜，始修于2008年，由序言、譜序、凡例、祖訓、遺像、朱氏世系圖、朱氏族人生平錄、敦煌大事記等幾部分組成，全譜約12800字。

　　這些家譜都記錄了清雍正年間的敦煌移民史，較為詳盡地反映了宗族流源與繁衍分布。鎮番坊王氏譜中僅存的乾隆年間2頁記載：“善聚堂瑯琊王氏始祖太祖爺，雍正初年自鎮番遷移至敦煌西鄉。”武威坊李氏譜：“直至滿清雍正年間，倡導遷戶、戎兵實邊，以甘肅五十六州縣名命名。我李氏乃武威人，遂遷入武威坊，落戶種地。”高臺坊王氏家譜記載：“夫我王氏原籍甘肅高臺縣小寺鄉人也。”西和坊朱氏家譜：“原籍中國甘肅隴南西和縣，甘肅各地移民敦煌時期隨移民遷徙敦煌，遂至修堡建莊定居敦煌東南隅西和坊。數年后因故分莊：一處敦煌東南隅西和坊，現西和槽朱家堡子；另一處敦煌東南隅蘭州坊西和梁，現楊家橋蘭州村一隊；再一處現五墩一隊和新店臺七隊交界處的朱家堡子。”這些材料不僅補充了正史、方志，而且通過細膩的婚嫁分家等信息深入反映敦煌方言的發展變化軌跡，它們將方言研究與歷史研究、民俗研究、社會學研究乃至人類學研究有機聯系起來。

　　家譜能提供多種語言學信息

　　家譜與方志相互印證，可確認現代敦煌的人口來源。1933年，羅常培先生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十二”的名義印行出版。羅常培先生利用五種漢藏對音材料和蘭州、平涼、西安、三水、文水、興縣等六種現代漢語方言材料來研究唐五代時期西北地區的方言音系，得到系列突破性結論。當時，羅常培先生最大的遺憾，就是他寫作這部書時手上沒有敦煌的方言材料。

　　但是，經現代語言學家調查研究，明朝在嘉靖三年（1524）閉鎖嘉峪關，廢棄瓜州和沙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成為空曠荒漠之地。雍正三年（1725）清朝在敦煌建立沙州衛，從甘肅省56州縣（含今青海和寧夏）招撫2418戶移民到敦煌墾荒定居，引黨河水分10渠灌溉，使敦煌重新成為河西走廊西端的戈壁綠洲。由此可見，現代敦煌人系清代甘、青、寧三省區移民的后裔，與西漢以來至明代的敦煌人無直接關系。據此，劉伶、李藍等學者就認為，現代敦煌方言并非唐五代時期敦煌方言的直接后裔。

　　道光十一年刊本《敦煌縣志序》載：“敦煌于雍正三年設立沙州衛，遷內地五十六州縣戶民至此屯田，各照州縣名為某坊，分屬六隅。”《敦煌縣志》的史料記載在這五種敦煌家譜里都可得到印證，而且家譜還補充了更豐富的信息。目前學界大致將敦煌話分為河西話與河東話兩種，河西話是蘭銀官話，而河東話似中原官話，這正好與西和坊朱氏家譜記載的黃河以東各州縣移民主要住黨河東岸、黃河以西各州縣移民主要住黨河西岸下游的安置原則吻合。

　　家譜提供了更為生動細致的人口信息，為探索現代方言的形成過程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本文介紹的家譜分別來自敦煌東南隅的西和坊、肅州坊，中南隅的武威坊，西南隅的高臺坊、鎮番坊。據這些家譜記載，他們移民后均以種糧食、棉花等為生，聚居在各自的“坊”中，自成社區，農作物在地頭有商販收購，所以生活范圍小而簡單，與外界接觸少，幾輩人如是，所以他們的方言因“坊”而各具特色。如上所述，現代敦煌方言分“河西話”與“河東話”兩種，大致就是以這種居住方式為基礎逐漸混合而成的。鎮番坊王氏家譜、西和坊朱氏家譜、肅州坊許氏家譜都記載了分家后的族人流動去向，如鎮番坊王氏族人一支搬去河州堡；肅州坊許氏家譜還記載了配偶出生地及女子出嫁信息，這些信息對探索敦煌方言的微觀演化有一定意義。

　　家譜記錄的一些方言口語仍保留到現代，為確定現代方言的歷史來源提供了直接證據。比如，鎮番坊王氏家譜記載的光緒二十七年分家情況中，有“秋上”“二十七年上”等表示時間的說法，這種把“上”放在時間詞后面表示“在什么時間”的說法，現在仍保留在敦煌方言中。在五種敦煌家譜中，各譜所載地名與道光《敦煌縣志》中記載的地名基本一致，與現代敦煌地名有明確的對應關系。肅州坊許氏家譜中，多次將“許家臺”記作“許家臺臺”或“許家臺子”，西和坊朱氏家譜將“朱家臺”記作“朱家臺子”，直到今天，這些地名在敦煌方言里還是這樣稱呼的。由此可見，這些家譜為現代敦煌方言的歷史來源提供了直接的語言證據。

　　（本文系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敦煌清初移民村落方言語音調查研究——以蘭州村、文縣灣、肅州廟、河州堡為例”（19Y14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蘭州工業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