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與倫理學分化的必然性

　日期：2021-07-2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眾所周知，“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本是一名道德哲學教授，其著作《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引發了爭論不休的“斯密悖論”：以利己心為核心的經濟觀和以同情心為核心的倫理觀。“斯密悖論”肇源于19世紀末的德國歷史學派，但此悖論最重要的影響還要追溯至19世紀70年代馬歇爾在其任教的劍橋大學提出將經濟學從倫理學學科中獨立出來的主張。自劍橋大學1903年舉行第一次經濟學榮譽考試的一個多世紀來，經濟學成為整個社會科學的“皇后”。學界關于“斯密悖論”有許多討論，時至今日在新興的經濟倫理學中達成了一個比較重要的共識，如阿馬蒂亞·森所說的：“如果對亞當·斯密的著作進行系統的無偏見的閱讀與理解，自利行為的信奉者和吹鼓者是無法從那里找到依據的。實際上，道德哲學家和先驅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提倡一種精神分裂癥式的生活。是現代經濟學把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了，從而鑄就了當代經濟理論上的一個重要缺陷。”就當代經濟發展狀況而言，“斯密悖論”已不再是理論問題，作為一個現實的經濟倫理問題，它詰問著所有經濟倫理學者：在“理性經濟人”假設中實現道德謀劃是否有必要且可能？

　　阿馬蒂亞·森認為，現代經濟活動中道德謀劃的失敗主要是由經濟學與倫理學分離后主流經濟學祛倫理化造成的：“由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在那時被認為是規范的或倫理的，當然也可以由此說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我發現這是一個容易理解卻難以接受的命題。如果這個命題能夠成立的話，那么倫理的等同于無意義的。”阿馬蒂亞·森將這一“莫名其妙的原因”歸咎于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學理論，如羅賓斯在《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中所說的：“除了把經濟學與倫理學并列，以其他任何形式把它們結合起來的企圖，在邏輯上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依據阿馬蒂亞·森的說法，經濟學祛倫理化進程是由人為的原因造成的。這一過程肇始于馬歇爾提出的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學科分化主張，發展于羅賓斯等人對于經濟學祛倫理化的推動。但耐人尋味的是，羅賓斯在20世紀30年代所提出的觀點直至1980年之后才被理論界普遍接受。仔細回顧經濟發展史就會發現，在世界范圍內全面興起的經濟學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為事件，其背后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那么，推動經濟學與倫理學分離的內在要素，以及推動經濟學快速發展的客觀原因究竟是什么？

　　回顧這些“莫名其妙的原因”，首先需要探究人們接受這一普遍觀點的客觀原因是什么。從經濟學與倫理學長期發展的歷史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為現代經濟發展的正當性提供了強有力的辯護。這一理論在當時是一種新型的處理經濟關系的開端，被稱為“無形的手”。在此之前，處理經濟倫理關系的核心原則被亞里士多德描述成這樣：“國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進。而經濟的目的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掙錢是不得已而為之，財富顯然不是我們真正要追求的東西，只是因為它有能達到其他目的的工具性用途，而經濟的終極目的則是政治。因此，政治也被亞里士多德稱為“指揮者的藝術”。而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則把亞里士多德確立的經濟與倫理的關系顛倒了過來，政治的指揮地位被“無形的手”悄然取代了。某種程度上，這支“無形的手”確實不負眾望，在調節社會生產、生活的道德關系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馬歇爾總結的那樣：“所有處理形而上問題的學問是宗教的，處理形而下問題的學問是經濟的。”雖然這種看法非常極端，但從這段歷史的發展脈絡里，可以管窺出這樣的事實：處理人們生產關系和日常生活的倫理學正在發生著巨大的根本性變化——以倫理學為基礎、以政治為目的的傳統道德治理方式，被以利益為基礎、以經濟為目的的現代社會治理方式所替代，而20世紀80年代強烈的經濟學祛倫理化運動只是以上情況的發展和延續。正是生產關系的變化引發了道德規劃的徹底變化以及人們對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普遍接受。簡而言之，這些理論與社會發展的實際是契合的，與人們的道德生活需要是一致的，這才是其得以普遍化的根本原因。

　　進一步剖析這個問題的由來，有兩個重要的變化值得注意。其一是19世紀以來引發人們生產及生活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全球性經濟活動。其二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實證化。第一個變化引起了這樣的問題：依據過去的道德原則已經無法處理近代以來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主要關系，即經濟關系。相對于這種經濟關系而言，以前的道德原則主要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政治倫理關系。這種道德規范已經不能適應全球化的經濟貿易發展需要。第二個變化引起了這樣的結果：經濟學的研究更加偏好對個人的經濟行為方式的研究。換句話說，脫離了政治學和倫理學的束縛，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不再追求人的本質，而成為分析人的行為方式的工具。

　　這里需要回到“斯密悖論”，如果說經濟學研究不再預設人的本質，那么應該如何看待亞當·斯密關于人性的假設？首先回顧一下亞當·斯密那段著名的論述：“我們所需要的食物不是出自屠宰業者、釀酒業者、面包業者的恩惠，而僅僅是出自他們自己的利益的顧慮。”無論是屠宰行業、釀酒行業還是面包行業，這些精細的社會分工的產生距今不到300個年頭。可以確鑿地說，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了行業分工，行業分工又推動了市場經濟的產生和演進，而市場經濟要求人必須進行一種自覺自利而不自覺利他的經濟行為方式。簡而言之，人的自利的本性是在頻繁的市場經濟交易活動中不自覺地形成的。其次回顧一下人類獲得物質財富方式的變化。從海上馬車夫到日不落帝國，人們開始通過經濟手段從全球攫取財富，資本市場迅速勾連起世界的每個角落；而當整個人類被利益的鏈條連接在一起的時候，也就被道德的鏈條聯結在了一起，因為人總要在經濟活動中相互依靠、共同承擔風險。簡而言之，在現代社會中，道德和經濟依然是糾纏在一起的。因此，認同就成為一件重要的事情，這也是阿馬蒂亞·森呼吁重視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在現代經濟學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原因。故而斯密所謂“人生而有之的自利性”，實質上不過是經濟活動的客觀要求，他的本意并不是將經濟活動中的道德規范祛除，而是意在建立適用于現代經濟活動的新的道德秩序。

　　但亞當·斯密建立的經濟道德新秩序明顯帶有傳統道德哲學的主觀傾向——將人的道德本質預設為“同情”，而這一特征與經濟學追求效益的必然性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沖突。盡管許多經濟學家都聲稱經濟學為人類福祉的增益而努力，但事實證明，目前尚未有一種經濟理論使每一個人的福祉都得到恰當滿足。這種情況來自經濟學目的的二元性：經濟所帶來的福祉和人的幸福生活的差異。人的效能發揮與人的幸福生活息息相關，但二者又不是完全一致的。當效用和人的幸福發生沖突時，市場經濟的競爭性必然要求經濟活動犧牲個人的幸福，以增益個人的效能。同樣，在20世紀80年代流行的經濟學祛倫理化運動的實質也源自這一矛盾。“祛倫理化”的本質是重新建立服務于新興經濟活動的道德秩序。然而，當時的經濟學家并沒有認識到，雖然傳統的道德秩序阻礙了經濟活動，但道德秩序本身并非無意義，這導致“祛倫理化”帶來災難性后果以及當代經濟倫理學的再次興起。

　　總體而言，正是人類活動方式的客觀變化引起了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學科變化。經濟學與倫理學的關鍵分歧首先在于經濟學的直接目的轉變為效益；其次在于二者誰服務于誰；最后才是研究方式上的差別。就此而言，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學科分化以及研究方式的分野的根本原因是人類活動方式的變化——經濟活動成為人類最重要的活動方式；直接原因是傳統倫理學已經不能滿足調節社會活動的需求。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