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城鄉關系思維破解城鄉發展難題

　　城鄉社會學非常關注城鄉關系，但它不僅僅是要研究城鄉關系，同時還要以“關系”的思維來研究城市和鄉村問題，尤其是關注當前的人口流動和社會轉型過程，致力于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愿景。城鎮與鄉村從來都是相互依賴的，古今中外的差別只是在具體方式和程度上。在中國，除了我們能夠看到世界各地常見的人員往來、市場交易、國家治理、基礎設施以及各種社會關聯層面，還有一種基于城鄉之間的權利“分不清”基礎上的粘連關系。鄉村從來都不是獨立于城鎮的社會存在，反之亦然。當我們說到一個鎮或者一個城市的時候，它都是一個有城（鎮）有鄉（村）的“城鄉社會”，千萬個這樣的城鄉社會組成了一個“城鄉中國”。近日，由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農村環境與社會研究中心、南京農業大學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中山大學華南農村研究中心、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農村社會研究中心、江西師范大學鄉村治理與發展研究中心、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陜西師范大學社會學系、《黨政研究》雜志社共同主辦的中國社會學會2021年學術年會第三屆城鄉社會學云端學術論壇在華東理工大學召開。與會專家學者，分別就城鄉關系、城鄉融合發展、城鄉基層治理、鄉村生活治理等議題作報告及點評。

　　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城鄉關系產生新變化，出現新拐點。在一系列城鄉一體化、城鄉融合政策的推動下，城鄉二元結構逐步消除，城鄉關系迎來新變局。華東師范大學文軍立足于城鄉融合的角度，指出高度城市化和新媒體時代的到來使得“鄉村性”越來越有被媒體建構的傾向。鄉村正在由生產空間向消費空間轉型，傳統生產功能衰退，成為疊加在鄉村實體空間中多個社會、想象空間的復合體，且中國社會結構正在發生鄉土中國—城鄉中國—城市中國的轉變。“新鄉村性”是鄉村社會的各種社會文化關系和物理空間關系等由確定性逐步轉為不確定性和流動性，進而走向融合再生的培育過程。“新鄉村性”的培育應該從城鄉融合發展的角度出發，立足于鄉村自身發展，用發展和批判的態度看待當今鄉村性的變化并且融合多重“現代性”因素，更加注重文化保護。華東理工大學熊萬勝從城市與地方關系的歷史演變、城市地方體制的形成、城鄉關系的緊密化、地方對于城市的自主性等方面對城鄉融合發展進行了講述，表明中國城市和鄉村是同一個地方政府下的不同區域。他提出中國“增長機器”的概念，用以指涉城市與企業之間統分結合的雙層結構。他還認為，從城市與地方視角理解城鄉社會是理解中國特色城鄉關系的一個角度。中國農業大學賀聰志以農業和食物為載體，來討論城鄉互動空間和關系的新變化。他指出，小規模農民和農業的替代性時間和市場形式的興起帶來了一種新型城鄉社會“團結”和社會關系的出現，既體現出城鄉之間自組織和社會治理的能力，也表現出一種新的互惠式城鄉社會關系形態。如果加以引導，這種模式可以成為一種貢獻于鄉村振興的替代性路徑。

　　在城鄉社會發展中，鄉村的發展牽動著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怎樣破除鄉村發展難題、助力鄉村新發展，是當前亟須解決的問題。因此，推動鄉村發展，優化鄉村治理，建設美好鄉村，增進人民福祉，成為本次論壇討論的重點及最終期望實現的目標。中國社會科學院王曉毅認為，現在的城鄉關系的討論基點是改革開放后城鄉之間市場化的資源流動。資源、人口、勞動力的流動塑造了一種新型的城鄉關系，現今許多鄉村的治理模式很大程度上由村民自治轉變為精英自治。他提出，強調農民的主體性應該把縮小收入差距作為一個切入點，把如何增加農民收入作為重要的出發點。北京師范大學董磊明指出，中國的城鎮化可能已經進入“下半場”，市場的各種城市要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廣度和深度向農村社會流動，農村的弱勢群體也被吸納其中；職業分化帶來的陌生化、異質性、經濟分層使得實踐性的關系發生了變化，結構性關系的嵌入對個體的重要性下降。而且，總體性關系松解以后，整個社會系統的規則慢慢滲透進日常生活中，并溶解總體性關系，同時多元的單向度關系在逐步建構。北京師范大學鄭雄飛從土地制度的演變角度論證了土地制度的形塑與演化是一定時期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變革的集中體現，也是國家政權建構過程中多方利益協調博弈的直接呈現。當前的很多土地管理創新制度實際上新意不足，強調盤活地權應當以保障農民權益為基本準繩。南京理工大學李曉斐通過對河南中部地區三個村莊進行歷時兩年的深度田野調查，探討村落集體行動與政治經濟結構之間的相互塑造，發現行動與結構互動的內在機制源于村莊結構的情感意義模式，村民的主體性也反過來通過集體行動得以彰顯、生成、塑造。村民主體雙重意涵還表現在其能動性上，其嵌入村落權力關系之中，不斷內卷與再生。此外，國家力量同樣是鄉村結構變遷中不可忽視的因素，對于鄉村善治的啟示可以回到村民的生活世界中去考察。華東理工大學馬流輝創新性地分析了農村生活功能的日益凸顯和農民對美好生活需求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驅動著鄉村治理的轉型。

　　社區是國家治理的基本單元和基礎環節，社區建設對于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城鄉發展過程中，社區建設仍然面臨著不小的挑戰。而完善社區建設體系、提高基層社區治理水平、創新社區治理新模式有利于破解社區治理過程中的難題和制約社區發展的瓶頸，從而促進社區整體發展，最終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區治理新體系。清華大學藍煜昕和梁肖月根據對北京大柵欄57個社區的多年跟蹤考察，發現溢出與遷移是興趣類組織公共性的兩類實現機制，從前者向后者的發展代表著組織公共性從“自然”到“自覺”，從“隱性作用”到“顯性作用”，從隨機到制度化的進化過程。同時，受現實條件約束，興趣類組織的公共性拓展存在著一定的限度。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莫艷清的研究基于JC街道三個“過渡性社區”自治生產的創新經驗，對黨建何以有效推動“過渡性社區”的自治生成進行深入的機制性和動力性分析。通過分析發現，基層黨委政府通過政治任務轉化的集體包干制，可有效推動“過渡型社區”的自治達成。這種集體包干制對村集體形成了目標責任的整體性壓力和強大的外部性動員，實質上是城市社區居住空間單元化與原有治理網絡結構有效結合的一種黨建引領新模式，而這一區域研究的創新經驗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城鄉社會研究是社會學研究的新高地。用城鄉關系的思維來破解城鄉發展難題，不僅為城鄉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而且在增進民生福祉、推動社會協調發展方面起到越來越大的支撐作用。區別于傳統的城市社會學與鄉村社會學的“涇渭分明”，城市與鄉村融合發展的相關研究是一片“新高地”，值得包括學界在內的社會各界持續探索。論壇一步步發展，逐漸搭建起社會轉型背景下研究新型城鄉關系，打造社會治理新格局的學術交流平臺，研討了城鄉社會融合發展相關的核心議題，推進了城鄉社會學在國內的穩步發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共同認可。論壇正為中國城鄉社會學的發展提供重要的思想火花碰撞的平臺，也為城鄉社會學的發展路徑提供豐富的發展經驗和寶貴的研究素材。城鄉社會學目前處于蓬勃發展的階段，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作者單位：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