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式與傳播：少數民族節日場域的國家認同建構

　日期：2021-08-1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中國傳統節日，包括少數民族節日，對于維護民族團結和促進國家統一有著重要意義。經年累月的發展之中，節日蘊含著豐富的文化符號與傳播系統，影響著國人的認知。正如李松等人認為，節日就像布爾迪厄所說的“場域”，里面充滿著競爭規則，是對一種“共同體”感受的營造，最終，這種感受變成一種“慣習”。在四川大寨苗鄉“踩山節”的民族志研究基礎上，探討如何通過少數民族節日儀式傳播實現國家認同建構，體現了鮮活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節日傳播中的“共同體”建構

　　美國學者詹姆斯·凱瑞在《傳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中提出“傳播儀式觀”。他認為：“傳播是共享文化的過程，社會成員通過分享共同的價值或觀念聚集在一起，共享某種神圣的宗教儀式，因而傳播得以建構并維護一個秩序的、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可見，共同的價值或觀念，是促成節日“場域”中儀式共享的重要前提。

　　大寨苗鄉“踩山節”在農歷正月十三至十五舉辦，每年吸引川渝黔區域2萬余名苗漢同胞參與。“踩山節”最隆重的“祭花桿”儀式與節日本身，便是通過一系列符號將苗漢同胞維系在一起，傳達了“民族一家親”的國家共同體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正是本文討論的國家認同。有學者認為，國家認同是一個人確認自己屬于哪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究竟是怎樣一個國家的心靈性活動。從根本上說，這是一種認知感受，但這種感受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后天發展之中建構起來的。因此，吳玉軍表示，“國家認同感的建構就是一個創造符號、解釋符號、革新符號、運用符號和使符號‘物化’的過程”。這種認同建構有如下具體特征。

　　首先，突破身份限制，通過互動儀式營造具有共通意義的空間符號。作為苗族特有的節日，其中“祭花桿”儀式參與者一般都限制在苗族同胞內部。但是，根據筆者親身體驗，在儀式最后部分，非苗族同胞也可參與互動，如蒙眼擊鼓、打糍粑、跳竹竿舞、換腰帶、義賣蝴蝶香囊等。在節日儀式的狂歡中，不同民族同胞共同享有互為聯系的意義空間與地理空間，由儀式程序、空間符號等組成的傳播體系完成認同建構。

　　其次，共享歷史符號，塑造集體記憶。根據安德森的理論，民族國家是“想象的共同體”，在祭祀儀式、歷史傳說等共同作用下，激發起苗族融入漢族、苗漢同胞同源的歷史感，形成記憶的連續體。苗族尊奉蚩尤為祖先，“踩山節”為紀念蚩尤而設，形成了苗族同胞的集體記憶基礎。在共有的記憶之中，形成區別于“他者”的邊界，共享中華文化，不斷增進對國家的認同。

　　儀式互動中的國家認同

　　在富有儀式感的活動展開中，實現國家認同，有多個路徑。

　　其一，國家“在場”，此為認同的基石。“踩山節”是川渝黔地區苗族的傳統節日，也是苗族同胞一年中最為隆重的節日，堪比春節。在長期的傳承發展中，逐漸形成由祭祀、歌舞表演、游戲和相親等組成的特色傳統，成為苗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在節日“場域”中，國家的在場給少數民族節日增添了新的變化，形成新的節日傳統與符號，如增加踩山慶典、推薦會、歌舞改編等。

　　20世紀80年代踩山節恢復舉辦以來，其發展經過了苗族自辦向政府主辦的變化過程。前者是苗族同胞自發形成的，后者則由政府機構主導傳播。但這種國家“在場”，并不是由政府單方面的“植入”，而是在少數民族需要的基礎上“共建”的一種結果，以保證實現正面積極的國家認同效果。正如高丙中認為，民間的儀式中會積極主動納入國家符號，而國家也在有效地征用這些儀式，在國家與社會的儀式互動中，國家符號的傳播實際上是一種“治理”的演練過程。節日中的國家在場，對國家認同的建構作用十分明顯，對少數民族同胞的國家認同產生了積極正面影響。

　　其二，輿論領袖，是認同的中介性互動。在國家與少數民族之間的互動過程中，還需要必要的輿論領袖，以彌合認同的中介性互動功能。根據筆者考察發現，大寨苗鄉的苗族同胞呈現“小聚居、大雜居”的特點，面對鄉村社會行政力量薄弱的狀況，為確保節日盛會順利開展，即國家認同的正常實現，少數民族節日中的輿論領袖發揮了重要作用。

　　李彬認為，輿論領袖是指“在傳播活動中表現活躍的一小部分人，他們對某方面的事態發展比較關心，比較了解，因此能向身邊那些廣大的公眾群體提供有關信息，并對此做出相應的解釋”。在少數民族節日的傳播語境中，輿論領袖對應的是少數民族內部有影響力的能人，甚至是與少數民族同胞有特殊情感的漢族人。他們共有的特征是，一方面對少數民族文化有深入了解，另一方面則是熟悉政府機構運行，能和政府“說上話”。在輿論領袖引導的人際傳播中，可以實現民族符號與國家符號的交換傳遞，從對輿論領袖的認同聯系到國家認同，為政府決策提供群眾基礎。

　　其三，媒體傳播，實現認同的擴散與凝聚。身處媒介化的社會，節日的傳播與表達離不開媒體的作用，媒介也逐漸成為節日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按有關學者的觀點，媒介化儀式包括三種類型，分別是媒介以儀式為報道內容、媒介在報道時的儀式化方式以及媒介本身成為一種儀式或慶典。在“踩山節”中，對應的媒介儀式為第一種，即媒體對節日概況、“祭花桿”儀式流程等進行報道，使得節日的觀看人群蔓延至網絡空間，形成新的文化景觀。

　　借助媒體的遠距離傳播，身處不同地域的同胞共享一個事件，形成共有的記憶，共同凝聚民族情感，以獲得群體認同。在媒體的廣泛傳播下，國家在場的符號，諸如政府官員講話文本、懸掛的標語、民族政策方針等得到進一步升華，結合國家與民族發展的大事件，體現國家力量，激起情感共鳴，實現國家認同。

　　　建構國家認同大有可為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多次強調，要增強各族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提升國家認同有多種途徑，節日慶典儀式正是其中之一。一方面，節日蘊含的文化價值有利于促進文化認同；另一方面，節日慶典儀式中豐富的傳播符號與傳播系統值得借鑒。

　　節日作為一種媒介，其中的儀式、慶典、民俗活動等都成為可附加“意義”的傳播載體。在國家對節日的“征用”與民間節日對國家的“依附”中，有關學者認為，儀式及其包含的符號至關重要。因為個人成其為個人、社會成其為社會、國家成其為國家，并不是自然天成的，必須通過文化、心理的認同而構成，而這種認同又是通過符號和儀式的運作協同造就的。

　　在節日之中，儀式的共享維系了共同的信念，以達成一種秩序；在國家、輿論領袖與傳媒的介入下，少數民族節日傳承了民族的文化基因，又建構了國家認同，從而了實現二者的和諧統一。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