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問題指向與發展趨勢

　　近年來，隨著數字中國建設的推進，新一代信息技術在政府、市場、社會中的應用范圍越來越廣、應用場景越來越多，中國的社會治理正在經歷快速的數字化轉型過程。目前，雖然這種數字化轉型仍然處于初期階段，但是從各地的實踐探索中，已經可以看出其鮮明的問題指向，以及未來的一些發展趨勢。

　　直面社會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問題

　　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的第一個問題指向，是直面那些亟待解決但傳統治理手段難以有效解決的老大難問題，特別是系統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不足的問題，力圖通過新的理念、方式和手段來提升社會治理水平。第一，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涵蓋數字政府、數字經濟、數字社會等方方面面，力求實現整個社會系統的數字化，增強對社會系統的數字化感知、識別、分析、反饋和調節能力，全局、全域是數字化轉型中經常提及的概念，指向的是系統治理的難題。第二，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力求以新一代信息技術鏈接與整合政府、市場、社會等各方面資源，發揮各方面資源的獨特作用，增強不同資源之間的互補效應，指向的是綜合治理的難題。第三，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力求通過新一代信息技術實現對治理主體和治理對象行為方式和互動過程的痕跡化，明確各方主體的權利和責任，實現可追溯性強、證據鏈確鑿的精細化治理，改變傳統治理中普遍存在的末梢治理問題，將治理的重心不斷前移，指向的是源頭治理的難題。

　　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的第二個問題指向，是直面數字社會的各種新問題。伴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社會的生產方式、消費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等都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個體、群體和組織進入數字世界，這就帶來了新的治理問題。第一，網絡違法犯罪事件占比相對上升，網絡安全出現新的特征和態勢，帶來新的治理挑戰。傳統的治理思路、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在數字化的網絡世界不再完全適用，治理對象和治理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更突出，迫切需要開發新的治理工具，儲備專業化的治理人才隊伍。第二，技術迭代創新的速度很快，大量的新型應用場景出現，現有規則體系的響應和更新速度難以同步。電子商務、社交媒體、搜索引擎、短視頻、直播、虛擬現實、金融科技、無人駕駛、智慧醫療等各個方面的技術創新將社會成員引入數字世界，社會行為、輿論、互動、關系、結構出現很多新的變化，原有的法律、規范、倫理等制度體系難以有效覆蓋，亟須彌合技術發展與制度演進之間的距離。第三，數字世界的治理問題高度復雜，表現出跨區域性、跨領域性、傳染性高、波動性強、涌現性明顯等特征，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數字世界的經濟運行和社會互動突破了時空邊界的限制，個體、群體和組織之間的相互影響在數字世界更為密集，這都使得傳統以屬地治理為主的社會治理模式在數字化時代面臨巨大的挑戰。

　　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的第三個問題指向，是直面社會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問題。社會治理不僅僅是要去解決一個個具體的治理問題，更重要的是形成與社會急劇變遷相適應的社會治理體系。因此，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指向的更深層問題，是數字時代的社會治理體系如何走向現代化。第一，數字化作為一種賦能手段。即運用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賦能社會治理體系的傳統要素，提升社會治理的專業化和智能化水平，為社會治理體系提供增量變化。第二，數字化作為一種運行基礎。即通過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深度應用，為社會治理體系中的其他要素提供數據、算法和算力的支撐，推動傳統治理要素從前數字化時代走向數字化時代，使得數字化真正成為社會治理體系得以植根、運行和發展的新基礎。第三，數字化作為一種革新理念。即在新一代信息技術不斷革新的背景下，精細化、精準化、可計算、可追溯、復雜性、數據碰撞、機器學習、人機耦合、仿真模擬等成為新的被社會廣為接受的思想觀念和認知圖式，社會治理體系的各個要素能夠自主學習和自覺運用數字化思維和數字化工具認識、分析、判斷、預測和應對社會治理問題。

　　亟須支撐條件和約束機制

　　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呼喚堅實的基礎環境。數字化轉型不是發生在真空中的，而是受到制度、組織、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需要良好的基礎環境。第一，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需要制度環境的匹配。新一代信息技術進入社會治理的過程，可能會帶來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社會互動等的新變化，這些新變化蘊含著對既有制度規則、倫理規范、文化觀念的沖擊，需要新的制度體系來協調。第二，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需要組織機制的創新。新一代信息技術進入社會治理的過程，離不開相應的發起、應用和承載主體，也會對社會治理中各類組織的內部運行機制以及多主體之間的互動機制帶來影響，需要政府部門、平臺企業、社會組織、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等主體的一整套組織運作機制的創新，尤其需要組織之間以及組織內部的協作機制創新。第三，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需要社會基礎的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不僅帶來了技術紅利，也產生了數字鴻溝和紅利差異等社會問題。因此，只有不斷提升社會的數字素養，對更大范圍、更多人群進行技術賦能，在技術產品的設計和應用環節考慮更多差異化人群的需求，追求效率的同時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才能有廣泛和堅實的社會基礎。同時，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對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構建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均衡化資源配置機制，對于更好推進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需要寬闊的協同空間。數字化轉型意味著社會治理走向更為精細化的方向，只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社會治理體系的其他要素深度協同融合才能真正實現這一目標。目前，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社會治理體系其他要素的協同融合機制在實踐和理論上還未完全厘清，因此為它們構建寬闊的協同融合空間是未來的重要發展趨勢。例如，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不可避免地會涉及社會大眾在數字化轉型中的主體性問題。新一代信息技術帶來了社會連通性的增強，有利于公眾參與，但并不必然增加公眾參與。第一，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需要聚焦公眾的參與動力問題。數字化轉型只有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切身利益、現實需要聯系起來，將政府自上而下的數字政府、智慧社區建設與城鄉社會內部活躍的社區公共平臺、自媒體等鏈接或匹配起來，使公眾關注的各類熱點、重點、難點問題擁有更便捷、更有效的表達渠道、空間、平臺和機制，才能真正促進垂直和平行兩個方向數字化的融合。第二，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需要聚焦公眾在治理中的參與權利問題。通過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應用，來聚焦公眾需求的反饋問題和治理方案的實施問題，增強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對公眾需求的回應性、互動性，落實相關主體的責任，讓公眾清楚知曉問題解決的進展、遇到的困難和可能的應對措施，也將是重要的發展趨勢。

　　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亟待有效的約束機制。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引發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近年來，政府、學界和公眾越來越強調科技向善的重要性。可見，約束技術應用的負面影響是未來的發展趨勢。第一，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可能影響個人信息安全，需要構建公共與私人邊界的多重界定機制。從界定主體看，法律體系、政府部門、行業協會、平臺企業、社會大眾等都是重要方面；從界定內容看，新一代信息技術參與社會治理的程序、方式、權限，都有必要予以明確界定。第二，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涉及平臺企業在治理中的角色問題，需要構建政府、平臺、社會的良性互動機制。如何加強和創新平臺治理，既發揮平臺企業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又避免公共性的缺失，是構建政府、平臺、社會良性互動機制的關鍵。第三，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可能面臨技術自身的局限性問題，需要構建多層次的技術防護和社會干預機制。首先，信息技術產品存在一定的不穩定性，一旦技術系統出現崩潰，則面臨著信息泄露、數據丟失等風險，需要構建系統性的網絡信息安全防護機制。其次，信息技術產品往往攜帶著自身的技術剛性，可能帶來治理靈活性的下降，難以應對各種復雜情境，技術應用的“最后一公里”需要更具彈性的制度予以保障。最后，基于數據和算法形成的信息檢索、信息推送等，可能與社會的價值導向等存在偏差，影響社會治理的文化基礎，需要一定的算法審計和社會干預。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學專題研究“經濟、技術與社會發展”課題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