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崗：堅持真理 為民服務

　日期：2021-08-2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華崗（1903—1972），原名華延年，浙江龍游人。浙江省第八師范、浙江省第四中學肄業。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任青年團寧波地委宣傳部長。1925年8月，任青年團南京地委書記。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歷任青年團上海滬西區委書記、團江浙區委宣傳部長、團浙江省委書記、團江蘇省委書記和團順直省委書記。1928年5月，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代表大會，并被選為團中央委員會委員兼宣傳部長，同時參加了共產國際“六大”和青年共產國際“五大”。回國后，負責籌備和主編了團中央機關刊物《列寧青年》。1930年，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長、長江局總行動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組織局宣傳部長。1931年初，任中共中央華北巡視員。1932年，被中共中央任命為滿洲特委書記，在赴任途中被捕，直至1937年才被釋放。此后擔任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長，后又被中共中央任命為《新華日報》第一任總編輯。1941年，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前往西康做統戰工作。1943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傳部長，赴云南做龍云的統戰工作。1945年10月，任國共談判中共中央代表團顧問。1946年，主持中共代表團駐上海辦事處并任上海工委書記。1947年初撤往延安。1949年，協助指導山東大學工作，后被選為校委會委員和主任委員。1951年2月，被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為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同年創辦《文史哲》雜志并兼任社長。

　　華崗主要著作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史》《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社會發展史略》《太平天國革命戰爭史》《五四運動史》《蘇聯外交史》《中國歷史的翻案》《魯迅思想的邏輯發展》《辯證唯物論大綱》等；譯著有《共產黨宣言》。

　　華崗（1903—1972）是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都以“堅持真理、為民服務”為宗旨，為黨的革命事業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腔忠誠的革命戰士

　　華崗稱自己“首先是戰士，其次才是學者”。作為一名職業革命家，他先后擔任過黨內的許多重要職務，在黨的群眾運動、理論宣傳、統一戰線等工作中都發揮過關鍵性作用。受五四運動影響，華崗年少時就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在寧波的浙江省第四中學就讀期間，得到中國共產黨早期青年運動領導人惲代英的引導，這使他的思想覺悟和政治理論水平得到了較快提高。

　　1924年，在擔任青年團寧波地委宣傳部長期間，華崗初步經歷了革命的洗禮。他通過發表相關文章，組織“非基督教大同盟寧波分會”等行動，參與了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非基督教運動”。在五卅運動期間，他又參與組織了寧波的學生罷課、游行、反帝宣傳、對英日的經濟絕交運動等。他還通過參與編輯進步刊物《火曜》，痛斥“國家主義派”用國家觀念偷換階級觀念，或明或暗地破壞反帝愛國運動和愚弄青年的做法，并與寧波的反動勢力展開斗爭。

　　1926年，在上海工作期間，華崗指導團組織發動工農群眾，積極引導具有革命熱情的學生，努力形成學生與各種革命勢力乃至中間勢力的聯合戰線，為迎接北伐戰爭的勝利到來而不停奔走。他組織學生并參與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勝利后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聯合政府。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殘酷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黨團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在這種白色恐怖下，華崗堅持理想，堅持戰斗，努力恢復組織，在多地參與組織暴動。

　　1928年，他赴莫斯科參加了中共六大和中國共青團五大。回國后，除了負責團中央和中共江蘇省委的工作，他還接受了一項重要任務：根據恩格斯親自校閱的1888年英譯本，重新翻譯《共產黨宣言》。此譯作于1930年秘密出版，是繼陳望道譯本之后在國內出版的第二個中文全譯本，也是由黨內學者翻譯的第一個譯本。堅實的理論基礎使華崗對《共產黨宣言》做了準確詮釋，尤其是最后一句“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更為精準，更接近現在通用的譯文“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華崗在上海參與組織了“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以下簡稱“民反”）。“民反”通過組織示威游行，出版會刊《反日民眾》等，帶動了整個抗日救亡運動，華崗等人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中，華崗等人還以“民反”的名義，組織了義勇軍委員會，通過上前線宣傳、組織軍民聯歡，并搞兵運工作，協助十九路軍作戰。

　　1932年，華崗在赴任中共滿洲特委書記的途中不幸被捕，先后被關押在濟南、青島、武昌等地。在獄中，華崗經受住了敵人的威逼利誘，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沒有發表任何對黨不利的言論。直到1937年，他才在董必武的營救下被釋放。出獄后，華崗再次被中央委以重任，擔任了《新華日報》首任總編輯。《新華日報》是中共在國統區創辦的政治機關報，在周恩來等中共高層領導人的直接指導下開展工作。華崗與報社同仁克服國民黨的種種阻撓與破壞，將《新華日報》辦成了在國統區宣傳抗戰以及黨的綱領、方針、政策的陣地，產生了重要影響。華崗也因此與胡喬木、王蕓生一起，被譽為國統區“最好的三大手筆”。

　　1941年，周恩來委派華崗赴川西聯系劉文輝。華崗通過與劉文輝談話，幫助他明確了政治方向，使得劉文輝從與中共的一般聯系開始進入實際配合階段。1943年初，華崗又赴云南做龍云的統戰工作，成功爭取到龍云等人支持民主革命。他還參與倡導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會，把昆明文化教育界一批民主人士組織起來，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傳播馬克思主義，團結李公樸、聞一多、費孝通、吳晗等著名人士開展愛國民主運動，為把昆明建設成大后方的民主堡壘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6年，華崗擔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員會書記。在他的建議下，上海工委通過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和上海市學生爭取和平聯合會，組織了上海人民和平請愿團，赴南京進行“呼吁和平、反對內戰”的請愿，同時在上海舉行了約10萬人的反內戰群眾游行。1947年元旦，華崗還參與組織了10萬多人的上海市學生抗議美軍暴行的大游行，推動了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漲，逐漸形成了中國人民反美反蔣的第二戰場。

　　構建馬克思主義革命史體系

　　作為一名學者，華崗畢生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史學研究，在構建馬克思主義革命史體系、推進社會發展史研究、探索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豐碩成果。這些成果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也與同時期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研究成果一起，為中國共產黨奪取革命的最終勝利提供了思想理論武器。

　　20世紀30年代，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而深入的傳播，不少史學家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方法論從事中國歷史研究。他們以回應和解決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為目標，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探索并運用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方法，開辟和拓展了諸多史學研究的新領域，細化了中國歷史研究的具體議題，初步形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學術體系。在這一過程中，華崗專注于中國革命通史和專門史的研究，為構建馬克思主義革命史研究體系以及革命史范式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作出了獨有貢獻。他的代表作《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史》《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五四運動史》《太平天國革命戰爭史》等，都充分地展現出唯物史觀的學術理念、歷史理念和分析方法。

　　首先，《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史》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都是華崗為回應時代需要而創作的，是唯物史觀“為現實而歷史”這一學術理念的集中體現。1931年出版的《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史》是中國大革命史研究的開山之作。作為親歷大革命并目睹了大革命失敗的革命者，華崗強調自己寫作此書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以便后繼者在吸取教訓之后更好地迎接新的偉大戰斗。這本書的前三章分析了中國大革命的遠因與近因，通過對大量資料與事實的研究，弄清了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明確了中國近代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這種對中國國情的認真分析，為革命制定正確的路線和策略提供了依據。第六章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這場革命的性質與動力的認識，對黨在工人運動、土地革命、參加革命政府、組織革命武裝等方面采取的路線、方針、政策、策略等作了全面分析、檢討和總結，教育了許多革命者。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初版于1940年，當時抗日戰爭正在艱苦卓絕地進行中。針對日本學者秋澤修二等人蓄意歪曲中國歷史，“想從曲解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形式來無恥辯護它的侵華戰爭為‘圣戰’”，華崗一方面通過《評侵略主義者的中國歷史觀》等文章，揭穿了侵略主義者歷史學的反動性，批判了“中國社會外鑠論”和侵略主義、中國歷史循環論及所謂“亞細亞的停滯性”等；另一方面，他通過寫作《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樹立正確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該書立足于民族解放運動，上起1840年鴉片戰爭，下至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橫貫近百年中國歷史，有學者稱之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近現代史的奠基之作”。華崗在增訂本自序中表示，該書初稿是在抗日戰爭緊張期間為了適應讀者急切需要而產生的，主要任務是提供中國近代民族解放運動的史實與經驗教訓， 借以鼓舞抗日戰爭情緒，避免重蹈過去民族抗戰失敗的覆轍。書中對甲午戰爭與抗日戰爭的比較分析，是這一目標最為鮮明的體現。他指出：雖然甲午戰爭的敵人仍是今天的敵人，但中國今天的歷史條件和國際條件，與甲午戰爭時相比，已發生了根本改變，“所以現在如果有人拿甲午戰爭為例，以為中國兵器武力都不如日本，就不能戰勝日寇，而發什么‘抗戰必亡’，‘再戰必亡’或‘戰則兩傷’、‘和則兩存’的謬論者，那便是汪逆精衛一派的漢奸理論”。

　　其次，華崗在其革命史著作中對革命根源與性質的探討，都充分地體現出唯物史觀注重經濟基礎在歷史進程和歷史變遷中的作用，把生產工具、生產力的變遷視作社會變動的根本原因這一歷史理念。例如，在對辛亥革命的討論中，華崗提出，帝國主義與清政府維持舊有生產關系的要求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訴求之間的矛盾是辛亥革命爆發的根源。又比如，在對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的討論中，華崗通過詳細分析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對民族資本主義以及農村經濟發展造成的阻礙，論證了這次革命的主要任務在于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肅清封建勢力來消除這種阻礙。

　　最后，在對革命失敗教訓的總結中，華崗普遍運用了唯物史觀的階級分析法。比如，在《太平天國革命戰爭史》中，他提出，太平天國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堅強的領導階級。農民階級具有保守、散漫、無組織等局限性，而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形成更為先進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尤其是沒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農民革命就很難取得成功。

　　推進社會發展史研究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中國史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社會發展史研究的興起。據統計，從五四運動至20世紀20年代末，國內出版的比較著名的社會發展史專著就有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李達的《現代社會學》、馬哲民的《社會進化史》、鄧初民的《社會進化史綱》等十余部。這些社會發展史著作雖然基本上能運用唯物史觀作指導，敘述人類社會的起源和發展，闡明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但也存在一些缺陷。華崗于1940年出版《社會發展史略》一書，旨在對這些缺陷加以補救。第一，因受社會進化思想的影響，此前的社會發展史著作普遍將社會演進看成一種量變的漸進過程，而忽視了社會發展中質的突變——革命事實的存在。《社會發展史略》一書第一次用“社會發展史”代替了“社會進化史”的提法，并在分析不同社會形態的崩潰時尤其強調了革命發揮的重要作用。第二，此前的社會發展史著作通常都只講到資本主義為止，“好像資本主義以前的歷史是為了準備資本主義制度而存在，可是資本主義的自身，卻不是為準備一個更高的歷史階段而存在似的”。華崗在《社會發展史略》的“資本主義社會”一章之后，單獨列出“社會主義社會”一章，對社會主義社會到來的必然性、其生產方式的特征以及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等，都作了詳細介紹。第三，一些學者為了論證中國歷史符合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性和普遍規律，很少留意甚至完全抹殺中國歷史、社會、國情的特殊性。相比之下，華崗的研究尤其注重對中國社會的分析。例如，在分析中國奴隸制的特點時，他指出，“中國殷代是最初的社會分化——奴隸制的形成，已為無可爭辯的事實。不過中國歷史由于古代氏族制之殘存以及其他社會條件，使殷代奴隸社會又具備著土地國有、中央集權、公社分裂形態以及國家治水事業等特殊形態”。這些觀點對于當時中國的社會發展史研究，都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除了研究具體的歷史以外，華崗在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理論與方法方面也做出了許多可貴的探索。在《中國歷史的翻案》一書中，他提出，歷史作為一種科學，必須做到實事求是，即便是為了推動人民解放斗爭的作用，也不能容許捏造歷史。如果所根據的歷史事實，已有捏造之嫌，或至少是不完全真實的，那末前提既經落空或錯謬，論據必然喪失客觀真理的意義。而要建設“信史”，求得歷史的“本來面目”，首先要適當地運用考證學，但要注意為其注入科學歷史觀的“新生命”。具體來說，一要用相互關聯的眼光審察各種史料。譬如要想探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生活態度，就需要把清談、玄學、隱逸、酒藥等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而不可割裂它們之間的聯系；二要注意不能以今人的觀念來評價過去的歷史——比如把為夫擊鼓助陣的梁紅玉視為“女性覺醒”的體現，或者在過去與現代的制度形式之間做刻意的比附——比如認為王安石的保甲法、隋唐的團甲等與現代憲政制度相合。其次，還需要有進步的立場與正確的思想方法。具體來說，就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將那些被帝王、貴族、軍閥、地主等“喝血者”歪曲的歷史予以匡正；在研究過程中要注意區分必然與偶然、主要現象與次要現象，把握歷史的主流與決定環節，“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按照對象自身所具有的發展規律，一一安置于適當的地方，并從此得出應有的客觀結論”。最后，要注意野史的運用。因為正史往往存在歪曲和涂改事實以適應當時統治者要求的情況，所以應重視從各時代的私人著作如野史、雜記、文集、詩詞中挖掘對正史史料進行補充和訂正的有益成分。由于野史雜記和文藝作品畢竟夾雜著私人情感，所以難免存在偏見，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使歷史更可信，必須再考信于實物，即考古所發現的各時代的人們所手制的器物。

　　創辦《文史哲》雜志

　　新中國成立后，華崗投身教育事業，繼續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在擔任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期間，他重視人才、作風民主，積極推行新教育體系改革，打造出了特色鮮明的學科規劃藍圖，使該校呈現出教學秩序好、工作效率高、生氣勃勃、奮發向上的局面。華崗在山東大學的一大貢獻，就是“開風氣之先”，于1951年創辦了全國首家高校文科學報《文史哲》。

　　在創刊之初，《文史哲》只是一本同人刊物，辦刊經費由華崗和參加辦刊的教師們自行負擔，由于缺少專業編輯，刊物沒有銷路。這些困難絲毫沒有影響華崗的辦刊熱情，他親自主持稿件的組織、審定與修改，每期文章都通讀一遍，為了趕出版時間，常常連夜突擊改稿。為了提高刊物的學術水平，他還積極約請國內的知名專家學者為《文史哲》寫稿，并親自寫稿。在主持《文史哲》工作期間，華崗重視扶持年輕學者，鼓勵和指導青年人寫作，要求“盡量使每一期刊物上出現一個新作者”，通過《文史哲》培養出了一大批中青年人才。這些都充分展示了華崗作為創刊人的開拓精神。

　　華崗在創辦《文史哲》的過程中，始終堅持宣傳馬克思主義，通過《文史哲》的工作積極鼓勵文科教師學習馬列主義，使得20世紀50年代初山東大學的文科教授在較短時間內接受了馬列主義，并開始運用馬列主義基本理論來研究中國歷史，探討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分期等重大歷史課題。

　　同時，華崗認為馬克思主義與學術的關系是前者指導后者，而非代替后者，馬克思主義也不能“定于一尊”。當出現不同的學術見解時，必須通過自由的討論來解決分歧。在這樣的辦刊理念指導下，《文史哲》成為百家爭鳴的學術舞臺。比如，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是史學界的一個老大難問題，有的教授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敢與持“西周封建說”的人進行爭鳴，因為怕混淆學術與政治問題的界限。華崗自己贊同“西周封建說”，但他虛心與這位教授交談，鼓勵他闡明自己的觀點，寫出文章在《文史哲》發表，引起了一場學術討論，影響波及整個史學界。后來開展的“農民戰爭問題”“《紅樓夢》的時代背景問題”“資本主義的萌芽問題”等的爭鳴，也都是由于《文史哲》的提倡而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重視和討論，其中有些問題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前的二三十年間，始終是全國學術界熱烈談論的重要話題。

　　《文史哲》始終堅持關注學術動向、引領學術潮流，廣受稱道，為海內外學界所尊重和推崇。這些成就的取得，與華崗在創刊時奠定的基調顯然是密不可分的。2021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回信，對辦好哲學社會科學期刊提出了殷切期望。在回信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史哲》創刊70年來，在黨的領導下，幾代編輯人員守正創新、薪火相傳，在弘揚中華文明、繁榮學術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國內外贏得一定聲譽。高品質的學術期刊就是要堅守初心、引領創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優秀學術人才成長，促進中外學術交流。

　　作為一名涉獵廣泛的理論家，華崗的學術研究與成就并不局限于歷史學領域。新中國成立后，他的研究開始主要側重文學和哲學，并且都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角出發，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華崗在山東大學時，曾為中文系開設了“魯迅研究”課程，指導這些老師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魯迅雜文、小說、散文，探索魯迅文藝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分析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和貢獻，對后來“魯迅學”的形成具有奠基意義。在哲學方面，華崗寫作了《美學論要》與《規律論》。在《美學論要》中，他深入而詳盡地闡述了對美學諸問題的看法，初步形成了具有整體性和系統性的理論觀點。例如，在對“美的本質”這一美學根本問題的研究上，他提出“在人對現實的美學關系中把握美的本質”這一閃光的思想。華崗寫作的《規律論》一書，則被譽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對規律的哲學思考最系統的一部著作。該書引用了大量的自然科學材料，勾畫出了哲學與各門自然科學之間內在聯系的全貌。書中還從社會主義的現實出發，著重剖析了矛盾規律的多種表現形式和與之相應的多種解決矛盾的方式，尤其是認真研究了唯物辯證法三個基本規律各自的獨立意義和作用及其相互關系，對研究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矛盾規律頗有助益。

　　終其一生，華崗都在無產階級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兩條戰線上鞠躬盡瘁，始終“堅持真理、為民服務”，既在一心一意“為民服務”的實踐中把握具體的真理，又運用科學的精神與方法處理問題，達到“為民服務”的最大要求，將老一輩革命家與理論家的赤誠之心展現得淋漓盡致。盡管從今日觀點來看，華崗的學術研究也許存在一些不足，但其篳路藍縷之功不可抹殺，治學的求真致用精神更值得后輩學人敬仰與學習。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