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推進基層治理數字化

　日期：2022-12-0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以數字技術融入基層社會治理，不斷改善基層民生水平，成為新時代發展的趨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以數字化助推城鄉發展和治理模式創新。這為新時代推進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指出了明確的方向。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優勢，推進社會治理創新，建立健全規范有序的數字化基層治理體系，對于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以系統化思維推進基層治理數字化轉型。數字技術本身蘊含的開放、合作、共享等理念，打破了傳統基層治理層級化、封閉式的壁壘，不僅改變了傳統的社會生產和生活方式，也為基層社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帶來變革。實現基層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不僅是社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更新，更是系統化的治理體系重構。基層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作為一項系統化的工作，需要對基層社會治理的全流程進行改革，以數字化驅動社會治理創新。這不僅要求搭建數字化平臺、使用政務APP、數字化網格管理等系統化數字技術支持，更要對社會治理哲學理論、價值追求和行動邏輯進行系統化設計，將數字技術嵌入基層社會治理各領域，實現社會治理數字化改革創新，推動新時代基層治理體系建設和治理能力提升。

　　持續推進基層治理數字化的制度創新。基層治理既是整體性轉型的發展基礎，也是發展路徑的重要切入點。數字技術打破基層社會治理時空和地域的限制，拓寬基層群眾參與基層治理的渠道，賦予基層社會治理新的模式，在系統推進數字化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要注重制度改革創新。數字技術以大數據為支持，要想實現社會資源在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公民個體等社會主體中的充分流動，需要基層社會治理的政府及部門根據自身情況來制定和完善基層社會治理制度，實現社會治理信息的有效傳遞和及時交互，推動各社會治理主體之間的協作創新，實現從單向度的管理到多維度的協同治理的轉變。通過數字賦能，建設多中心化、網絡化、全覆蓋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數字化社會治理制度。

　　提升參與主體和對象的數字化能力。數字化、智能化促進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變革，數字賦能為基層社會治理帶來質的改變，促進社會治理現代化、提升公眾獲得感。但同時，“數字鴻溝”和“數字繭房”問題不可忽視，需要不斷提升治理主體和社會受眾的數字化、信息化能力，讓基層社會治理所有參與方都能擁有發布、獲取及運用數據信息的專業化能力，才能在基層社會治理中更好地釋放數字紅利，進一步推進社會治理公平，提升現代化的基層社會治理能力。首先，要加強政府、社會組織等社會主體人員的信息素養。通過數字化治理理念、數字化治理平臺運維、數字分析素養等全方位培訓，提升基層社會治理主體人員專業化能力，保障基層社會治理數字化能夠高效推進，提升社會治理智能化水平。其次，要加強公眾的數字化能力，破除信息壁壘。信息時代，由于社會經濟發展等多種因素使“數字鴻溝”和“數字繭房”現象越加普遍，導致部分公眾群體無法有效接受數字信息，成為數字化時代新的弱勢群體。因此，在推進數字化進程中，要加強公眾的信息素養，增強全民數字化治理參與的深度和廣度，提升全民信息素養水平，深化社會治理數字化建設，充分釋放數字紅利以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

　　提高政策制定和執行的精準化水平。要切實樹立大數據戰略思維，把大數據分析技術運用到政策發布、政務辦理、業務查詢、意見反饋等服務領域，通過數字技術感知和預測公民的需求和社會發展態勢，使得基層社會治理重心逐步由后端管理轉向前端預警、由基層行政部門轉向基層網格。依據大數據實施動態分析和預測，讓基層社會治理從依靠經驗分析判斷到 “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精準化治理，為治理決策提供更加科學的判斷依據，讓社會治理過程擺脫熟人社會的弊端更加透明。只有實現基層社會治理方式從經驗化向科學化、數據化、智能化、精準化轉變，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決策的科學化和精準化，提高基層社會治理過程的精準化和透明化，為公眾提供更加智能精準、便捷高效、規范透明的公共服務，才能全面提高社會治理效能，提升社會滿意度。

　　堅持數據管理和使用規范化。數據已經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基本要素，要解決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產生和積累的大數據引發的技術倫理問題，需要建立規范的管理制度，并在各級管理和服務系統中嚴格執行。數字技術參與基層社會治理是一把雙刃劍，數字技術、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僅僅為基層社會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撐，必須實現技術理性向制度理性的新跨越，促進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但是數據管理和使用本身存在著技術倫理風險，數據管理的安全問題、數據使用的權限和范圍、數據采集的隱私權、數據保存的時長時效等，都對數字化治理提出了挑戰。在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數字化進程中，必須堅持規范化原則，建立健全大數據采集、使用、存儲、審查、開放和安全管理規范化制度，加大對數據管理不規范、濫用數據、侵犯個人隱私等倫理問題的監督，從法律和倫理層面來規范數據安全問題，為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數字化提供制度保障。

　　堅持輿情預測與管理前瞻性。數字技術參與社會治理程度越深，數字技術對社會治理的“反噬”問題可能越突出。在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數字化進程中，“黑天鵝”“灰犀牛”事件帶來的社會矛盾也越來越多地進入到全媒體關注范圍。網絡負面輿情一旦處理不當，就可能進一步引發新的問題，消解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在推進數字化過程中，要樹立正確的輿情觀，建立健全輿情預警、監測、發布系統機制，有效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對輿情進行監測。利用輿情檢測預警實現事前防范管理與事后應對處置的有效銜接，輿情出現后及時準確掌握輿情動態，及時有效應對和處置輿情和輿情引發的問題。同時要加強輿情應急處置演習，定期開展網絡輿情響應模擬演練，提高網絡輿情的處理能力，打造安全和發展并重的數字化治理范式。

　　（作者單位：三亞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