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多元融合的社區社會工作專業關系
日期：2022-12-0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我國的社區治理模式和文化環境轉變推動著社區社會工作轉型。傳統的行政性社會工作盤根錯節，這導致專業社會工作在社區中的認知度較低。因此，社會工作者進入社區需要先充分地建立專業關系，即與社區建立“群體”信任。
專業關系具備多重特征
如何建立信任？個體融入一個群體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關系化”路徑，一種是“類別化”路徑。“關系化”路徑就是通過互動的方式建立彼此之間的關系，從而拉近距離，就好比從個人差序格局的“六環”升到“五環”，以關系的提升來增強信任感。“類別化”路徑則是通過身份認同來建立信任。中國文化極為重視“關系”，對個體的組織與整合往往依據“差序格局”，“差序”表現出來的也就是信任關系的差異。中國人喜歡說“自己人”，是因為“自己人”才能獲得信任，跟對方講“大家都是自己人”，實際上這是一種表達和提升信任的策略。通過“類別化”路徑建立的信任，主要是制度信任。一方面，制度信任會在具體人際場景中逐漸轉化為“關系化”的信任，人情社會中主要還是以關系為主。另一方面，對于社會工作來說，絕大多數民眾是不知曉、不了解的，社會工作不具備與警察、律師等職業一樣的、在制度上強有力的身份認同。也就是說，社會工作很難依靠“類別化”的方式建立信任。從本土文化的角度來看，“關系化”路徑是影響中國社會人際信任的最主要路徑。
社會工作的專業關系是一種動態的、在持續互動過程中產生的助人關系，互動主體是作為職業者的社會工作者和需要接受幫助的服務對象，這種基于專業關系的互動區別于日常生活中的互動。盡管社會工作的發展正在從“問題視角”向“優勢視角”轉變，關系的建立不再以“治療者”與“有問題的人”作為互動主體，但依然強調基于職業身份和制度認同的專業關系，除此以外的雙重關系或多重關系被認為是不可取的。當社工和案主產生超過一種以上的關系時，不論是社交的還是商業的關系，雙重或多重關系便存在了。雙重或多重關系描述社工與案主之間可能存在的不同形式的接觸與互動，除了專業關系中的互動外，還可能包括錢財交易及借貸、通過提供服務以滿足個人情緒上的需求、非正式的社交互動（如贈送或交換禮物）等。西方國家的主流研究認為，雙重/多重關系弊大于利，主張應該堅持社會工作價值倫理守則、建立純粹的專業關系，才更有利于服務對象，以免雙重/多重關系對服務對象造成剝削或潛在的傷害，同時促進社會工作專業化和職業化的發展。
但近年來也有西方學者對“一刀切”的禁止雙重/多重關系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在現實的服務場景中，雙重/多重關系難以避免，因為服務對象遇到的問題千差萬別，傳統的有限專業關系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例如，服務對象遭遇的某些心理問題，需要通過模擬重建適當的“依戀關系”，或超出專業關系界限的大量個人時間陪伴，才能有效解決問題。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超越專業關系的界限可能是有害的、造成剝削的，但也可能是建設性的，即專業關系是達成社會工作助人目標的手段而不是目標，過于嚴苛的專業關系可能將來訪者“拒之門外”，很難獲得他們的深度信任。
充分考慮中國社會信任模式
如果考慮到地域文化的差異，西方傳統的有限專業關系更值得商榷。這種限定專業關系的做法或許更適用于西方的社會文化環境，當文化場景發生變化時，這種堅持是否還有意義？中國傳統文化中長期積淀的人情、關系、面子、道德習俗等文化因素，與西方的文化傳統和社會互動的方式截然不同，也與西方傳統的社會工作價值理念存在較大分歧。這些文化差異需要在構建本土社會工作的過程中得到充分重視。在中國社會中，差序格局和以“關系化”建立信任的模式發揮著主要作用，在本土文化的影響下，社會工作者很難把握專業關系與為幫助服務對象所建立的人際關系之間的界限。因此，社區工作中的私人感情和雙重/多重關系在中國的實踐環境中是無法避免的。中國社會工作的制度信任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只能依附于人際信任。本土導向的專業關系在制度信任得以建立之前，應充分考慮到中國社會的信任模式和文化特殊性。
首先，這是社會工作文化敏感性的要求。高度的文化敏感力是社會工作專業性的重要體現，具體表現在社工自覺適應服務對象文化的過程中。社工在服務過程中，應當在服務對象的文化框架下協助他們分析所面臨的問題并尋找解決辦法。社會工作的本土化必須強調與傳統社會文化的適應，要求社工在本土導向的專業關系中持有一種反思的態度。這種對本土文化場域和社會工作倫理二者適應性的反思，就是文化敏感性的體現。在處理社會工作專業關系時，社工必須有較強的文化敏感性，并將此貫徹于本土導向的社會工作專業關系界限與社會工作信任模式的建構之中，抓住社會工作倫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契合之處。
其次，專業關系的背后體現的是社會工作的倫理價值。從倫理學上來講，專業倫理價值有兩種發展取向，第一種是專業倫理絕對主義，第二種則是專業倫理相對主義。專業倫理絕對主義認為，一種專業或職業必須堅持固定的道德法則和倫理價值，試圖用絕對主義的觀點認識和解釋道德倫理的本質及其發展。在當前社會變遷、文化多元交融的時代，專業倫理相對主義一定程度上更符合專業或職業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如同斯賓塞所說：“道德倫理是進化的產物，凡有助于擴建和延續生命的，或適應環境的就是快樂、幸福，也就是善，反之就是惡，這是普遍的人類進化而來的善惡標準。”專業倫理相對主義判斷倫理是否合理是以具體的背景或者產生的后果為依據，需要充分考慮不同國家、地區、民族的社會文化環境。持專業倫理相對主義的社會工作者在實踐過程中將會依據所處的客觀社會文化環境，對所要達成的結果進行預估，以此來判斷是否需要對不符合環境與目標的倫理標準加以調整或適應，而不是一味地遵從一個固定的倫理守則。因此在專業倫理相對主義的視角下，出現雙重/多重關系，并不意味著專業關系的失敗，反而可能是通向好結果的契機。
最后，在社會工作專業關系的理論范式中，相比人本主義、動力學派、功能學派等范式，問題解決學派顯然更適用于本土社會工作的發展，即把重點放到解決問題、做出成效上，這也是國家大力發展社會工作的初衷。在問題解決學派看來，專業關系是案主與工作者基于信任和關懷建立的，只要有助于解決服務對象的問題，并不排斥雙重關系和多重關系。側重問題解決的社會工作認為“關系”是助人的核心，“有意義的關系”在助人過程中非常重要，服務對象問題的解決必須透過“有意義的關系”才能實現，關系的建立是問題解決的基礎條件。在具體的服務過程中，首先就要與服務對象建立專業信任關系，工作者利用這種關系來解決服務對象的問題。因此，按照問題解決學派的觀點，“有意義的關系”的建立需要契合中國社會文化環境，并不是對西方專業關系質疑或否定，而是將專業關系放在我國本土情境中思考，最終建構一種本土導向的社會工作專業關系。
建構社會工作專業文化
社會工作中雙重/多重關系在中國差序格局的文化傳統下無法避免，尤其在社區工作中，專業關系需要建立在充分的社會關系基礎之上。專業關系所依托的信任模式，需要將社會工作的價值觀與中國文化傳統進行融合，應從中國社會關系三位一體的結構——人情、人倫與人緣出發，研究中國文化中的社會工作專業關系。從我國港臺地區社會工作發展的好了經驗來看，中國人傳統的價值體系與倫理并非同西方社會的價值體系完全對立，二者之間可以進行建設性的對話，彼此取長補短，不斷增強社會工作在國內推行的本土適應力，以建構真正適合中國具體國情與文化傳統的社會工作專業文化。
社區是中國社會最基層的場景，也是本土文化氣息最濃郁深厚的場域，需要建立一種基于中國人情關系社會、差序格局的社工與社區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不必然是源自西方傳統的專業關系，而應該是一種本土化的多元融合關系，以傳統的專業關系為基礎，包含個體間的人際信任關系、親密的鄰里關系、個體對群體的認同關系、來自“政府代理人”的制度信任關系等。社工幫助服務對象處理問題所需建立的關系，超出了有限的專業關系的界定。在服務對象利益優先的基礎上，強調專業關系文化敏感性的社工應當適應當地的社會文化，建立一個新型的多元融合式的“專業—信任關系”模式，靈活地處理多重關系及關系的互動變化。此外，社區社會工作的專業關系不是與單個或幾個服務對象建立關系，而是與社區中具有共同生活場域、共同習俗、共同心理認同的社區居民群體建立的關系。借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水平分層理論，前者是個體與個體間的關系，后者是個體與群體間的關系。而個體與個體建立關系的經驗，很難用來指導個體如何與群體建立關系。以往的社會工作專業關系研究主要關注社工與服務對象個體之間的關系，對于如何與群體建立關系則缺少相關的理論和實踐探討。更關鍵的問題是，由于文化的差異，中國的群體與西方的群體在構成群體的文化、動力、權力結構、運作模式上存在很大不同，因此，需要結合我國社區工作本土實踐和文化理念建構適用于本土的社區工作專業關系模式。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