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歷史與出土文獻研究獲得新成果

　　近期，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第十六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會議由中國秦漢史研究會主辦，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廣西歷史學會承辦。來自海內外各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文物考古所及博物館等學術單位的200余位專家學者，提交論文150余篇，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就中國秦漢史研究領域的諸多重要問題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卜憲群認為，本屆研討會收到的學術論文，既代表了當前中國秦漢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水平，更是秦漢史學界向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獻上的最好的禮物，用科學的、實證的研究，切實貫徹、落實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的政策方針。與會專家探討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秦漢政治史與制度史。與會的30余位專家就秦漢國家治理、政治關系、皇帝制度、政區地理、職官、爵制等問題發表了學術見解。具有代表性者，如卜憲群從宏觀上和理論上探討了夏商西周、春秋戰國以至秦漢不同社會形態階段下國家形態與國家治理的發展演變；趙國華通過解讀漢三祖的遺囑，分析后人對其歷史評價，揭示出他們務實、謙卑的人格素養和政治品格；劉瑞根據考古資料認為“漢承秦制”歷史記憶背后隱藏的實際是漢初君臣對秦朝皇帝制度的破壞和揚棄；沈剛以簡牘材料為基礎，重新梳理了諸官系統在秦漢時期的流變，并探討了變化原因；金鐘希指出臨湘縣縣廷與外部屬官的基本結構來自于秦代，但有關司法的史系統屬吏明顯增加，縣廷和縣令的權力得到增強；孫聞博通過對《秦封泥集存》所見秦縣封泥資料的研究，考察了秦代璽與印、通官印與半通印、吏員印與官署印等用印制度。專家學者的報告，無論是對宏觀理論問題的綜合考察和梳理，還是對職官、地理等具體問題的細微考證，都建立在嚴謹、扎實的實證基礎之上，體現了秦漢史研究一貫樸實的治學風格。

　　　二是秦漢經濟史與法律史。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結合，極大地促進了秦漢經濟與法律制度研究。近30位與會專家集中探討了戶籍、財政、土地、徭役、律令、司法等問題。代表性的學術認識，如王彥輝指出，戶籍制度研究對于揭示秦至清專制制度的本質、管理方式演變的影響等顯得尤為重要；臧知非論述了漢代“事役”的結構與貨幣化，指出《逋簿》是農民負擔累進疊加的直接證據；賈麗英根據里耶秦簡“產子課”及“徒簿”探討了徒隸的身份、生活狀態、所做事役等問題；代國璽指出堂邑縣居民多散居，自然村落星羅棋布，表明漢代的邑居面積統計方法是“整片”式的；張榮強探討了孫吳變“計斷九月”為“歲終為斷”的財政年度，并分析了中古財政年度變革的史實和原因；曹旅寧通過新出兔子山遺址漢律律名強調了蕭何次律令的歷史功績。與會專家的報告，既有對相關制度的細致考證，也有以宏觀視角探討長時段歷史的變遷。

　　三是秦漢軍事史、民族史與廣西區域文化。與會的23位專家，就此類問題作了學術報告。代表性成果，如王子今指出秦“尉屠睢”“監祿”的政治軍事行為不僅作用于南越地方史，也有益于中原文化與南越文化的交融，具有開啟新的政治格局與文化方向的意義；晉文將匈奴對兩漢王朝的戰爭訴求分為三個階段，在強盛時逼迫漢朝承認匈奴的大國對等地位、在轉衰時要恢復和親、在衰亡時對抗；史黨社對戰國至秦代的秦蜀關系史料進行了詳盡考證；李德山探討了秦朝對東北地區的統治管理，并重點分析了由此給東北地區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張云華認為婚制變革在拓跋鮮卑族形成和向文明演進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江田祥認為以靈渠為紐帶的湘桂走廊是溝通嶺南與中原地區的重要通道，但不宜過高估量靈渠的實際功用；何海龍、韋寶晶對句町國的地理位置進行了考證，分析了兩漢時期西南地區“郡縣化”的歷程，為探討漢代西南古國同中原王朝的互動提供了實例；朱圣明認為漢代存在兩種與西南夷有關的“徼”，邊民的身份特征漂移于華夷之間。與會專家的報告，內容豐富、角度新穎、視野開闊，擴大了秦漢史研究的思路和視野。

　　　四是秦漢社會史、思想史與文化史。40余位與會專家就秦漢思想觀念、人物名諱、倫理教化、祭祀信仰、經典流變、飲食疫病等諸多方面作了學術報告。代表性的學術見解，如周天游強調從秦漢歷史的變動中去看《史記》，揭示了《史記》對于大一統國家構建的重要意義；李振宏指出賈誼的人生悲劇根本問題在于其思想家稟賦與政治家身份的內在沖突，身份錯位造成了人生悲劇；宋艷萍分類梳理了漢代畫像中的君臣、父子、夫婦等倫理觀念；陳志遠在嚴格的史料批判的基礎上，復原了漢地舍利信仰確立和傳播圖景，重新考慮漢地與犍陀羅舍利信仰的異同；琴載元考察了簡牘時代《史記》寫本的源流與傳承過程。與會專家的報告，內容全面，材料豐富，方法靈活，視角獨到，為我們展現了秦漢歷史圖景的多元樣貌。

　　　五是秦漢考古文物與出土文獻。29位與會專家利用秦漢簡牘、璽印、畫像、碑刻等多類型材料提出諸多新見。代表性學術見解，如張春龍詳細說明了益陽兔子山遺址出土簡牘保護整理工作，并向學界介紹了一批新材料；李均明利用秦漢簡牘材料探討了秦漢時期涉水通道的多種形式；馬怡利用漢晉圖像、結合文獻記載解釋古代口中調理筆墨的行為；鄔文玲釋讀出《先令券書》的立券人籍貫是輿高都里；李忠林據胡家草場《日至》簡，指出漢初歷法的節氣推排依據的是顓頊歷；小林文治考察了楬的分類、形狀、文字、具體機能及其與簡牘的關系，指出西漢到東漢木制的楬向石制轉變的跡象；薛夢瀟圍繞樊敏碑對其個人生命史進行了研究。與會專家的報告，既深入挖掘物質載體上的文字內容，也高度重視出土文獻的考古屬性，復原考古場景，提升了出土文獻研究的深度與精細度。

　　綜上所述，本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是對近年來秦漢史研究的全面梳理，呈現了諸多鮮明特征。第一，充分發掘新史料和新的研究領域，進一步呈現了秦漢歷史的豐富性和多樣性。第二，對傳世文獻和出土材料進行了翔實的探討，辯駁舊說，提出新知，厘清了諸多歷史迷思。第三，采用多元、多學科的研究視角，推進了對秦漢法制、行政制度、思想文化、社會經濟等諸多領域相關問題的研究。第四，檢討研究現狀，反思研究方法，探討秦漢史學科基礎理論，進一步指明了秦漢史研究的路徑和方法。在本屆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對秦漢歷史問題的深度探討，必將為今后秦漢歷史研究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秘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