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心理學探索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加強和改進黨的民族工作，全面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屬于意識范疇，其核心是中華民族認同。近年來，本研究團隊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行了一系列心理學探索，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

　　第一，明確中華民族認同的心理結構和影響因素。從心理學角度看，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是個體在認知上明確認可自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員，在情感上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產生依戀和熱愛；在意志上懷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同目標；在行為上積極進取，克服困難，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中華民族認同的發展路徑為：從個體認同發展到民族認同，再從民族認同發展到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從個體認同發展到民族認同是一個自我歸類和去個性化過程，也是一個認同融合過程，其心理基礎是個體的歸屬需要。民族認同形成的基礎是共同的歷史記憶（特別是關于民族起源的記憶）和從親屬關系衍生出來的根基性情感。從民族認同發展到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是一個再分類過程，是族群邊界擴展和族群邊界模糊的結果。個體通過重新分類轉變對族群間邊界的感知，將原本所屬的內群體和所屬之外的外群體轉變為一個共同的、包攝水平更廣的上位群體的概念，即共同內群體。其形成基礎是各民族在長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對共同利益和共同追求的反映。因此，民族認同是一個相對自然的發展過程。只要個體在一定的民族文化環境中生活，民族認同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當他們同外民族成員接觸時，就會很容易將自己與他者區別開來。由于個體并不一定具有跨民族、跨文化交往的經驗，民族認同并不必然地轉化為民族共同體認同。共同體認同離不開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很大程度上還需要通過教育引導和法律保障才能實現，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識的自覺加工過程。

　　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心理表征包括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共識性知識和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根基性情感。影響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個體因素，如年齡和心理差異等。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構建在青春期基本完成，但仍隨年齡增長遞增。心理差異則體現在認知（價值觀、跨文化敏感性、社會適應能力）和情感（歸屬感和態度）方面。二是群體因素，如群體的規模和地位、感知相似性與相對原型性、群際接觸、族際通婚等。三是教育因素。正確處理多元與一體、共同性與差異性、中華文化與各民族文化、民族意識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四種關系；樹立積極的歷史記憶；認真總結我國民族團結的成功經驗；加強對共同體形成與維護的心理機制的研究與運用。此外，還存在生產方式、語言、服飾、宗教信仰等其他影響因素。

　　第二，正確認識民族意識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系。費孝通認為，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56個民族是基層，中華民族是高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引導各民族始終把中華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本民族意識要服從和服務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要在實現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利益進程中實現好各民族具體利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華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葉。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為我們正確認識民族意識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根本方法論原則。

　　第三，內藏班高中生對國內外民族的容器隱喻、群際態度和助人傾向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高層級群體，其概念建構遵循隱喻投射原則。容器隱喻可具象表達中華民族共同體，容器內是和諧共處、緊密相連的國內各民族，容器外是國外各民族。個體意識到國內各民族生活在同一疆界（容器）內，同呼吸、共命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誰也離不開誰”，即為中華民族共同體認知的容器隱喻。習近平總書記常用容器隱喻喻指中華民族共同體，將中華民族共同體喻為“大家庭”“兄弟手足”“石榴籽”“同舟共濟的人”。在這種共同認知作用下，居住在中國境內的各民族關系親近，產生內群體偏愛和親社會行為；而國外各民族在國家權力、人民利益等方面與我們不同，距離感自然產生。

　　我們以國內不同民族及其成員表征中華民族共同內群體，以國外不同民族及其成員表征共同外群體，通過3個實驗考察了內藏班高中生對國內外民族的容器隱喻、群際態度和助人傾向。實驗1采用空間Stroop范式，發現國內民族人名呈現在圈內的反應時顯著短于呈現在圈外，國外民族人名呈現在圈外的反應時顯著短于呈現在圈內，說明內藏班高中生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知運用了容器隱喻思維，他們將國內民族成員置于容器內，將國外民族成員置于容器外。實驗2通過啟動Stroop范式發現，當啟動詞是國內民族名稱時，對積極詞的詞性判斷的反應時顯著短于對消極詞；當啟動詞是國外民族名稱時，對消極詞的詞性判斷的反應時顯著短于對積極詞，說明內藏班高中生對國內民族存在共同內群體偏愛。實驗3采用金錢和時間助人任務，發現內藏班高中生捐贈給國內民族成員的金錢和所花時間顯著多于國外民族成員，說明內藏班高中生對國內民族成員具有更強的助人意愿。整個研究表明，內藏班高中生具有中華民族共同內群體的容器隱喻，對共同內群體產生了偏愛和更強的助人意愿。這與內藏班高中生豐富的跨民族交往經驗和社會互動經驗有關。長期的民族團結政策、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政治導向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大家庭”“手足兄弟”“石榴籽”隱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民族內隱觀、身份認同對族際通婚子女的外群接觸態度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影響。族際通婚是指不同民族成員間的相互聯姻， 又被稱為跨族通婚、族際婚。與族內婚姻子女相比，族際通婚子女的民族身份不具有與生俱來的先賦性和毋庸置疑的確定性，而是存在選擇的可能。族際通婚子女出生時，由父母根據自身所屬民族選擇填報，年滿18周歲時還可依據父母民族身份再申請一次變更。所以，國家法律制度賦予族際通婚子女的民族身份不一定真實反映該群體的心理身份認同。作為夾雜在雙重文化中的中間人，族際通婚子女的民族邊界意識和自我身份歸屬可能與族內通婚子女存在較大差異，因而有必要對該群體進行深入研究。

　　以我國蒙古族、鄂倫春族、拉祜族、傣族、佤族、布朗族、白族、苗族、瑤族、侗族、壯族、毛南族、藏族、達斡爾族14個少數民族學生和漢族學生為被試，我們考察了族際通婚子女的民族內隱觀、身份認同及其對外群接觸態度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影響。樣本遍及5個省（自治區）、2個少數民族自治州和6個少數民族自治縣（區、旗）及部分少數民族常住人口較多的鄉鎮。其中，族際通婚子女1317人，族內通婚子女2164人。研究工具為民族本質論問卷、多民族認同問卷、自陳身份認同問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問卷。結果發現：（1）個體的民族意識和社會身份認同受父母婚姻類型影響。與族內通婚子女相比，族際通婚子女持有較低的民族本質論觀念，對本民族認同感不強烈，但對外群體接觸態度更積極，更傾向于建構包攝水平更高的中華民族認同。（2）中華民族認同和本民族認同在族際通婚子女的外群接觸態度上都起顯著的中介作用，反映出身份認同的多重性。（3）族際通婚是民族接觸與交往的最高形式。不同族際通婚類型對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都有重要意義，但相較之下，少數民族與漢族通婚更有助于塑造子女積極的群際接觸觀念。（4）高族際通婚水平民族既能保持相對穩定和成熟的本民族認同，也有積極良好的外群接觸態度，生動體現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特征。整個研究表明，族際通婚作為高質量的民族接觸與交融形式，對于推動建立民族互嵌格局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意義。

　　第五，少數民族中學生民族團結意識的培育路徑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民族團結之本。我們利用有良好信效度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民族團結意識量表對廣西龍勝各族自治縣少數民族中學生進行了調查，以探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背景下少數民族中學生民族團結意識的培育路徑。結果發現：（1）少數民族中學生擁有高水平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共同體意識、民族團結意識；（2）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民族團結意識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3）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民族團結意識之間存在多重鏈式中介。這表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民族團結意識的前提和基礎，少數民族中學生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在民族團結意識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中起著重要促進作用。

　　（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廣西師范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