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國史探索的疑議與新證
日期：2023-07-1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關于東周中山國的歷史，傳世文獻記載有限且多有抵牾。晚清王先謙著《鮮虞中山國事表》，將中山國史料匯總疏證，但許多謎團仍未得到澄清。20世紀70年代河北省平山縣中山國王陵發掘以后，出土的考古學資料揭開了中山國史探索的新局面。比較流行的結論認為：從春秋鮮虞到戰國中山，基本上一脈相承，考古遺存大致反映了鮮虞華夏化的歷史進程。但是，同時也存在著不少疑議。2015年以來，河北省行唐縣故郡遺址發現了早期中山國大型墓地，新出考古學資料顯示出了中山國文化的復雜性。其所反映的史實，究竟是鞏固并細化了上述主流結論，還是部分動搖了這些觀點并趨向于某些疑議？因此，有必要綜合傳世文獻與考古學資料，對中山國史進行新的探索與考證。
傳世文獻中的中山國史與疑議
中山國史的若干線索，主要見于《左傳》《戰國策》和《史記》等文獻。對于這些有限記載的釋讀與認識，長期以來存在不少疑議。其所聚焦的內容諸如：中山歷史進程細節的復原、鮮虞族姓與中山國姓的關系、魏占中山與中山復國的真相等。其中，最根本的疑議是對中山歷史進程的認識，究竟是一脈相承還是側出旁支？抑或其間存在斷裂而另立體系？這一問題實際上緊密關系著其他相關疑議的解決。
中山之名最早見于《左傳》定公四年（前506），杜預注云“中山，鮮虞”。而鮮虞則最早見于《春秋》昭公十二年（前530）“晉伐鮮虞”，《谷梁傳》集解引《世本》說：“鮮虞，姬姓，白狄也。”這些記載說明中山或淵源于鮮虞，而至少自春秋晚期起，中山國就已經存在，但春秋時期的鮮虞與中山的確切關系并不明朗。《史記·趙世家》：“（獻侯）十年（前414），中山武公初立。”《索隱》引《世本》：“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此大概即戰國中山立國之始。又據《趙世家》：“烈侯元年（前408），魏文侯伐中山（兩年后魏滅中山）……（趙惠文王）三年（前296），滅中山。”再據《史記·樂毅列傳》“中山復國”（約在前378年）。這些記述反映出戰國中山包括前后兩大階段，前中山為魏所滅，復國的后中山又為趙所滅。但是，對于前后二中山之間、前中山與春秋中山之間的聯系細節，文獻并未提供確鑿的線索。
古文獻勾畫出中山國史的大致進程：春秋鮮虞—春秋中山（鮮虞中山）—戰國前中山（武公中山）—魏占中山—戰國后中山（復國中山）—趙滅中山。這一歷史進程只是一個粗略的路徑，對于其具體軌跡的認識則存在諸多爭議。其中，主要有四種意見。
其一，春秋中山與武公中山屬于連續一系，中山武公出于鮮虞。呂祖謙、梁玉繩、顧頡剛等主張此說。
其二，春秋中山與武公中山并非一系，中山武公出自周室。此說起于《漢書古今人表》，雷學淇、程恩澤等贊同這一觀點，其要點是：鮮虞中山滅后乃周室所封中山，直至被魏所滅。
其三，魏滅春秋中山后，繼之為魏之屬國中山，當為魏之別封。持此觀點的主要是清代學者如沈欽韓、黃式三、蘇時學等，以及近代學者如錢穆、徐中舒等。沈欽韓更是認為《史記·趙世家》將中山武公初立與魏文侯滅中山的年代倒置，而錢穆則進一步考證中山武公初立當在前399年。徐中舒認為，魏屬中山后來逐漸脫離魏國而走向獨立。這些論點的核心是質疑所謂的中山復國，認為魏占中山之后便與中山一體一宗，甚至視武公為魏所封中山的始封君。
其四，魏滅春秋中山之后的復國中山，并非魏屬中山。持此看法的學者有梁玉繩、蒙文通、楊寬等。此觀點基本上秉承了《史記》等文獻記載，認為戰國中山在魏占中斷一個時期之后，繼而又復國延續。
上述四種意見實際上涉及兩大問題：一是中山武公的身份之爭，此還涉及鮮虞族姓及淵源等問題；二是戰國中山是否魏之別封之爭，實即魏占中山與復國中山的關系問題。要之，由于傳世文獻記載的局限，中山歷史進程的具體軌跡并不清晰，存在諸多論點與疑議。1974年平山中山王陵的發現，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契機。
中山王陵發掘促進相關研究
戰國中山王陵發掘是中山考古的重大發現。其中三件銅器上因刻有長篇銘文而被譽為中山三器，器銘內容尤其是所記的中山世系，促使中山國史探索取得重大突破。李學勤、李零關于中山三器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其結論主旨是：從春秋鮮虞中山到戰國中山一脈相承，中山文化是鮮虞文化逐漸深度華夏化的結果。此論點一經發布，影響廣泛而持久，至今仍是中山國史研究的主流觀點。
同時，也存在一些相反的異議，其中以黃盛璋的反駁最具典型性。其核心內容為：春秋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之間不存在連續，中山武公出于周室，戰國中山文化本屬于中原體系，并不存在所謂的華夏化。這一論點與主流觀點幾乎針鋒相對。此外，孫華提出了一種近似折中的看法：戰國中山并非春秋鮮虞的延續，但仍出自與周室同姓的另一支姬姓白狄。
上述爭議表明，中山王陵出土文獻發現以后，中山國史探索雖然取得重大進展，但原有的疑議并沒有完全解決，反而增加了新的異議。值得注意的是，李零在關于中山三器的補充論述中提出，桓公復國之后再次失國。這說明中山器銘的世系，并未徹底解決中山歷史進程的銜接細節問題。總結這些疑議，其內容與傳世文獻釋讀所產生的疑議大體相類似，但新增了鮮虞文化華夏化等問題，其中最根本的疑議依然是關于中山歷史進程軌跡的爭論。
中山三器銘文無疑是中山國史珍貴的補證史料，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所列的中山世系，彌補了傳世文獻的欠缺。但對這一世系解讀的結果卻延續了傳統疑議的主要內容。諸如：世系能否證明鮮虞中山與武公中山之間的連續？能否說明戰國中山的出處及國姓？能否反映中山復國的真相？另外，以中山王陵為代表的戰國中山文化，是否確鑿反映了鮮虞華夏化的過程及結果？諸多疑議直接關系著中山國史的總體探索。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傳世文獻與考古學資料的有機整合，尤其需要對鮮虞中山疆域的考古學文化進行全面考察，進而在此基礎上探索新證。
關于中山歷史進程的新證
中山歷史進程的復原是中山國史探索的首要基礎，其中最主要的是春秋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之間的連接軌跡問題，這也是諸多疑議中最突出的一項內容。近年來，以河北省行唐縣故郡遺址為代表的中山考古新成果，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線索和依據，其新證內容主要有三。
其一，公族墓向的差異，顯示出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的國姓之別。考古發現的公族之墓，多為規格較高的大中型墓，且常與王陵相伴。公族墓的墓向具有較固定的歷史傳承，因而是反映公室族屬亦即國姓的重要指標。行唐故郡遺址發現的大中型墓，應屬于早期中山國公族之墓，其墓向主要朝東，此與中山王陵的墓向朝北形成顯著區別。故郡大墓與中山王陵的墓向差異，反映出春秋中山與戰國中山的公室并非同一族屬，因此其君統及國姓當非一系。這一點還反映在陵墓建設的整體規制上，中山王陵與輝縣固圍村魏國大墓（有人推測為魏王陵）具有很多相同元素。據此，戰國中山與魏國同屬姬姓，應比較可靠；而春秋鮮虞中山或屬于另外一姓，當無多大問題。
其二，墓葬文化內涵的區別，反映出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分屬兩種文化體系。唐河、滹沱河流域的春秋至戰國初期鮮虞中山國墓葬，具有濃厚的鮮虞文化特色，主要元素如：墓室積石、大量殉牲、隨葬品常見獸形牌飾、金絲或銅絲耳環等。所有這些特征，在戰國中山墓葬文化中基本消失，前后兩種墓葬文化的分野與隔斷清晰，明顯屬于性質不同的兩個系統。
其三，考古資料印證了文獻記載的鮮虞中山社會形態，其與戰國中山之間落差顯著。《呂氏春秋·先識覽》記載了鮮虞中山的社會形態：“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事實上，稱其為“亡國之風”實屬一種誤會，此正是鮮虞中山社會與經濟形態的極好寫照。行唐故郡遺址發現有規模巨大的殉牲坑，例如25號殉牲坑殉牲近400具，其中羊所占比例高達近80％，其次是牛和馬。這是鮮虞中山畜牧業發達的重要實物證據，而所謂“以夜繼日、歌謠好悲”的中山之俗，正是畜牧民族自然而特有的生產與生活習俗。與此形成鮮明對照，戰國中山的社會與經濟形態則是另一幅情景。中山靈壽城遺址的考古發現表明，戰國中山的經濟類型以農業為主，發現有水稻、粟和高粱等糧食遺存，還有專門生產農具的作坊遺址及大量的鐵制農具。與此相應，社會風尚也隨之發生巨變。《戰國策》記述說，趙武靈王滅中山前，派人探查中山國情，回報說中山貴儒學、賤壯士。出土文獻對此亦有記載，中山三器的銘文反復引用儒家經典《詩經》，并譴責燕國的禪讓事件，儼然為周制正統的維護者。總之，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互相印證，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在社會形態與經濟類型方面，均存在著鮮明的分野與落差。
要之，墓葬文化元素以及諸多考古學綜合證據表明，春秋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之間的差異是首要和根本的，兩者之間在文化層面的分野已基本得到澄清，尤其是兩者公室的族姓并非同種。據此，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之間的歷史進程，當非連續發展的一體一系。
關于鮮虞文化變革的新證
如果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之間不存在一脈連續的發展，那么如何認識兩者之間的文化變遷，其本質究竟是鮮虞華夏化的結果，還是華夏化鮮虞的變革？關于這一疑議問題的綜合新證，主要內容有二。
第一，中山考古資料的多年積累證實，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之間的文化落差，屬于一種文化突轉的變革，并不具備華夏化漸趨演進的基礎條件，因此并非是鮮虞深度華夏化的結果。
戰國中山文化的內涵構成中，基本不見鮮虞文化的傳承元素，前后兩種文化之間不存在轉化演變的軌跡，而是一種跨越式的突變更新，類似于一種文化斷裂與分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戰國中山文化與魏、趙兩國文化比較相似，甚至連最具族姓指向意義的墓向，也轉為與魏國相一致。此說明在戰國中期中山復國之后，鮮虞文化并未隨之復興，自身文化傳統幾近消失，而完全轉型為華夏性質的文化。換言之，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之間，并不存在所謂逐漸華夏化的過程。發生文化突變的歷史背景，無疑是公室政權的更迭，前后兩種文化的分野時間正在戰國早期之末，亦即魏滅中山之后。這一時期，春秋鮮虞文化迅速衰落以至幾近消失，而戰國中山文化突然形成，其契機似乎均源于魏國的占領。
第二，戰國中山文化的華夏性質，并非來自鮮虞文化的華夏化，應是華夏文化融合轉化了鮮虞文化，而公室族姓之變當是這種文化突變的根本基礎。
如何解讀戰國中山文化的華夏特征，將直接關系到鮮虞華夏化的疑議。主張鮮虞華夏化的論點，強調其契機來自魏占期間的華夏文化影響，但此觀點恐怕難以解釋中山復國之后鮮虞文化未有復興的原因。這一論點的本質是：魏占中山導致鮮虞華夏化，而復國中山只是恢復了鮮虞政權，文化方面則繼續保持全面華夏化。這一看法缺乏足夠的考古證據支持，因為不僅未發現所謂華夏化過程的文化軌跡，更重要的是復國中山與鮮虞中山并非同種國姓。因此，復國的中山文化絕非鮮虞文化深度華夏化的結果，而更像是一種由鮮虞到華夏跨越式的文化變革。但如果是一種連公族墓向都已更改的文化突變，則鮮虞中山復國的歷史真相必將受到質疑，中山為周室所封或魏之別封的觀點甚至有必要重新審視。關于此，陳槃的論點可能比較中肯：戰國中山始君與魏滅之后是否復國，均未詳也。
綜上，中山國史探索盡管取得了長足進展，但關于春秋中山與戰國中山連續發展的疑議依舊存在。一些新證據表明兩者之間或許存在著斷裂與分野，戰國中山文化并非出自鮮虞華夏化而是華夏化鮮虞。所有這些疑議問題，均需要進一步探索與補證。
（作者系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中國考古學會夏商考古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