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國史探索的疑議與新證
日期:2023-07-1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關于東周中山國的歷史,傳世文獻記載有限且多有抵牾。晚清王先謙著《鮮虞中山國事表》,將中山國史料匯總疏證,但許多謎團仍未得到澄清。20世紀70年代河北省平山縣中山國王陵發掘以后,出土的考古學資料揭開了中山國史探索的新局面。比較流行的結論認為:從春秋鮮虞到戰國中山,基本上一脈相承,考古遺存大致反映了鮮虞華夏化的歷史進程。但是,同時也存在著不少疑議。2015年以來,河北省行唐縣故郡遺址發現了早期中山國大型墓地,新出考古學資料顯示出了中山國文化的復雜性。其所反映的史實,究竟是鞏固并細化了上述主流結論,還是部分動搖了這些觀點并趨向于某些疑議?因此,有必要綜合傳世文獻與考古學資料,對中山國史進行新的探索與考證。
傳世文獻中的中山國史與疑議
中山國史的若干線索,主要見于《左傳》《戰國策》和《史記》等文獻。對于這些有限記載的釋讀與認識,長期以來存在不少疑議。其所聚焦的內容諸如:中山歷史進程細節的復原、鮮虞族姓與中山國姓的關系、魏占中山與中山復國的真相等。其中,最根本的疑議是對中山歷史進程的認識,究竟是一脈相承還是側出旁支?抑或其間存在斷裂而另立體系?這一問題實際上緊密關系著其他相關疑議的解決。
中山之名最早見于《左傳》定公四年(前506),杜預注云“中山,鮮虞”。而鮮虞則最早見于《春秋》昭公十二年(前530)“晉伐鮮虞”,《谷梁傳》集解引《世本》說:“鮮虞,姬姓,白狄也。”這些記載說明中山或淵源于鮮虞,而至少自春秋晚期起,中山國就已經存在,但春秋時期的鮮虞與中山的確切關系并不明朗。《史記·趙世家》:“(獻侯)十年(前414),中山武公初立。”《索隱》引《世本》:“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此大概即戰國中山立國之始。又據《趙世家》:“烈侯元年(前408),魏文侯伐中山(兩年后魏滅中山)……(趙惠文王)三年(前296),滅中山。”再據《史記·樂毅列傳》“中山復國”(約在前378年)。這些記述反映出戰國中山包括前后兩大階段,前中山為魏所滅,復國的后中山又為趙所滅。但是,對于前后二中山之間、前中山與春秋中山之間的聯系細節,文獻并未提供確鑿的線索。
古文獻勾畫出中山國史的大致進程:春秋鮮虞—春秋中山(鮮虞中山)—戰國前中山(武公中山)—魏占中山—戰國后中山(復國中山)—趙滅中山。這一歷史進程只是一個粗略的路徑,對于其具體軌跡的認識則存在諸多爭議。其中,主要有四種意見。
其一,春秋中山與武公中山屬于連續一系,中山武公出于鮮虞。呂祖謙、梁玉繩、顧頡剛等主張此說。
其二,春秋中山與武公中山并非一系,中山武公出自周室。此說起于《漢書古今人表》,雷學淇、程恩澤等贊同這一觀點,其要點是:鮮虞中山滅后乃周室所封中山,直至被魏所滅。
其三,魏滅春秋中山后,繼之為魏之屬國中山,當為魏之別封。持此觀點的主要是清代學者如沈欽韓、黃式三、蘇時學等,以及近代學者如錢穆、徐中舒等。沈欽韓更是認為《史記·趙世家》將中山武公初立與魏文侯滅中山的年代倒置,而錢穆則進一步考證中山武公初立當在前399年。徐中舒認為,魏屬中山后來逐漸脫離魏國而走向獨立。這些論點的核心是質疑所謂的中山復國,認為魏占中山之后便與中山一體一宗,甚至視武公為魏所封中山的始封君。
其四,魏滅春秋中山之后的復國中山,并非魏屬中山。持此看法的學者有梁玉繩、蒙文通、楊寬等。此觀點基本上秉承了《史記》等文獻記載,認為戰國中山在魏占中斷一個時期之后,繼而又復國延續。
上述四種意見實際上涉及兩大問題:一是中山武公的身份之爭,此還涉及鮮虞族姓及淵源等問題;二是戰國中山是否魏之別封之爭,實即魏占中山與復國中山的關系問題。要之,由于傳世文獻記載的局限,中山歷史進程的具體軌跡并不清晰,存在諸多論點與疑議。1974年平山中山王陵的發現,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契機。
中山王陵發掘促進相關研究
戰國中山王陵發掘是中山考古的重大發現。其中三件銅器上因刻有長篇銘文而被譽為中山三器,器銘內容尤其是所記的中山世系,促使中山國史探索取得重大突破。李學勤、李零關于中山三器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其結論主旨是:從春秋鮮虞中山到戰國中山一脈相承,中山文化是鮮虞文化逐漸深度華夏化的結果。此論點一經發布,影響廣泛而持久,至今仍是中山國史研究的主流觀點。
同時,也存在一些相反的異議,其中以黃盛璋的反駁最具典型性。其核心內容為:春秋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之間不存在連續,中山武公出于周室,戰國中山文化本屬于中原體系,并不存在所謂的華夏化。這一論點與主流觀點幾乎針鋒相對。此外,孫華提出了一種近似折中的看法:戰國中山并非春秋鮮虞的延續,但仍出自與周室同姓的另一支姬姓白狄。
上述爭議表明,中山王陵出土文獻發現以后,中山國史探索雖然取得重大進展,但原有的疑議并沒有完全解決,反而增加了新的異議。值得注意的是,李零在關于中山三器的補充論述中提出,桓公復國之后再次失國。這說明中山器銘的世系,并未徹底解決中山歷史進程的銜接細節問題。總結這些疑議,其內容與傳世文獻釋讀所產生的疑議大體相類似,但新增了鮮虞文化華夏化等問題,其中最根本的疑議依然是關于中山歷史進程軌跡的爭論。
中山三器銘文無疑是中山國史珍貴的補證史料,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所列的中山世系,彌補了傳世文獻的欠缺。但對這一世系解讀的結果卻延續了傳統疑議的主要內容。諸如:世系能否證明鮮虞中山與武公中山之間的連續?能否說明戰國中山的出處及國姓?能否反映中山復國的真相?另外,以中山王陵為代表的戰國中山文化,是否確鑿反映了鮮虞華夏化的過程及結果?諸多疑議直接關系著中山國史的總體探索。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傳世文獻與考古學資料的有機整合,尤其需要對鮮虞中山疆域的考古學文化進行全面考察,進而在此基礎上探索新證。
關于中山歷史進程的新證
中山歷史進程的復原是中山國史探索的首要基礎,其中最主要的是春秋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之間的連接軌跡問題,這也是諸多疑議中最突出的一項內容。近年來,以河北省行唐縣故郡遺址為代表的中山考古新成果,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線索和依據,其新證內容主要有三。
其一,公族墓向的差異,顯示出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的國姓之別。考古發現的公族之墓,多為規格較高的大中型墓,且常與王陵相伴。公族墓的墓向具有較固定的歷史傳承,因而是反映公室族屬亦即國姓的重要指標。行唐故郡遺址發現的大中型墓,應屬于早期中山國公族之墓,其墓向主要朝東,此與中山王陵的墓向朝北形成顯著區別。故郡大墓與中山王陵的墓向差異,反映出春秋中山與戰國中山的公室并非同一族屬,因此其君統及國姓當非一系。這一點還反映在陵墓建設的整體規制上,中山王陵與輝縣固圍村魏國大墓(有人推測為魏王陵)具有很多相同元素。據此,戰國中山與魏國同屬姬姓,應比較可靠;而春秋鮮虞中山或屬于另外一姓,當無多大問題。
其二,墓葬文化內涵的區別,反映出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分屬兩種文化體系。唐河、滹沱河流域的春秋至戰國初期鮮虞中山國墓葬,具有濃厚的鮮虞文化特色,主要元素如:墓室積石、大量殉牲、隨葬品常見獸形牌飾、金絲或銅絲耳環等。所有這些特征,在戰國中山墓葬文化中基本消失,前后兩種墓葬文化的分野與隔斷清晰,明顯屬于性質不同的兩個系統。
其三,考古資料印證了文獻記載的鮮虞中山社會形態,其與戰國中山之間落差顯著。《呂氏春秋·先識覽》記載了鮮虞中山的社會形態:“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事實上,稱其為“亡國之風”實屬一種誤會,此正是鮮虞中山社會與經濟形態的極好寫照。行唐故郡遺址發現有規模巨大的殉牲坑,例如25號殉牲坑殉牲近400具,其中羊所占比例高達近80%,其次是牛和馬。這是鮮虞中山畜牧業發達的重要實物證據,而所謂“以夜繼日、歌謠好悲”的中山之俗,正是畜牧民族自然而特有的生產與生活習俗。與此形成鮮明對照,戰國中山的社會與經濟形態則是另一幅情景。中山靈壽城遺址的考古發現表明,戰國中山的經濟類型以農業為主,發現有水稻、粟和高粱等糧食遺存,還有專門生產農具的作坊遺址及大量的鐵制農具。與此相應,社會風尚也隨之發生巨變。《戰國策》記述說,趙武靈王滅中山前,派人探查中山國情,回報說中山貴儒學、賤壯士。出土文獻對此亦有記載,中山三器的銘文反復引用儒家經典《詩經》,并譴責燕國的禪讓事件,儼然為周制正統的維護者。總之,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互相印證,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在社會形態與經濟類型方面,均存在著鮮明的分野與落差。
要之,墓葬文化元素以及諸多考古學綜合證據表明,春秋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之間的差異是首要和根本的,兩者之間在文化層面的分野已基本得到澄清,尤其是兩者公室的族姓并非同種。據此,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之間的歷史進程,當非連續發展的一體一系。
關于鮮虞文化變革的新證
如果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之間不存在一脈連續的發展,那么如何認識兩者之間的文化變遷,其本質究竟是鮮虞華夏化的結果,還是華夏化鮮虞的變革?關于這一疑議問題的綜合新證,主要內容有二。
第一,中山考古資料的多年積累證實,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之間的文化落差,屬于一種文化突轉的變革,并不具備華夏化漸趨演進的基礎條件,因此并非是鮮虞深度華夏化的結果。
戰國中山文化的內涵構成中,基本不見鮮虞文化的傳承元素,前后兩種文化之間不存在轉化演變的軌跡,而是一種跨越式的突變更新,類似于一種文化斷裂與分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戰國中山文化與魏、趙兩國文化比較相似,甚至連最具族姓指向意義的墓向,也轉為與魏國相一致。此說明在戰國中期中山復國之后,鮮虞文化并未隨之復興,自身文化傳統幾近消失,而完全轉型為華夏性質的文化。換言之,鮮虞中山與戰國中山之間,并不存在所謂逐漸華夏化的過程。發生文化突變的歷史背景,無疑是公室政權的更迭,前后兩種文化的分野時間正在戰國早期之末,亦即魏滅中山之后。這一時期,春秋鮮虞文化迅速衰落以至幾近消失,而戰國中山文化突然形成,其契機似乎均源于魏國的占領。
第二,戰國中山文化的華夏性質,并非來自鮮虞文化的華夏化,應是華夏文化融合轉化了鮮虞文化,而公室族姓之變當是這種文化突變的根本基礎。
如何解讀戰國中山文化的華夏特征,將直接關系到鮮虞華夏化的疑議。主張鮮虞華夏化的論點,強調其契機來自魏占期間的華夏文化影響,但此觀點恐怕難以解釋中山復國之后鮮虞文化未有復興的原因。這一論點的本質是:魏占中山導致鮮虞華夏化,而復國中山只是恢復了鮮虞政權,文化方面則繼續保持全面華夏化。這一看法缺乏足夠的考古證據支持,因為不僅未發現所謂華夏化過程的文化軌跡,更重要的是復國中山與鮮虞中山并非同種國姓。因此,復國的中山文化絕非鮮虞文化深度華夏化的結果,而更像是一種由鮮虞到華夏跨越式的文化變革。但如果是一種連公族墓向都已更改的文化突變,則鮮虞中山復國的歷史真相必將受到質疑,中山為周室所封或魏之別封的觀點甚至有必要重新審視。關于此,陳槃的論點可能比較中肯:戰國中山始君與魏滅之后是否復國,均未詳也。
綜上,中山國史探索盡管取得了長足進展,但關于春秋中山與戰國中山連續發展的疑議依舊存在。一些新證據表明兩者之間或許存在著斷裂與分野,戰國中山文化并非出自鮮虞華夏化而是華夏化鮮虞。所有這些疑議問題,均需要進一步探索與補證。
(作者系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中國考古學會夏商考古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