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世強：荀子“群居和一”的生態文明意蘊

　日期：2023-11-13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蔣世強，系西北師范大學副教授 

　　生態興則文明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必須以更高站位、更寬視野、更大力度來謀劃和推進新征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譜寫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新篇章”。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中豐富的生態文明意蘊可以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有益啟發。荀子提出的“群居和一”理想具有鮮明的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意識，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生態之“群”：萬物連續與共生一體

　　萬物連續一體是荀子生態文明觀的邏輯前提和根據。荀子持有生態群觀，他的“群”突破了“獸三為群，人三為眾”的思維，“群”不僅是獸群，還是群眾，甚至超越了生物群類，是所有萬物的生態“群類”。荀子說，“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各種群類具有連續性。“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同群類內部是連續的，水火等無機物與植物、動物等有機物雖是異群類但也是連續性的。人是高級動物，但只是作為荀子稱之為“大共名”的“物”中一種而已，萬物生生不息，循環往復，共生一體。既然共生一體，人必須善待萬物。

　　人在生態共同體中有何職責？人因與萬物共生共命運而須善待萬物，更因人的特殊性（人之貴）而須主動承擔倫理責任。荀子認為人之所以“最為天下貴”皆因“義”。《荀子》中的“義”與“禮”互為倫理表里。“義”體現為內在倫理原則，“禮”體現為外在倫理行為，“禮”與“義”的倫理含義是一致的，連用為“禮義”更能體現其不可分割的整體生態倫理思想。人以禮義待萬物，從而擁有“正理平政”的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生態共同體。禮義從何而來？荀子認為禮義法天地，而天地是禮義之本。“天地生君子”，君子則是禮義的代表，君子的禮義源于天地自然，良善社會符合自然生態，代表禮義的君子擔當“總理萬物”之職責。荀子的倫理來自萬物又施之于萬物，其目的在于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

　　荀子倡導君子人格，鼓勵人們修養君子德性，在生態共同體中以禮義之倫理德性對待人與人、人與自然，進而做到合群、能群、善群。

　　如何合群？荀子的回答是“厚敦者也，合群者也”，培植士君子敦厚的德性品格，人與人、人與自然能形成和合之群。荀子認為人能群是人與他物的最重要區別，“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如何能群？荀子說：“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如何“能群”關鍵在“分”。荀子的“分”有兩方面含義，一是“分別”，主張“明于天人之分”，天與人有不同的職責，人要遵守天的規律，順應天，但是人也要發揮主動性，“制天命而用之”，做到與天地參。二是“名分”，荀子承認人人都有欲求，因而需要名分去規范人們的行為。如果欲求沒有節制或倫理規范，就會“范分爭亂”。有了禮義倫理名分，社會就會得到良善治理。“分”建立在“義”的倫理原則上，人之所以“能群”貴在人“能義”和“能分”，進而實現“群居和一”。“義”的原則、“分”的秩序不是隨意的，法于天地自然，因而“義”與“分”具有生態意蘊。就生態文明治理而言，“勝物”的前提是天與人的分職，“愛物”是人的本職。基于“義”和“分”，人則能群，“勝物”和“愛物”也就不矛盾，其中隱含著豐富的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如何善群？荀子說：“君者，善群也。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荀子還著重談論了君道如何善群：“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能群最終要落實到善群，以禮義善于養人、治人、設人、飾人，做好這些的目的在于實現一個良善、和諧的共同體。由于荀子的整體思想是“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的生態學觀，處理人類社會的養人、治人、設人、飾人也必然須符合萬物之道。萬物得當的群道，才能萬物生態和諧。

　　生態之“和”：合而宜

　　荀子認為“以群則和”，“群居”的理想目標是“和一”。“和”具有生態和諧之意。具體講，荀子的“和”含有“和合”“和宜”兩層相互關聯的意義。

　　“和合”意味著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友善互動，按照倫理規范相互持養。荀子說，“仁義之統，以相群居，以相持養”。欲與物時有多寡，平衡至關重要，失去平衡則亂。荀子崇尚良治的“至平”世界，“至平”世界就是“群居和一”的面相。人與人、人與自然“以相持養”，意在表明如何微妙地做到“中和”和“至平”，即生態和諧平衡。

　　“和宜”即“合宜”。荀子的“合宜”主張“萬物皆得其宜”，如何做到這一點，可以從以下三方面理解。

　　宜乃適宜，適宜因時空情境而定。一方面，是時間層面，適宜須做到時宜。如何做到時宜？荀子尤其重視時宜，其三十二篇不同主題皆有“時”論，《王制篇》論述尤多。中國自古農業為本，要求不誤農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山林“以時禁發”，禽獸“養長有時”。在荀子看來，“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污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山林草木、污池淵沼川澤、六畜皆生態時宜，百姓則有余而和樂。另一方面，是空間層面，適宜要求因地制宜。務農因地而種，“相高下，視肥墝”，農業政策也會“相地而衰征”，地宜而五谷豐，五谷豐則人民亦和樂。

　　宜者依義可歸結為荀子對子思《中庸》中“義者，宜也”的進一步發展，依據“義”實現“宜”。“義”在于“分”，“明分使群”，這與荀子“能群”思想一致。人守仁心，以“義為貴”，依據義之原則，表現為禮之規范，名分各立，行為舉措得宜，進而“萬物皆得其宜”，故宜居和樂。

　　宜者循理是依據荀子“義者，循理”的進一步推論。既然義依循的是理，而宜者依循的是義，故宜者循理。荀子的“理”與先秦大多儒家不一樣的是，除了形而上的道之“理”，還隱含一定的理性精神。要做到“萬物皆得其宜”，除了君子實行禮治而“總理萬物”之外，還須“度量分界”實行法治，制法、依法都須循理達宜。從生態角度看，荀子認為管理山林污池淵沼川澤需要專職人員，即“虞師之事也”，須制定專門的法律，主張“修憲命”，還特別提到“修火憲”，重視山林生態的管理。荀子具有一定理性精神，提倡未雨綢繆，“修堤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臧”。興修水利是人發揮主觀能動性，出于理性事先籌劃以防生態災難。其目的在于“刑政平，百姓和”，和合而得宜。

　　生態之“一”：“維齊非齊”與“兼利天下”

　　“以群則和”而“和則一”。荀子多次談到“一”天下。荀子的“一”天下體現為“齊天下”和“兼利天下”。狹義上看，“天下”指的天下百姓；廣義上看，“天下”指天下萬物。后者蘊含生態觀，天下齊一意味著萬物受到平等看待，萬物適用同一套禮義規范，不同于以人為主宰的人類中心主義。需要注意的是，“齊天下”需要承認個體之間、異群類之間的“非齊”差異，即荀子堅持的“維齊非齊”生態觀。萬事萬物各有差異，各有樣態不可抹殺，而人還有不同欲求之差異。世界存在客觀的“非齊”，生態倫理層面需要“維齊”。

　　“兼利天下”需要“兼制天下”，對待天下萬物需要平衡對待。荀子的“兼制天下”實際上在回應生態學意義上的“萬物皆得其宜”。天下萬物的關系包括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材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關鍵在于做到“兼制”。“兼制”就是生態文明層面的統籌兼顧，注重可持續發展，“長慮顧后”“序四時，裁萬物”，而后“兼利天下”。“兼制”是為了“兼利”，照顧到各群類的利益，不是絕對平等，而是“維齊非齊”的生態平衡。

　　基于“維齊非齊”的“齊天下”和平衡兼制的“兼利天下”，荀子的“一”是一個和諧美好、良治的萬物生命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