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學的界定與源流辨析
日期：2023-11-1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魯學是先秦兩漢時期重要的地域學派，對中國思想、文化、政治等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魯學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魯學局限于經學或儒學范圍，而廣義的魯學則是魯地或魯文化區的學問。作為一種地域文化，魯學研究中仍有一些問題需要厘清。
魯學是魯人創立的學派。“魯學”概念首見于《漢書·儒林傳》：“言谷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在漢人的觀念中，某個學派的地域屬性取決于其創始人的籍貫，不論其傳承人是何地人士，皆要奉開創者為祖。如漢文帝時，魯人申培創建《魯詩》學派，在其基礎上又先后產生了韋氏學（魯人韋賢）、張氏學（山陽人張長安）、唐氏學（東平人唐長賓）、褚氏學（沛人褚少孫），甚至在張氏學的基礎上還產生了許氏學（陳留人許晏），但這些小學派仍舊被視為《魯詩》學派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夏侯尚書》學的創始人夏侯勝（魯人）、《孟氏易》創始人孟喜（東海蘭陵人），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齊學的代表人物，但兩者實際上應該是受齊學影響的魯學者，其學說則是齊學化的魯學。
建元年間，《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向漢武帝上“天人三策”，為君主專制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基礎，《公羊》學開始獲得漢武帝好感。元朔五年或稍后，董仲舒又與《谷梁》學大師江公在朝中辯論，《公羊》學獲得了勝利。漢武帝在此次辯論后，將《公羊傳》列入學官，甚至詔令太子劉據修習，使其成為當世顯學。《公羊》學在得到朝廷支持后，其學說迅速傳遍全國，甚至在《谷梁》學的大本營魯地也呈攻城略地之勢，如昭宣之世的《公羊》學大師嚴彭祖、眭弘、顏安樂皆是魯地人士。《公羊》學在魯地大行其道，正如《儒林傳》所指，“蓋祿利之路然也”，《公羊》儼然是當世學人的必修課。
《公羊》學的一大特色是重陰陽災異說，認為人事皆受天意影響，這一思潮也逐步滲透到各個學派之中。西漢前期，《今文尚書》《易經》在傳習中罕言陰陽災異，但夏侯勝與孟喜在研習過程中將陰陽災異說引入，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大夏侯尚書》學和《孟氏易》學。夏侯勝隨族叔夏侯始昌學習，而夏侯始昌精通《齊詩》《尚書》，善說陰陽災異，并由此甚得漢武帝信任。夏侯勝受其影響，治《尚書》而好陰陽災異之說，在《尚書》詮釋上開辟了新的天地。孟喜之父孟卿早年隨《公羊》大師嬴公學習，孟喜顯然也受《公羊》思想影響，陰陽災異說的萌芽已經在其心中扎根。后孟喜偶然獲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在此基礎上以陰陽災異說《易》，開創了《易》學新天地。孟喜雖因變更師法而未能成為博士，但西漢后期治《易》名家焦延壽、京房、五鹿充宗等皆采災異說，孟喜當有啟蒙之功。
魯學是各種魯地學問。魯地文學涉及先秦兩漢魯人所作辭令、詩、賦等。先秦時代的魯地文學主要為辭令和詩歌，保存于《左傳》《國語》《詩經》等典籍之中。清人《古文觀止》中即收錄春秋時期魯人辭令七篇，見于《左傳》者四篇：《臧僖伯諫觀魚》《臧哀伯諫納郜鼎》《曹劌論戰》《展喜犒師》；見于《國語》者三篇：《展禽論祀爰居》《敬姜論勞逸》《里革斷罟匡君》。詩類文獻則見于《詩經·魯頌》之中，即《駉》《有駜》《泮水》和《閟宮》四篇，皆為魯人贊頌魯僖公之作。漢代魯地文學作品則多為詩、賦，《漢書·藝文志》記載，“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孔叢子》中收錄孔臧所作《諫格虎賦》《楊柳賦》《鸮賦》《蓼蟲賦》四篇。另曲阜孔廟立有乙瑛、韓敕、史晨等漢碑，其碑文為東漢地方官員祭孔所作，可以作為研究漢代祭文的標本。
魯地的藝術成就斐然。根據《論語》《禮記》《孔子家語》等記載，孔子本人藝術修為頗高，特別是在音樂方面。《論語·八佾》記載孔子曾與魯太師討論音樂：“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可見其對樂理的見解頗深。魯地更為直觀的藝術遺產則當推漢畫像石。漢代畫像石常被用于墓地、祠堂等建筑裝飾，其題材包括社會生活、歷史典故、神話傳說等。濟寧、臨沂、棗莊等魯文化區域內都曾發現過大批漢畫像石，其中尤以嘉祥縣武氏墓群石刻最具代表性，自宋代以來便頗受學者重視，歷代拓印、研究者眾多。
儒家類的魯學典籍。魯學的儒家類代表作有《孔氏古文尚書》《魯詩》《士禮》《逸禮》《春秋左氏傳》《春秋谷梁傳》《魯論》《孟子》《孝經》。上文已經論證，《大夏侯尚書》與《孟氏易》也是魯學的重要經典。《孔子家語》《孔叢子》保存了較多早期儒家學說，尤其是關于先秦兩漢孔氏學者及其門人弟子言論的記載，可以視為魯學的典籍。
數十年來，大量來自楚地的出土文獻問世，其中一些作品應來自魯地。出土簡牘類文獻中，儒家類文獻比重較大，《書》《詩》《易》類作品來源較為復雜，不能輕易將它們列為魯地作品，但一些七十子及其后學作品顯然源于魯地，可以視為魯學典籍。根據《論語》《史記》《孔子家語》等記載，孔子曾嘗試出仕楚昭王未果，但自此之后，孔門弟子及其后學南下楚地者絡繹不絕。《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記載，最先南下楚國者為澹臺滅明，其“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歿后，弟子門人散游諸侯，其中赴楚者應不在少數，魯學典籍也由此入楚。
郭店楚墓所出《五行》《緇衣》《性自命出》《魯穆公問子思》《成之聞之》《尊德義》《六德》等篇，應是子思一脈的作品，或許即《子思子》的佚篇，而同出《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語叢（一至三）》可能也與子思之儒存在關聯。另外，馬王堆帛書《五行》與郭店簡本《五行》內容相似，但多出“說”部，因其成書較晚，或許是孟氏之儒所修。上海博物館館藏戰國竹簡《孔子詩論》《緇衣》《性情論》《民之父母》《子羔》《從政》《魯邦大旱》《中弓》《內豊》《相邦之道》《君子為禮》《季庚子問于孔子》《弟子問》《孔子見季桓子》《子道餓》《顏淵問于孔子》《史蒥問于夫子》等篇中，《緇衣》《性情論》與郭店本《緇衣》《性自命出》內容近似，可以視為子思之儒的作品，其余諸篇也應當是孔門后學所作。湖北荊州王家嘴楚墓M798中出土《孔子曰》，其內容多為孔子與諸弟子議論，可以視為《論語》類作品，顯然也是孔門后學作品。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可以預見未來會有更多簡帛類文獻重現于世，其中必然會發現新的魯學典籍。
（本文系山東省社科基金項目“魯臺傳統文化傳承與教育比較研究”（18CJYJ24）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孔子博物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