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敬儀：“橫渠四句”的內涵及其時代價值

　日期：2023-12-18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趙敬儀，系山東建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出自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學家張載的《橫渠語錄》，馮友蘭先生稱之為“橫渠四句”。一千多年來，“橫渠四句”震爍寰宇，傳誦不絕，成為歷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追求。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也引用此話，強調“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今天我們重思“橫渠四句”的內涵，對于構建命運與共的倫理精神、確立人心和善的道德秩序、傳承傳統文化的思想精髓、建設美美與共的美好世界，仍然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為天地立心

　　“為天地立心”是張載探究關于天人關系問題的哲學根基，在“橫渠四句”中具有統領甚至本源的地位和作用。其核心內涵是指儒家精神文化倡導的，每個人都應有的道德自覺與精神境界，并主動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的大宇宙情懷和生命共同體意識。在中國哲學中，天地之心并不意味著這個天地是有意識、能知覺、能思維的存在，而是指天地、宇宙、世界運行的一種內在的主導力量，或者稱之為宇宙生生不息的動機和來源。“天地之心”最早見于《周易》《復》卦彖辭：“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卦卦象是冬至之后，陰氣剝盡，一陽復始所見到的天地之心，可見，天地之心與天地化育萬物相關。張載的解釋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意為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養萬物。因此，天地的好生之德就體現為天地之心。《周易》講：“生生之謂易。”理學開山鼻祖周敦頤也曾在“綠滿窗前草不除”中體會生生之意，“生生”何以是天地最大的德性而成為天地之心？

　　一是，“生生”賦予了萬物以平等自由的生命權。《詩經》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邵雍在《觀物外篇》中說：“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意思是萬物化生各有其規則，得其和以生，得其養以成，生命不同的形式和種類取決于自我內在生命的規定性而非他者。所以，世間萬物都是平等自由的，人也只是宇宙大化流行的參與者而非裁決者，這在張載“民吾同胞”的思想中表現為百姓皆是我的同胞兄弟，萬物皆為我同類，因此，“生生”是一種自然權利，世間萬物皆應受到尊重、敬畏、珍惜，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

　　二是，“生生”是一種至上美德。朱熹說：“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張載說：“無我而后大，大成性而后圣。”意為天地之心是充滿仁愛和善意之心，它創生萬物無所偏倚，周乎萬物無親疏差等之分，天道自然之善灌注在世間，成就了萬事萬物的本性，所以人性與物性、與天地之性也是相通的。正因為人有“生生之仁心”，所以見孺子入井、鳥獸悲鳴、草木毀折、山河破碎，自然會生不忍之心、憐憫之心、顧惜之心。張載經常說要“大其心”“擴其心”，人類只有超越一己私利，才能成就天地萬物的生生之意，這是至上的美德和最高的善。

　　為生民立命

　　“為生民立命”是為“天地立心”這一主題的延續，是指儒家為天下百姓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確立道德秩序和人生方向以及共同的社會價值準則。“立命”沿著孟子思想展開，《孟子·盡心上》有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將命分為“正命”和“非正命”，盡道而行即為“正命”，反之就是“非正命”，所以他主張士人君子要修身養性，養吾浩然正氣。與之稍有差別，張載的“立命”將范圍擴充到天下百姓。“生民”最早見于《尚書》，就是人民或百姓的意思。“為生民立命”就是為百姓提供安身立命之學。

　　一是個體精神生命的安頓。張載將“命”分為“德命”和“氣命”，“德命”是受道德理性支配的力量，“氣命”是富貴貧賤壽夭禍福的偶然結果，他主張要在“德命”上下功夫，以“德命”駕馭“氣命”，以此來喚醒人的道德自覺。張載在《正蒙》中說：“尊道貴德，樂天知命。”儒家文化的“天命觀”更多的是一種人文價值的道德指向，即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養，將仁義發揮到極致，才能“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事實證明，沒有仁德的人經不起困頓、貧賤的考驗，也經不起安逸、富貴的誘惑，所以，只有“安仁”才能在人生旅途中作出正確選擇，掌握自己的命運。

　　二是全社會共同的價值準則的確立。民族國家的共同體不僅是靠制度建構的法的共同體，而且是有共同道德和文化認同的信仰共同體，這是價值準則在任何社會都須存在的必要性之所在。張載在《經學理窟》中提出：“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仁”是人之安宅，“義”是所走正路，“禮”是社會規范，“智”是道德認知，“信”是信守承諾。仁義禮智信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理念，經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當今社會中對于幫助民眾實現人心和善、規范社會行為、樹立共同理想以及凝聚社會共識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為往圣繼絕學

　　“為往圣繼絕學”是指儒家知識分子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立場，通過“道統”的傳承和發揚，完成文化傳承以及知識分子積極入世的士風再造。“往圣”之說源于唐代古文運動倡導者韓愈在《原道》篇中提出的“道統”思想，他認為中國文化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思想一脈相承，孟子之后，圣學不傳，“道統”斷裂。“道統”概念的提出源于佛老思想在唐代的迅速發展，儒家知識分子認為，佛家和道家的“消極無為、游出于世”間接導致了原儒精神喪失。宋代以降，面對佛教“出世”盛行，知識分子急需創建一個新的政治文化傳統來維持世道人心，找回人倫世界的價值和意義，這從某種程度上奠定了宋明理學的勃興和積極入世精神的闡揚。

　　一是促進歷史文化復興，學以成人。張載的價值觀經歷了“出入佛老，返于六經”的過程，他反對“以心法起滅天地”，既然天地是生生不息的，那么這個世界就不是佛教所說的虛幻、寂無的世界，而是實實在在、充滿生機、有積極意義的世界，所以，人應該在宇宙的大化流行和現實世界中尋找萬事萬物的所以然和人倫日用的所當然，這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分。他主張傳承圣賢學說，承繼圣人之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最終目的是“學以成人”。在張載看來，為學的根源，在于對社會的關懷、真理的追求還有信仰的堅守，為學是為人的基礎，為人是為學的目標，通過閱讀經典，窮理盡性，學習圣王廣教天下，涵養圣賢氣象，成就圣賢人生。

　　二是為勇擔文化使命提供精神支撐。國家之魂，文以鑄之。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和血脈，也是良好政治秩序的根基，“道統”的確立在于其歷史思想的合法性和權威性，而文化得以傳承，經典作品是最重要的載體，是經過歷史檢驗而具有恒久價值的作品，是公共性的精神資源和道德資源。幾千年來，經典作品在維護國家統一，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鞏固文化主體性等方面都發揮著積極作用。因此，新時代，每個人都應堅定文化自信、奮發有為，勇擔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責任和使命。

　　為萬世開太平

　　張載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淑世情懷，“為萬世開太平”是他一生最大的理想追求。其核心含義是指儒家倡導的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即每個人都要充分挺立個體在宇宙大化中的主體性，成就家國天下的責任擔當。“太平”即社會安定，百姓富足，時世和平。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春秋戰國時期，《呂氏春秋》就有“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的說法，經過歷代思想者的闡發，成為中國人一以貫之的愿景和追求。但張載并不限于當下社會的太平秩序，而是以更深遠、更廣闊的視野，希望為無窮后世開創出千秋萬代的太平基業，體現了他的政治主張。

　　一是為百姓創造富足安泰的有道社會。中國自古主張富民厚生，眾安道泰。孟子說：“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恒產”是維持生產生活的基本物質資料，“恒心”是民眾對于統治者維護之心的持久性或恒長性。張載體察農民疾苦，為改變貧富不均，提出“家不富，志不寧”“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的經濟主張，同時對于貧民耕而不免于饑、富民坐而飽于嬉的政治制度進行了猛烈批判，希望以此來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實現民富國強的美好愿景。盡管最終未能落實，但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二是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張載一生充滿雄心壯志，心懷天下蒼生，少年時期即對兵法感興趣，渴望有朝一日能報效國家。他渴望三代之治，發出“望太平”的期盼，體現了修齊治平的天下情懷。“為萬世開太平”源于中華民族戒慎警懼、執中守正的憂患意識，表現了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的奮斗精神，面對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倘若每個人都能念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太平美好的共同體秩序就會成為可能。

　　“橫渠四句”是相互貫通的體系，也是張載一生的事業，集中體現了張載一生對個體、社會、文化、世界的責任擔當和博大胸懷。民族英雄文天祥、清代名臣曾國藩、共產黨人李大釗、一代偉人毛澤東同志等都曾借用這四句話，表明立志情懷，鼓勵國人為社會多作貢獻。“橫渠四句”直到今天仍有其永不褪色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