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多元祠神信仰與城市文化記憶傳承

　日期：2023-12-26   來源：深圳特區報

　　■ 朱修春　崔馨文

　　明清時期的廣東新安縣轄今深圳和香港，屬近世中國漫長海疆線的重要部分，自唐代便是珠三角地區的交通要塞和軍事重鎮。山海錯峙的地理環境和五方雜處的區域人口催生了該地多樣的祠神信仰。這些祠神信仰共同構成了一個寄托群體感情的祠神建筑景觀群落。它們作為祠神信仰背景下特殊的文化景觀，既是人們信仰的附著體，也是喚起集體記憶和情感的載體。充分了解深圳祠神信仰的歷史，正確引導深圳祠神文化的健康發展是當下深圳快速發展過程中必須正視的一個問題。對深圳祠神信仰的挖掘將有利于凝聚地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促進大灣區公共文化共享，增強文化自信。

　　深圳祠神信仰多元化

　　深圳地區的當地神祇包括伯公、海神祝融、天后、觀音、北帝等等。其中，天后信仰和武神信仰作為深圳地區民間信仰的代表，根植于深圳獨特的地理背景，在明清時期得到長足的傳播與發展，體現出深圳祠神信仰的鮮明特色。

　　深圳地區的天后信仰與明清時期出使海外的活動不無關系。民間傳說明永樂元年（1403年），鄭和至赤灣附近海域遭遇大風，受天后神妃庇護。鄭和上奏此事，奉旨遣官整理祠廟。永樂八年（1410年），朝廷使者張源出使暹羅，于赤灣修建天妃廟。這些具有官方背景的人物通過建筑修建和信仰祭祀，逐步建構起赤灣天后宮的物質景觀與非物質景觀，國家力量一步又一步加深赤灣天后宮的官方化。天后宮被納入“正祀”之列，實現國家權力對祭祀合法性的壟斷。同時，赤灣天后宮也逐漸走向民眾的生活。從明天順七年（1463年）到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赤灣天后宮歷經八次重修。在天后宮的歷次重修中，官商合作是主要的形式。地方精英與官方合作，不僅增強了自己乃至家族在這一地域社會的影響力，而且促進了天后信仰的民俗化。天后祭祀催生了集體的廟會活動，廟會活動與當地民俗文化相結合，不斷豐富著天后信仰的形象與內涵。

　　明清時期深圳地區的武神信仰則根植于明代推行的衛所制度。出于穩定邊疆的需要，廣東沿海的衛所制度與作為其配套政策的軍戶世襲制和屯田制不斷完善，為深圳地區籠罩上濃厚的軍事色彩，對本地武神信仰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嚴峻的海防形勢推動了汪鋐、賴恩爵、劉起龍等當地杰出軍事人物的大量涌現。這些保家衛國的英雄人物是深圳尚武傳統的典型體現和塑造者，并在此后被不斷神化，成為深圳地區武神信仰的源泉。武神信仰也進一步促進了尚武建筑景觀的修建。除大量城池、軍事工事、武官官署等建筑景觀外，祠廟大量涌現。祠廟祭祀主體從將軍、謀士至普通平民，均為歷朝于軍事有所建樹者，包括忠義祠、汪劉二公祠、侯王廟、譚公廟等，表現著深圳地區悠久的尚武傳統和對忠義理念的弘揚。

　　社會文化傳承意義

　　構建民眾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間。對信仰采取實用主義態度的民眾而言，祠神往往憑借官方性和靈驗性被地方民眾廣泛信仰。祠神建筑景觀為祠神祭祀和民俗活動提供了公共空間。民眾通過各種形式表達對祠神不同的祈求，使得祠神形象從官方信仰走進民眾的日常生活。文人墨客步入這一宗教文化景觀，與官方、庶民共享祠神信仰。通過對祠神景觀進行文學創作，其形象因個人情感的加入而被重新塑造。作為一處融合自然風景和多種文化元素的景觀，祠廟為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群體提供了共同的信仰空間，深度參與深圳地區民眾祭祀、游玩、集會等日常生活范疇，成為其確立身份意識、構建地方文化認同的場域，對深圳地區的傳統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形成共同的歷史記憶和區域認同。深圳地區的民眾有著相同的祠神信仰，會在特定時間點、懷著相似的訴求，一起前往祠廟舉行特有的祭祀儀式。深圳地區多樣化的民間信仰與承載它們的祠廟和祭祀儀式，凝聚了民心，使得擁有共同記憶和精神寄托的深圳民眾緊緊團結成一個情感共通的整體，從而實現地方社區內部的整合過程。通過情感和記憶的共通，深圳民眾逐步形成一個互相認同彼此身份的共同體，對該地區的認同情感不斷加深。

　　架起中外交流的橋梁。歷史時期，深圳的祠神信仰隨著華人華僑的遷移而得到擴展，成為東南亞沿海華裔居民普遍信仰的神祇。如今，海外多地華僑華人均信仰深圳地區的祠神，祠神在此時不僅是一種信仰，更是一個代表著家鄉與祖國的文化符號。不僅如此，深圳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航海的必經之地與始發地之一，獨特的位置使其成為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區。相關祠神儀式對再現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促進海內外經濟文化交流，加強海內外華人華僑的團結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

　　在當今深圳城市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將祠神建筑保護與民間禮俗、宗教儀式等內容相結合，積極促進城市文化記憶傳承實屬必要。無論是勾勒“赤灣海上絲綢之路文博圈”、建設“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還是與港澳民間組織積極交流合作，都是當前時代背景下運用創新手段復興傳統文化影響力的有力舉措。這些文化呈現形式既豐富了深圳地區文化傳統的內涵，又體現了傳統民俗文化的多元化改造。它們帶動了更多社會群體尤其是年輕人參與其中，形成傳承當地傳統文化與城市文化記憶的個體自覺，并達成廣泛的社會共識。

　　（朱修春：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崔馨文：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是深圳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明清時期深圳祠神信仰與地域認同研究”（SZ2021B030）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