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人工智能視角融入教育法典編纂

　日期：2024-06-2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進入人工智能時代，大數據、云計算、機器學習、區塊鏈、ChatGPT等技術迅猛發展。與此同時，我國教育法典編纂工作已經啟動，2024年1月6日，在京召開的教育法典編纂研討會，對于其編纂思路、體例結構、條文設置、具體內容等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如何將人工智能視角融入教育法典編纂，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立法問題。

　　人工智能應用于教育的法律風險

　　在教育領域，人工智能技術可以用于教學、學習和管理三類場景。在教學上，人工智能可以扮演教師對學生進行個別化指導，還能夠代替教師批改作業、閱卷，將教師從繁重的重復性勞動中解放出來，更加專注于提高教學創新水平。在學習上，人工智能可突破時空限制匯集學習資源，幫助學生實現個性學習、自主學習。在管理上，人工智能可監測評估教育資源配置、教育教學質量、學生身心健康水平，也可以用于資產管理、宿舍分配、助學貸款發放和缺勤提醒等。人工智能技術在教育領域的應用可謂前景廣闊，但其中存在的法律風險也不可小覷。

　　首先，侵犯隱私權和個人信息權益。運用人工智能技術要采集大量信息，存在信息泄露風險。例如，2018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教育部發生信息泄露事件，在30分鐘內泄露出360000條教育記錄。信息泄露有時是學校主動公示或管理不嚴造成的。2021年1月，我國某高中通過微信公眾號發布學生違紀信息，引發全網熱議。同年9月，某高校三名研究生嫖娼被開除的決定在網上流傳，雖然不是學校主動上傳，但校方僅回應“希望通過這些案例能警示師生”，并沒有提及信息泄露問題。網絡時代之前，學校張榜公示學生違紀信息屬正常操作。然而在網絡時代，全網公開違紀信息帶來的“社死”效應，可能是一種比處分本身更嚴重的“懲罰”。在法律上，這違反了《民法典》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相關規定，侵犯了學生的隱私權和個人信息權益。大數據是人工智能發展的基礎，算法每前進一步，都要輸入海量數據作為原料。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逐漸對于個人信息被攫取、被利用、被公開習以為常，這會危及教育領域中人的尊嚴。

　　其次，危及學生受教育權。屏幕暴露的不足和過度，都會給貧困群體接受教育造成障礙，這是教育領域的數字鴻溝。一方面，貧困學生可能缺少智能設備，無法完成一些需要上網的課業而延誤學習進度；另一方面，他們一旦擁有智能設備，往往沉迷于娛樂。研究發現，美國的低收入群體和少數族裔青少年，相對于中產白人青少年，平均每天多花費兩小時用于屏幕娛樂。算法會對青少年所能接觸的信息進行“微控制”，塑造“信息繭房”，剝奪其獲取信息的自主權。個性化推送可能蛻變成預測性干擾，消滅學生學習的靈感，或形成彌散性的算法歧視，不給貧困生推送優質教育資源。基于過往學習記錄的預定義學習軌跡，則可能打消學生告別過去、超越自我的雄心。教育的首要目的是立德樹人，但人工智能沒有意識和情感，不能認識或者生發價值。依賴人工智能進行教育，會剝奪教師與學生以及同學之間的交流機會，使“主體間”關系退化為“主客體間”關系，情感教育將失去力量，抽掉了立德樹人的根基。此外，美國70%的學生承認在考試、作業或者期末的論文報告中使用了智能手機、iPad直接或間接地作弊。學生運用人工智能完成作業和論文，將嚴重影響其學習效果。

　　最后，自動決策可能侵犯師生多方面權利。大數據只能反映相關關系，“巧合式相關”并不能體現真實情況。例如，美國華盛頓特區政府運用算法評價教師業績時，曾錯誤地解雇了一名被普遍認可的教師，原因是算法給少數族裔賦予了過高權重。人工智能的運用容易把標準絕對化，例如評價畢業論文的首要標準是創新，但未必復制比越低的論文創新性越高。陳寅恪先生作文總是先引史料，再加上一段按語，如果查復制比必然超標。要客觀評價論文的質量，還應該交由真人審讀，而非由人工智能評判。教育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讓教育家單獨決定，因此更不能被人工智能所操控。近期，某市將“幼升小”面試外包給人工智能，就引發了廣泛的爭論。

　　人工智能時代的教育法典編纂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總結編纂民法典的經驗，適時推動條件成熟的立法領域法典編纂工作”。當前，編纂教育法典的時機已經成熟。法典編纂有利于整合教育領域的基本規則，如教育目的、法律責任、救濟方式等，形成統一的法律規范體系。《教育法典》將采取“總則+分則”的結構。總則以《教育法》為基礎，落實《憲法》關于基本權利的規定，從8部教育相關法律中提取公因式；分則將包括家庭教育、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等教育（含學位）、職業教育、民辦教育、繼續教育、教師和考試等內容。基于人工智能在教育領域的廣泛運用，《教育法典》編纂應充分回應人工智能時代的立法需求。

　　首先，加強對隱私權和個人信息權益的保障。當前，《民法典》人格權編第六章專門規定了“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網絡安全法》第四章規定了“網絡信息安全”，《未成年人保護法》第72條規定了未成年人的個人信息受保護，《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定了個人信息處理的規則、個人在個人信息處理活動中的權利和個人信息處理者的義務。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在教育管理過程中需要處理大量師生個人信息。為了加強《教育法典》與相關法律的銜接，預防違法行為發生，建議在《教育法典》總則中規定：“學生的隱私和個人信息受保護。未經學生或其監護人同意，不得采集學生的生物識別信息。”此外，我國《刑法》規定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定了違法處理個人信息或未履行個人信息保護義務的行政處罰。建議在《教育法典》總則中規定：“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泄露受教育者個人信息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或治安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其次，豐富受教育權利的內容。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不能應用計算機進行信息交流的人稱為“功能性文盲”。網絡時代，青少年大多是“數字原住民”，無力獲取通信技術和知識者將難以融入現代社會。為消弭數字鴻溝，一些國家的憲法明確將互聯網服務納入受教育基本權利保障范圍。例如，葡萄牙憲法第75條規定，國家建設公立教育網絡，以滿足全民需要；古巴憲法第51條規定，發展免費學校網。當前，接受信息教育的權利已成為受教育權利的必備內容。為切實保障這一權利，2019年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加快建設教育專網”，黨的二十大首次將“推進教育數字化”寫入報告。建議在《教育法典》總則中規定“加強信息素養教育，逐步掃除功能性文盲”，在“義務教育”部分規定“為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共享式智能學習設備和公共教育網絡”。當前，《家庭教育促進法》已規定家長或監護人具有“預防未成年人沉迷網絡”義務。為了避免屏幕暴露過度，建議在《教育法典》“學前教育”部分規范幼兒教師使用電子屏幕開展保教活動的時間。同時，為避免形成“信息繭房”效應，造成預測性干擾，建議在《教育法典》總則中規定：“在線教育經營者在提供個性化教育產品或服務的同時，也提供不針對個人特征的選項。”此外，受教育是一種精神活動，運用人工智能完成非人工智能運用方面的課程作業、論文和書面報告，使用者只是簡單地輸入了數據，并未參與閱讀理解、反思歸納、知識運用和表達創造，無法達到教育的目的。因此，建議在《教育法典》“考試”“學位”部分，對未經允許使用或未說明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行為認定為學術不端。

　　最后，保障受教育者其他相關權利，如獲得電子學位證書權、不受自動決策權。建議在《教育法典》“學位”部分規定，“鼓勵學位授予單位運用區塊鏈技術，同時頒發電子學位證書”。同時，在考試和論文評閱上，賦予學生不受自動決策權，未經學生同意不得使用人工智能閱卷，不得僅使用人工智能給學生的畢業論文評分等。

　　（作者系廣西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