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城事·人事

　日期：2024-08-2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給城市立傳，作為一種新的文學書寫類型，如今又增添了一個新名字，由作家何杰華所著《邑以文名——文昌傳》，于2024年4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成為了中文世界中最新的城市傳記。這部書是作者“島·城·人”海南寫作的第二部，對于作者而言，是計劃中承上啟下的宏構，而對于文昌、對于海南、對于中國城傳書寫來說，也是一件充滿文化意味的事情。

　　關于城市傳記，西人著有《倫敦傳》《巴黎傳》《布宜諾斯艾利斯傳》《圣彼得堡傳》，直接以“傳”命名，如果算上大名鼎鼎的《耶路撒冷三千年》《伊斯坦布爾》等具有傳記品格的歷史側寫，不少名城望都的一生都被記錄下來，鐫上名字，刻在歷史石柱上，獲得了永恒的生命。

　　中文世界的城市傳記近年來也是蔚為大觀，從2011年海男的《新昆明傳》肇始，后來聞名者如葉兆言的《南京傳》、葉曙明的《廣州傳》、邱華棟的《北京傳》、蔣藍的《成都傳》等，林林總總，不一而足。而外文社和新星社的“絲路百城傳”更是龐大的出版計劃，已經面世的《上海傳》（葉辛）、《海南島傳》（孔見）、《杭州傳》（王旭峰）等也都系出名家手筆。

　　而今天，中國諸城傳記中又添上一個名字：文昌。這個窎遠海島上的小城，它的故事被講述，既是那么自然而然，又顯得那么卓爾不群。就像作者何杰華在序言中說的：“文昌這座城還那么特別”“她立于古之南荒，卻名喚‘文昌’”……這座南方小城中處處顯示著不同與“反差”——古城與新港，星辰與海洋，文脈與武德，傳統與現代，都在城中激蕩碰撞，碰撞出特別的城市故事。

　　既然叫《邑以文名——文昌傳》，傳主自然是文昌這座城了。中文世界的城傳書寫，或多或少得益于英國作家彼得·阿克羅伊德《倫敦傳》的啟蒙，這點不少作家都親承過。而《倫敦傳》之所以成為在前的珠玉，很大程度上在于作家新的書寫路徑——把倫敦看作一個人，這也就是城市傳記與城市史最大的不同。城市史到底還是文明史的附庸，城市傳記則是從文學中迤邐而來，只是一種非虛構書寫罷了。而且為城市立傳，本身就蘊含著某種擬人化的筆調，就像阿克羅伊德說的：城市如人體。“倫敦是一具人體，這個形象奇特又卓絕。”

　　將城市視為人，便是將抽象變為具象，將無機變成有機。城市的有機化，大概是神話中“化生萬物”故事的精神遺存，不論是中國的盤古也好，還是北歐的伊米爾也罷，巨人死后化生為萬物。巨人化生為其正面，萬物則為其反面。那么，城市如人一般，有著生命軌跡情感發展好像也就順理成章了。既然城市是“人”，城事也就是人事，人自有紀傳列述，傳于后世，那么為城立傳，也就自然而然了。

　　城事本就是人事，莎士比亞曾在《科里奧蘭納斯》中說：“除了民眾，城市還有什么？是的，人民就是城市”，也是城事/人事的注腳。那么寫城，為城立傳，就不該是寫城的磚與瓦，寫城的風與景，寫城的道與路，而應該寫城的人與物，寫城的家與國，寫城的生與死。哪怕真的不得不寫抽象的、縹緲的城市歷史，也應該透過人的眼睛、輔著人的雙手。

　　所以，文昌四千年前的史前“鳳鳴”，并不是像火上的顯影墨水，自己顯出字來，而是通過學者韓槐準和岑家梧的眼睛才能被看到。所以，“紫貝”的歷史存乎于拿著《更路簿》遠航的漁民的生活里；“文昌”之“昌”存乎于學宮書院，在于一代又一代文人仕子的精神家園中。文昌從來不是一個單調抽象的名字，他有的時候叫邢宥，有的時候叫云茂琦，有的時候叫潘存，有的時候叫宋耀如，有的時候叫張云逸。更多時候，他叫符永質，叫詹行烍，叫李壽昌，叫林尤盾，叫許達聯，叫每一個文昌人的名字。文昌傳其實是給古往今來每一個文昌人立傳。

　　文化與記憶是城市傳記的另一對主題，揚·阿斯曼曾解釋過，“文化記憶”就是對希臘神話中的記憶女神摩涅莫緒涅的翻譯。因為她是九繆斯的母親，所以代表文化與文藝的繆斯就來源于記憶的人格化，而且文化就是記憶的一種形式。城市傳記當然是為了一種記憶的保存，反過來，它又成為了記憶本身。文化記憶不僅包括“被記住的過去”，同樣也包括“記憶的歷史”，而所謂的“記憶的歷史”，毋寧說是一種“記憶文化”，也就是用一種記憶術，包裹起紛雜的集體感知與知識，傳遞給后世，參與地方身份和“地方感”的建構。在這個意義上，《邑以文名——文昌傳》并不只是記錄過去文昌人的功勞簿，更是寫給未來文昌人的邀請函。

　　當然，這封信不只需要文采、溫情與敬意，更需要誠懇與誠實。孔見在《海南島傳》的后記中也強調，城市的傳記“首先是一部史傳，然后才是文學作品，其中的文字，不僅是想象力的產物”。傳記與史，從來都是一體兩面的事，學者章學誠就說：“志屬信史”，志傳與史傳其實都要做到情真不詭、事信不誕。所以，《邑以文名——文昌傳》的背后是真實的人，真實的事，真實存在過的、還將繼續存在與發展的文昌城。

　　最后，作者何杰華另一本皇皇大作名叫《另一面的海南》，“另一面”是作者一以貫之的運思角度，是一種獨特的寫作進路，“另一面”從來不是“反面”，不是解構與否定，而是試著去拂開塵封的表面，看一看豐富的、斑斕的地層。在這種意義上，《邑以文名——文昌傳》應該也能叫“另一面的文昌”。

　　（作者系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