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的研究思維與稽考方法

　日期：2024-08-2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概念史研究肇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是一種源于德國的人文科學方法。20世紀二三十年代，概念史的研究成果新見迭出，研究方法日漸增多。自主流學者將概念史引入哲學、歷史學、社會學、文學等領域后，中國學術界開拓了新的研究視野。概念史作為“舶來品”，“西式”思維長期主導或影響著今人的研究方向，但任何研究如若陷入僵化的思維定式，就不可能獲得卓有成效的創造性成果。挖掘和分析概念史的研究思維與方法，對建設中國特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具有資鑒作用。

　　概念的本質與概念史研究的傳統范式

　　概念史的研究思維與稽考方法，寓于概念的本質及其內在關系中。概念具有歷史性、客觀性與主觀性等本質屬性。“歷史沉淀于特定概念”，這是概念史“頭號人物”科塞雷克對概念的歷史性作出的經典概括，表明概念既是研究歷史的對象和結果，亦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現代性產物，歷史的面貌可以通過概念的演進嬗變，以新的表達方式闡發過渡社會劇變史實的來龍去脈。特定概念之所以能夠承擔起厚重的史實積淀，在于概念的客觀性與主觀性相統一的特質。因之核心概念、基本概念的形成與演變，根本上取決于人類社會的生存發展條件、生命本質的價值呈現、實現方式與內容的變化，以及人類對諸多切身變化的關注、體認與反思。此外，“概念是思想的出口、情感的內核”，而“對于近代思想的問題的理解，將之放在一個概念群或意義群中展開”，方能構成長期關注和研究主題的基本線索。因而說，概念的歷史性、客觀性與主觀性，決定了概念史研究思維的豐富性與稽考方法的多樣化面相。

　　概念史研究注重區分思維，決定了概念考辨的傳統范式。對概念與詞語、概念史與觀念史作出區分，是概念史研究的前提，因為“一個清晰的概念，正在于它與其他概念的區別”。從概念史研究主線而言，其主要圍繞“概念—詞語—事務討論相關問題”，“詞語”重在語言和符號方面，“概念”側重于精神因素，強調“理解”，即對某一事物有沒有概念的問題，這是由概念的“滯后性”決定的。“滯后性”意指人們已經體認到某物的意思，只是還未形成確切的詞語表達。例如，彌爾頓聲稱“要寫出前無古人的散文和韻文”，但他無法用“原創性”來表達這個意思，因為“originality”（原創性）這個詞，是在他離世一個世紀后才問世于英語世界的。如若不以歷史、辯證的眼光區分概念的“滯后性”，那么就只能停留在詞語的表達上，到達不了意涵、聯想等概念層面。這是柏拉圖對“概念為精神”和“詞語為語言”的區分方式，一直延續至近代早期。這一“區分思維”，為亞里士多德確證概念是“具有抽象潛力的高級詞語”觀點的合理性，消除概念與詞語對立的疑惑作了鋪墊。以至康德看到了精神的綜合功能，視概念為“物本性的抽象概括”，科塞雷克“反對抽象的觀念史”等，都無可辯駁地沿用了柏拉圖的“區分思維”，具化了概念史研究的線索與路向。

　　質言之，區分思維是根植于社會現實，多維展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關系及其變化規律的辯證思維，亦是一種將人的辯證思維注入于史實分析全過程的理論思維，形成了考辨相關概念的學究傳統。

　　概念史研究的新思維與新方法

　　概念史引入中國后，新思維與新方法應運而生。國人引介概念史并理解它的歷史內涵，“不可避免會遇到翻譯問題”，這被學界公認為“近代中國西學東漸的核心問題”。此外，概念史進入近代中國后，“最大的挑戰”是要區分“那些影響西方的重大概念，是否也在近代中國具有同樣重要的社會形塑和人心再造的力量”。況且，西方概念傳入中國的譯介過程“并非孤立的思想事件”，一些主導概念在新的場域會引發不同的觀念更迭和思想紛爭，使高度相關的概念“飛躍”成為多義概念。因而搞好“中式”的概念史研究，既需要具備語言翻譯、理解能力，又要有精準把握東西方文明史料的鑒析能力，具備這些基本能力，才有可能梳理清楚一詞多義形成的意義群及其本質關系。

　　方維規先生率先探討了概念史的思維與方法問題。他決定投身于概念史領域，“是考慮到自身的學術準備中多少有一些語言理解的優勢，又在如何精準把握史料方面做過一些努力”，并篤信“假以時日，便可以通過這種方式拓展出一片對近代史學界有所啟示的學術領域”。事實上，方維規所取得的拓荒性成就，正是由于他以區分中西方概念為前提，將概念史置于更長遠的跨度，探索出了“結構性的眼光”這一新思維與新方法。

　　“結構性的眼光”的特點與概念史研究的新出路

　　“結構性的眼光”是“西式”區分思維的進階版，具有超越性的特點。概念史不是西方的“專屬”，涉及歷史、哲學、語文、藝術、法學、宗教史等學科，主要“涉及歷史哲學、語言哲學、現代性等問題”。國內學者通過分析核心概念、基本概念及其形成、演變、運用情形，來理解和回應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現代性問題，由此“在長時段里看到一個社會變化的總體特征”。在此過程中，引介者逐步認識到唯有“以結構性的眼光理解近代歷史演進的內在脈絡”，才能“以此審視這些概念在其中的意義位置”。因為“真正的概念史從來不只是概念的歷史”，“更在于提煉歷史語義的內在結構”。而要想真正解決“核心問題”和直面“最大的挑戰”，就要“以更為整體的方式理解近代思想的結構性問題”。“結構性的眼光”伴隨著問題的解決方式而生，其超越性特點表現在：研究者既要具備清晰明確地把握“相關概念在西方傳統中的演進過程”的“知彼”意識，還要有將這些概念“回置到近代中國的長時段語境中”的“知己”覺悟。不置可否，走過“千山萬水”的翻譯路程，譯介西學豐富了漢語學術用語的同時，也增強了知難而上的譯介者的思想傳導力、感受力和理解力，即提升了整體思維能力，超越了“西式”概念史研究所需的思維能力和既定范式。

　　創新思維與方法是拓展學術研究邊界的題中之義。“結構性的眼光”本質上是“西式”研究思維與方法的創造性成果，強調從定式思維與單一方法中跳脫出來，形成一種立足于概念的本土性、時代性、豐富性的嶄新范式。它表明注重跨文化的分析整合能力，才能創造不同概念所需的思維與方法，以形成直面“核心問題”與“最大的挑戰”的優勢。同理，構建中國特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著眼于創新思維與方法，理應是開拓新成果的本有之義與長久之計。

　　（作者系教育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華南師范大學研究基地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