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史分合與近代知識體系的古今之變

　日期：2024-08-2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中國傳統知識、學術系統與典籍分類關系密切，主要集中于經、史、子、集“四部”為基礎的框架之中。圍繞中國傳統的學術分科觀念，學界不乏論爭。有學者認為，四部分類是圖書分類而并非學術分類，中國學問本不重分類，尤其不主張將學術分而治之。以“四部”為代表的分類本質為藏書目錄，將“四部”視為學術分類，是中西古今學術的格義附會。有學者則認為四部分類與學術發展進程密不可分，典籍分類發揮著厘清學術脈絡、為治學提供門徑的重要功能。這些論爭折射出不同學者對傳統知識體系的差異性理解。然而，面對近代新式分科替代中國固有知識體系的事實，學界更關注西學沖擊帶來的裂變與學術承續問題。

　　西方近代學術體系以分科、分門與專門為原則，因應現代社會的需求，將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組合為有機的知識系統。晚清以降，在新學制建立的過程中，新的知識體系與分科教學相配合，知識傳承與傳播方式發生變化，教學科目與教科書的撰寫促使中國迅速融入現代知識體系。中國固有的學術與知識系統按照現代知識體系的分類方式被分解重構，經學退出學制與經史遞嬗成為知識系統轉型的關鍵。經學作為正統儒學的主要載體既是歷代王朝意識形態的價值基礎和合法性依托，其內在精神與倫理規范又深深扎根于中國傳統社會。時下學人多認為儒家經學在本質上是一種古典的解經學，旨在追求經典的本意和揭示圣人之志。這種說法既可以代表現代學界對經學的認識，也折射出經學的現代命運。近代學術，經史嬗變，涉及三個層面。其一，作為意識形態的經學解體，現代政治與社會的合法性變為基于客觀經驗的科學知識，以史代經配合了現代世界的生成與演化過程。其二，由經入史，科學實證的史學成為學術主流。其三，經學退出歷史舞臺，成為歷史，由此開展經學史的研究，經學成為現代學術的研究對象。

　　現代學術轉向科學化、世俗化，現代史學改變了史學是關于過去知識的觀念，明確史學的功能在于基于過去真實性的知識，確立了現代社會的合法性與指向未來的可能性。經學史學化、以史代經成為近代學術破舊立新的關鍵環節，六經被文獻化與史料化，甚至被質疑作為“史料”的資格。科學史學成為近代“新學術”建立的樞紐，新文化派從方法與材料層面分別新舊中西，有意無意地割裂了傳統學術與現代學科、價值與知識之間的關聯。以源流互質的方式考察經史分合與近代知識系統轉型，為克服、超越這一困境開辟可資嘗試的道路。這并非將重心或出路寄托于經學一身，而是以此為切入點，考察中國學術如何因應時局，中國學術流變與時代的互動關系。

　　甲午戰爭后，“立國之本”由中國固有的政教傳統逐步轉變為移植西方的政與學，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在深層次暗示中學業已“無用”。經學向來以通經致用為宗旨，既然無法為“用”，經學作為中學主體的正統地位勢必動搖。清末中西學戰、國粹與歐化論辯之時，學界開始重新梳理傳統學術，以“國學”超越儒學與經學正統，進而參照西學分科整理中學。壬子、癸丑學制將大學文科分為哲學、文學、歷史學、地理學四門，比照西學分科，群經諸子整合到哲學、文學與史學三門之中。哲學門下設有中國哲學與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包括《周易》《毛詩》《儀禮》《禮記》《春秋公榖傳》《論語》《孟子》、周秦諸子、宋理學；文學門下設有國文學類，國文學類包括文學研究法、說文解字及音韻學、爾雅學、詞章學、中國文學史；歷史學門下設有中國史學類，中國史包括《尚書》《春秋左氏傳》，法制史包含《周禮》與各史志、通典、通考、通志等。學制改革的本意旨在以現代學術分科激活日趨僵化的經學系統，使之成為現代學科建立的有效資源，以此重新整理中國固有學問，創新學術。然而，將經科分散歸入文科的哲學、史學、文學三門的做法，消解了經學的整體性，以經學為主體的傳統學術體系解體，經學被史料化，在新的學科體系與知識系統中僅被視作研究對象與材料，經學固有的多種價值與功能被貼上落伍的標簽，甚至成為被批判的對象。

　　整理國故運動興起之后，以正確的史學取代經學成為大勢所趨，在國故學的視野中，經學名稱不能作為現代學術名詞。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學術”廣泛運用，意味著國學便是一國的學術，調和古今與中西。有學人主張現代中國社會與自然的事實都應納入“國學”的范圍，建設囊括古今、收納一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中國學術，尋求國學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中國學術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成為建立中國現代學術范式以及中西學術思想會通的平臺。趨新學人以現代學術分科的標準激烈批評國學以國為界，經學更是不足以成為學，主張“打倒國學”，以歷史的眼光，用新時代的新方法將中國的學術按照哲學、文學、史學等學科進行分析、整理，進而與世界上各科學打成一片。

　　當下學界普遍認為清末民初經學退出學制后，經學便逐步退出歷史舞臺，“經學史”的研究相繼展開。不過，似乎當進一步追問，經學退出歷史舞臺以及經學沒有發展的可能之類的觀念，究竟是歷史的實情，還是某種價值判斷？新的知識與學科體系建立，被現代學科肢解后的經學與經書在現代學科中以何種方式傳承，哪些學人以怎樣的方式講授經學？如果系統考察民國時期的經學課程，“經學退出歷史舞臺”之后，經學在現代學科體系的處境并未如最初預計的那樣，按照六經的不同屬性分別被納入哲學、文學、史學各科，而是直接變為哲學、文學、史學各學科的材料與對象，國文系一度講授作為整體的經學課程，經今古文立場直接影響經學的講法與課程內容。復古與分科成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學界研究與講授傳統經史之學的兩種趨向。新文化運動之后的民國學界，科學實證之學與疑古辨偽并未一統天下，近代經學課程長期由持有經學派分意識的老輩及其后學講授，薪火相傳，弦歌不輟；新文化派將經學視為各學術分科的材料與研究對象，老輩學人及其門生力圖使經學成為現代學科建制的有機組成，以期守先待后。

　　深入考察經史轉型與近代知識體系的變遷，應進一步思考由經入史，究竟是由何種經學轉入何種史學。乾嘉時期，漢宋紛爭成為清代學術的主題。公羊改制因道咸新學的興起，經今古文學之爭成為清末民初政治與學術論爭的焦點。康有為提出的劉歆造偽說成為古史辨運動推翻原有古史觀念，以正確的史學取代經學的重要武器，今文學的懷疑精神是古史辨運動的催化劑，經學系統被古史研究取代。經學史學化以科學實證之名，切斷固有學術系統與現代學術的價值關涉。章太炎新古文經學以經學史學化為基調，從“致用”與“經制”視角闡釋史學，有助于催化現代科學史學的知識品格。經學義理化難以用現代學術的方式在歷史實情與經學義理之間建立有機聯系。蒙文通系統闡發儒學義理與歷史演化相資為用的關系，在義理、制度與事實之間建立能動關聯，孔子損益三代歷史變遷之跡，創制立法，經學所蘊含的道理根植于中國歷史，中華文明史的展開也有賴于此種道理的指引。李源澄指出經學正是“子史合流”的產物，融貫三代歷史與義理價值，傳承中華文明的整體特質。

　　近代知識體系由四部之學走向分科之學，新文化派引入普遍性的現代學術系統，以尋求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確為時代大勢。現代學術體系完整且系統的學理框架與條分縷析的方法，為現代生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知識系統和與時俱進的工具，為中國知識體系注入新的活力。然而，現代學術分科難以在整體上把握歷史文化經驗與文明精神，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建立有機聯系。時下確立文明主體性，必須內在于中國的歷史經驗、文化傳統與當代實踐，應對時代問題。在整全的視角下，以源流互質的方式，考察近代經史轉承的復雜性，探索義事兼備、知識與道德相貫通的人文學術系統，基于但不囿于現代學術分科，建立中國本位的自主知識體系。

　　（作者系浙江大學歷史學院、馬一浮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