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儒家文化國際傳播影響力 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
日期：2024-09-1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國際傳播工作是新時代宣傳思想文化事業的重要對外窗口，也是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實踐。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國際傳播工作，強調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際傳播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為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和科學行動指南。我們要著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不斷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著力提高中華文化感召力，推動中華文化在交流互鑒中走向世界，在不同文明的對話交流中匯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力量。
悠久燦爛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開展國際傳播取之不盡的資源、堅實深厚的底氣。儒家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入世有為的歷史特質孕育了博大深邃的中華文明，推動了中華文明的延續與繁榮，同時也以開放包容的時代品質契合了走向未來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追求，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鑒中發揮著積極作用。在全世界范圍內推廣和弘揚儒家思想文化，將為全人類文明交流互鑒、消弭文化隔閡、增進互信互利搭建起一座文明溝通的橋梁。
近年來，山東社會科學院立足山東省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著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努力拓展更廣泛的文化對話交流渠道，推動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齊魯文化走向世界，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闡釋、普及和國際傳播等方面進行了諸多有益探索和實踐，取得了豐碩成果。山東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尼山世界儒學高峰論壇、尼山儒學對話會、中韓儒學交流大會等，正日益成為山東省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展現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成果，是體現儒家思想對當今世界的影響力，推動儒學世界化的重要平臺和窗口，彰顯了中國學者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主動作為與創新實踐。
革故鼎新 擁抱時代
第十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尼山儒學對話會學術綜述
楊傳召
2024年7月11日，第十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平行論壇尼山儒學對話會在山東曲阜圓滿召開。本次對話會由山東社會科學院、山東大學、尼山世界儒學中心、濟寧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山東社會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院、山東省文化“兩創”研究基地、《國際儒學論叢》編輯部、濟寧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共同承辦。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歷史潮流勢不可當。對話會以“儒家思想與現代世界”為主題，積極探尋在思想文化繁榮、全球化發展基礎上，作為世界主要古老文明代表之一的儒家文明如何重新乃至更好地介入現代世界這一關鍵問題。本次對話會在四個重要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
重審儒學思想傳統
以重審促成重建，本身即為中國儒學、中國思想史也同時是世界哲學最重要的致思路徑。在主觀上，要不斷破除當下學術發展的習焉不察之慣性；在客觀上，強調利用新出土文獻與新的被納入文明互鑒視野的內容、視角與方法。從對哲學與思想的源頭性問題與概念、原典性文本的重新審視出發，可以開辟全新的視野和道路，本次對話會在這方面作出了重點探討與重要推進。
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講習教授、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楊澤波對儒學總體的發展脈絡做出了“一源兩流論”的新闡述，并對這一分析邏輯提出“三分法”的新認識視角。三分法源于對孔子思想結構的分析，將與成德、成善相關的要素劃分為智性、欲性、仁性三大部分。以三分法而非兩分法對儒學發展脈絡進行新的判定，突破了西方長久以來理性與感性兩分思維模式的束縛。從三分法的視角出發，重新審視兩千多年的儒學發展，可以將其概括為“一源兩流”的發展脈絡。“一源”即先師孔子，其思想內部呈現為智性、欲性、仁性的三分結構。“兩流”指由“一源”分別引出的仁性之流和智性之流，前者以孟子及后來的心學為代表，后者以荀子及后來的理學為代表。雙方皆有貢獻，同時相對于先師孔子亦皆有所失。
在當下提出“立法三分、聚合兩流”，其意義不僅在于歷史層面，更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一方面，對于儒學自身發展，有助于重新聚合孟荀兩流，建構仁性與智性雙全、倫理與道德齊備的新儒學理論模型；另一方面，可以以智性、仁性的辯證關聯為軸心，對西方的“休謨難題”、啟蒙運動的經驗教訓等問題形成新反思，為解決人類面臨的諸多新問題貢獻儒家特有的智慧。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客座教授、原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語言暨文化研究學院教授伍曉明認為要重新審視孟子“四心四端”這一儒學的關鍵議題。他認為，孟子之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的“四心”理論，強調仁、義、禮、智的內在性和道德責任，并且這一表述的語序并非隨口的安排，而是以某種方式反映了它們之間的等級關系。仁義為先，禮智在后，禮、智是對于“事親”“從兄”等體現著仁、義的行為本身的自覺的“事后追認”，禮、智實則是對仁、義有意識的認識、肯定、節制和修飾。
進一步厘清“四心四端”的內部結構問題，能夠回答人類的“思想”來源及其責任與動力的問題。從道德責任的角度，我們可以推導出直接啟迪當代人行動的道德力量。惻隱之心所描述的即人之根本的憐憫之心，推動了我們對他人的道德責任的產生；羞惡之心則促使我們切實行動起來，并不斷地反思和改進自身的行動，履踐自身的道德義務。
透過這一分析，能夠理解儒學認識世界和與世界互動的邏輯基礎是超越血緣的道德性。身邊的他者與自身的互動關系，引起了“我”對于一味追求占有與權力的自發性的質疑，從而喚起自身所具的人之“四心”，并促迫自身反思是否自然地擁有優于他人的權利。由此，一種超越血緣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道德境界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人類持久和平才成為可能。
探索儒學“兩創”新路徑
在本次對話會的議題設計下，多位學者更加直接地將古老的儒學傳統置于當代文化、當代世界問題的大背景中加以考量，提出儒學在當下如何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原校長祝家華認為，要重視“商統”在儒學“第三期發展”中的地位與價值。他結合儒家思想在東南亞地區的當代履踐，提出需要從“第三期發展”的歷史定位的高度來認識儒學在當代世界轉化與發展中的重要性，開辟出儒學的當代新形態。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重視儒家思想在商業時代對治商業資本、資本主義弊病的功效，以仁統商、以義攝財，使商業與“經濟”回歸“經世濟民”的初衷。同時，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改良儒家傳統之“內圣外王”學說，由儒學舊的“內圣”學說開辟出符合時代新變的新的“外王”路徑。儒學的“內圣”作為一個開放的道德主體，需要以開放的姿態主動吸納新的知識及新的詮釋來理解道德主體是何種主體、良知良能在實踐上可能呈現的能量狀態、良知如何自我“坎陷”開出新外王等問題，以及新內圣的道統（道德主體）如何與新外王的政統（政治主體）、學統（學識主體）及“第四統”的商統（經濟主體）產生互動，進而推動一種體系完備、適應時代的當代儒學新形態的誕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趙法生認為，儒家思想并非一成不變的守舊教條，它本身內蘊“常道”與“變道”的張力，因而具有既符合人性與道德所需又不斷革新以適應新變的前進動能。歷史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當代的市場經濟或是民主法治并不忽視或拒斥道德上的追求，道德修養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反而更加重要。當代世界呼喚新的“軸心時代”來反思“現代病”并為人類共同的未來尋找方向，其中儒學的作用不可輕視。
此外，對話會上多位專家共同指出，結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關成果認識與闡釋儒學傳統命題，也是實現儒學當代更新不可忽視的途徑。例如，儒家思想作為一種典范完備的社會發展理論，強調社會秩序、道德規范和人際關系的和諧，對于對治當代社會科學過度專業細分、過分專業主義的問題具有重要意義，真正將社會治理與人的發展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認識與研究。
本次對話會在“探索新路”與“重審傳統”兩方面的共同推進，本身即是儒學“與時偕行”精神的重要體現。儒學古老而人文日新，正在于一代代學人在古圣先賢的感召下躬身入局，直面當代的時代之問與人民之需，為學術與全人類的共同發展探求新路。而這正是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與突出的創新性能夠實現統一的具體邏輯與典型體現。
儒者典型個案探析
儒學是學以成人、學為君子之學，從先師孔子開始，無論是個人的進德修業，還是現代的學術研究，儒者個案的研究探析在儒學研究中始終占據極為重要的位置。以朱熹、戴震、韓國儒者李退溪、越南儒者吳時任為典例，本次對話會從諸先賢的個案入手，使得不同時代儒者以個體切實的生命體驗或道德踐履為身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的儒學研究提供了寶貴鏡鑒。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歷史系教授胡明輝以戴震的“通儒之學”這一命題為核心，提出了研究戴震思想的新歷史書寫方法，強調其自然哲學與道德哲學達至一體的特殊地位，進而指出戴震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中國思想“現代性的起點”。從戴震的獨特人生經歷與生命體驗出發，胡明輝認為，戴震生命中的四個重要拐點與其思想建構之間具有可追溯的關聯性，特別是全力發展其個人所歸納建構的“通儒之學”的階段。通過對戴震思想的新解讀與新定位，我們能夠透過個案研究初步建構一種解讀中國思想史范式轉變的新學術話語，擺脫傳統標簽的限制，展現儒家思想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安徽大學哲學學院教授解光宇從朱熹與李退溪兩位先賢的角度探討了對心學的不同評價及其意義。通過二者對于心學的不同態度，揭示出理學與心學在方法論和本體論上的根本分歧，以及這種分歧對后世儒學發展的深遠影響。朱子與退溪批判心學的同時實際上也是自身吸收和揚棄心學的過程，并以此推動了性理學的發展，體現了儒學內部的動態交流與生生不息的學術創新。
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陳翠玉介紹了吳時任在變亂時代作為一位儒者的選擇與堅守。身處18世紀的越南，吳時任在動蕩的時代中靈活應對，他的政治選擇與生命關懷體現了儒家易學中“時”的精髓。他的經歷與選擇反映了越南封建時代知識分子政治意識的成熟以及儒家思想在越南的深遠影響，亦為越南歷史上的政治民主傳統奠定了基礎。
回應重要時代論題
本次對話會中，與個案研究形成對照的是學者以具體議題尤其切中時代要害的論題為核心的討論，同樣對于本次“儒家思想與現代世界”的話題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推進。在和平問題、當代生活方式、“第二個結合”等議題上，多位學者形成了集中的思考與研討。
關于“和平”這一亙古常新又在不同時代遭遇不同挑戰的重要話題，韓國國立安東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李潤和從儒家思想的傳統觀念出發，提出儒家思想中“天下歸仁”與“平天下”的理念對于當代“共同體和平”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和平是人類生存的基本前提，儒家“天下歸仁”的實踐及其公共性，透過個人道德自覺和倫理實踐，特別是“克己復禮”的實踐，可以實現社會和諧與政治秩序的和諧。同時，通過共同體成員的道德自由意志和責任意識，以及執政者的德治和公正政策，能夠達成“平天下”的理想和共同善的實現。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副院長黃文斌提出，當代世界的經貿沖突、政治沖突乃至軍事沖突日益突出，這是由權力與欲望主導的對全人類福祉的破壞。儒學強調從個人與內在世界做起，在實踐中不斷養護自身的善性，擴充善性的“同心圓”的影響。
在以儒學反思與改進當代生活方式方面，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教授張其成著重發掘了推進“中醫生活化”的必要性及其與儒家思想之間的緊密聯系。“中醫生活化”的最終目標是培養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增進全民身心健康。通過對歷史上的儒醫現象和醫易思想的研究，能夠看到儒家思想為中醫學提供了哲學根基和倫理道德理念，促進了中醫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在當下積極主動繼承傳統推動“中醫生活化”，將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一種中醫文化學的研究新范式。關于“中醫生活化”的可行性推動路徑，至少包含挖掘中醫學與中國哲學的交融內容、探討健康養生文化的轉化發展路徑、建設傳播平臺和培養傳播隊伍以及推進中醫藥老字號融入生活和規范相關產業發展等內容。
韓國釜山大學哲學系教授鄭宗模認為，儒學對于當代人的生活方式有著救弊糾偏的價值。資本主義社會中，集體和個體都越來越關注自身的利益和生存問題，人類的公共生活往往陷入“沒有溝通的共同體”與“沒有共同體的溝通”之中。儒學則強調以“五倫”關系作為關注的對象日日修習履踐，相較于現代生活以經濟問題作為生活的重心，一方面更能夠增進個人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對他人的愛和尊重，從而增進共同體的相生和繁榮。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何中華提出，儒學作為民族古老的智慧代表具有歷史的穿透力，并不存在過時與否的問題。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性善論的人性論假設以及由此衍生的“德性優先于知識”的取向、“以義制利”的選擇原則、不斷提升人生境界和希賢成圣的價值訴求等，都有助于化作實際生活的樣態，對當代人產生全方位的熏染、陶冶，潛移默化地影響并決定人的道德人格的生成。在此意義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重建公序良俗、優化人與人的關系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圍繞“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時代議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周丹強調了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層關聯。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第一，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是一以貫之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第二，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第三，中華文明的統一性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是國土廣袤、人口眾多、多元一體的現代化，是對“大一統”政治傳統的繼承發展。第四，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吸收、借鑒世界一切先進現代化成果，不斷豐富發展自己的現代化內涵。第五，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作者單位：山東社會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院）
反思與重建：走向現代文明的東亞性理學
第十一屆中韓儒學交流大會學術綜述
楊冬
2024年7月12日，第十一屆中韓儒學交流大會在山東鄒城圓滿召開。本屆大會由山東社會科學院、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及韓國國立安東大學聯合主辦，山東社會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院、韓國國立安東大學退溪學研究所、山東省文化“兩創”研究基地、濟寧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與《國際儒學論叢》編輯部共同承辦。大會得到山東省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及韓國駐青島總領事館的全力支持。
本屆中韓儒學交流大會聚焦“反思與重建：走向現代文明的東亞性理學”這一深刻主題，吸引了中韓兩國儒家性理學領域50余位知名專家學者親臨現場。通過主旨演講和四場學術交流，與會者認為要反思與積極重建東亞性理學，推動其與現代文明相融合，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創新精神和時代意義的學術見解和學術成果。
歷史傳承與文獻研究
儒家性理學發端于唐宋之際，歷經千年演變演化，其源流支脈、觀念體系和理論內容豐富多彩。加之儒家性理學遠播朝鮮半島、日本及東南亞，形成了具有東亞文化特色的東亞性理學這一文化形態與哲學思潮。因此，對東亞性理學進行反思和重建，首先需要結合相應的文獻研究對其進行歷史溯源，廓清東亞性理學的歷史傳承脈絡，從而進一步挖掘東亞性理學的歷史價值和現代價值。
儒家經典文獻傳入當時的朝鮮半島后，與韓國本土的學術背景相結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經解發展脈絡和歷史傳承。韓國慶尚大學南冥學研究所、漢文系副教授咸泳大深入梳理了16世紀朝鮮“經書諺解”的發展歷程，重點探討了柳希春在這一領域的杰出貢獻。這一研究不僅揭示了柳希春在朝鮮性理學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也體現了其在促進經典解釋標準化、深化朱子學理解方面的時代價值，對理解16世紀朝鮮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更是為深化儒家性理學以及儒家經典文獻在朝鮮半島的傳播史研究打開了新的視角和思路。韓國全北大學頤齋研究所所長、歷史系教授韓文鐘著力考察了《頤齋續稿》的重要學術意義。他認為，《頤齋續稿》是研究朝鮮王朝后期學者黃胤錫學問與思想的重要資料，不僅豐富了朝鮮王朝后期學者學術史的研究內容，也為理解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學術活動、思想變遷及其社會交往模式提供了寶貴的實踐參考，為后續的學術研究開辟了新的視角，并為東亞性理學的文獻整理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研究東亞性理學繞不開對于朱熹思想經典文獻的闡釋。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孟子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陳曉霞研究員對朱熹的孟子學思想進行了充分的論述。她指出，朱熹是孟學發展的集大成者，其所作的《孟子集注》充分闡述了孟子思想。在哲學方面，朱熹從世界觀和宇宙本體論出發，提出了理氣論和人性論，從思維和存在的關系角度論證了孔孟儒學的合理性。
《大學章句集注》是朱熹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是融合儒釋道諸家文化思想和高度思辨的哲學形態，對此后中國乃至東亞、東南亞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孔子研究院研究員魏衍華以朱熹《大學章句集注》中的“以復其初”理論思想為研究視角，從基礎、原因和目標三個層面進行論述，深刻闡述了儒家性理學的核心學理邏輯。同時，山東社會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院副研究員張興深入剖析了朱熹《中庸章句》中的學者道德修養工夫論，通過梳理翔實的文獻，揭示了其作為儒家性理學道德修養理論基礎的重要性，豐富了學界關于儒家性理學道德修養理論的研究內容。
儒家文獻作為東亞思想和文化的基石，其重要性和價值早已廣為人知。然而，由于這些文獻數量龐大且分散在各地，研究者往往難以全面接觸這些珍貴資料。隨著數字化技術的迅速發展，新技術極大地提升了這些文獻資料的保存程度和可訪問性。韓國儒教文化振興院儒教文化研究部研究員權處隱表示，通過將文獻資料數字化，以電子文件形式保存，不僅減少了物理損傷或丟失的風險，還實現了資料長期保存。借助這一方式，研究者無論身處世界何地，都能輕松訪問這些資料，并利用各種數字工具進行快速而深入的分析。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博士后、研究員李詩然重點關注清圣祖與朝鮮王朝正祖對儒家經典《大學》的解釋特征，以此揭示這兩位在政治哲學上相近的統治者在學術指向上的異同。這項研究對理解東亞性理學的傳承與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為現代政治哲學研究提供了歷史參考。
性理學思想與特征分析
本屆中韓儒學交流大會對性理學的思想發展歷程和觀念特征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研討，從多個理論角度揭示了性理學的思想內核、學理邏輯和理論特色，為我們深入研究儒家性理學提供了許多嶄新的視角。韓國釜山大學哲學系教授鄭宗模以退溪性理學中關于道體和工夫論的觀點為線索，系統分析了宋代道學族譜“道南學派”的傳統對退溪性理學的深遠影響，深化了對退溪思想的理解和研究。
對儒家性理學中“天理”“心性”“天命”“仁”等核心概念的考釋，需要將其嵌入整個儒學思想史的框架內進行闡釋和考證，進行觀念系統、理論邏輯的思想溯源和歷史考證，以重新審視東亞性理學的歷史傳承和思想緣起。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講習教授、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楊澤波通過“早期啟蒙”這一獨特視角，分析了孔子、荀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發展，深入探討了對先秦儒學之天為何不宜做宗教式解讀的問題。楊澤波強調，先秦儒學的天論具有鮮明的人文性質，不宜宗教化解讀，這有助于準確理解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并發揮其在現代社會中的積極作用。
同時，山東社會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楊傳召認為，性理學的“無神論”態度顯示出兩重性，反映了儒學的科學態度與理性精神，對于解決當代宗教紛爭等問題具有重要的鏡鑒意義。
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教授馮晨深入探討了孔子思想中“天命”與“仁”的緊密關系，揭示了“天命”如何通過德性與使命兩個維度在個體生命中的體現，并與“仁”這一人性本質相互貫通。馮晨強調，性情自由是“仁”得以展現和“天命”得以落實的前提。馮晨的研究為理解孔子的道德哲學與宇宙觀提供了新穎的視角，拓展了儒家性理學思想的理論邊界。
儒家性理學不僅具有理論思想上的學術特色，也一直積極影響著社會治理、社會秩序、社會交往模式等社會實踐領域。山東社會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院研究員李文娟深入探討了宋代“禮下庶人”的歷史背景、內在邏輯、實踐路徑及其深遠影響。李文娟強調，“禮下庶人”對基層社會秩序具有積極影響，展現了宋代家國一體、君臣共治的治理成效。宋代庶人禮儀作為儒家仁禮治世精神的重要載體，至今仍對中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李文娟的研究不僅豐富了宋代禮制史的研究，也為推動當代社會禮儀文化的建設提供了有益借鑒。
為更好地研究東亞性理學在中韓兩國的歷史發展狀況，韓國儒教文化振興院忠清國學振興部部長張乙演另辟蹊徑，通過對比分析清代時期朝鮮王室的冊封誥命與朝鮮教命樣式，深化了學界對東亞古代文書制度的理解，進一步拓寬了關于政治文化關系及儒家性理學禮制思想在東亞地區傳播與影響的理論研究視野。
韓國國立安東大學退溪學研究所所長、東洋哲學系教授全圣健詳細探討了退溪性理學及其學派發展的多個面向。全圣健從《延平答問》在中韓兩國的刊行歷程及其續作《延平答問續錄》的編纂出發，揭示了這部經典對退溪性理學形成與傳播的深遠影響。全圣健審視退溪及其學派后續發展，分析大山等學者對延平工夫論的繼承與創新，展現了這一思想體系的生命力與影響力，揭示了退溪性理學在朝鮮儒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對后世學者的深遠啟示。
學派比較與學術爭鳴
學派比較與學術爭鳴對于理解性理學的發展、演變及影響具有重要意義，包括性理學內部的學派比較與爭鳴，以及性理學與其他學派（如陸王心學、張載關學等）的比較與爭鳴。與會專家學者的研究多集中在性理學與心學的比較上。學派比較與爭鳴促進了儒家性理學內部或外部不同學派之間的交流和碰撞，激發了新思想和觀點的產生，推動了性理學的深化發展。同時，這種比較和爭鳴也是深入了解東亞性理學思想內核的重要途徑，是本屆學術會議的重大議題。
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學術研究部部長、研究員彭彥華詳細剖析了朱熹理學與陸九淵心學之間的爭辯歷程，通過回顧“鵝湖之會”“南康之會”及書信辯論中的具體爭議，展現了兩者在“理”“氣”“心”及本體論上的深刻分歧，為理解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提供了寶貴參考。
韓國國立安東大學退溪學研究所教授黃萬起深入探討了息山李萬敷的性理學認知及其特征，通過聚焦“理氣說”“格物論”及對“陸王學”的批判，展現了李萬敷性理學思想的內涵。黃萬起認為，李萬敷對“陸王學”的批判，不僅彰顯了其學問的廣度與深度，也延續并發展了退溪的學術批判傳統。
安徽大學哲學學院教授解光宇從朱子作為新儒學集大成者與退溪作為“海東朱子”對心學的評價出發，分析了兩者對心學的態度。解光宇認為，朱子和退溪對心學持批判立場，旨在維護性理學的純粹性，但實質上朱子和退溪采取了批判性吸收的方法，即在學理和思想上對心學采取了揚棄的態度。
儒家性理學的學派比較和學術爭鳴研究不應限于東亞區域，理應在世界文明范圍內進行更為廣泛的跨文化比較研究。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鄒曉東深入探討了康德道德學與儒家性善論在心靈進步課題上的共性與差異，這一研究不僅豐富了心靈進步的理論框架，還為道德教育與個人修養提供了新視角，展現了儒家性理學理論在指導心靈成長與道德實踐中的潛在價值。
韓國釜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尹錫皓對新儒學形成期土地制度論的特征和學術史意義進行了探討。基于新儒學形成期儒者在土地制度論上的多元論述，尹錫皓通過對比分析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及永嘉學派葉適的學說，指出了他們在“古”與“今”認知、經世方法論上的不同見解及其背后的立場選擇。尹錫皓認為，盡管這些儒者共享儒學基礎，但他們在土地制度上的經世論卻各具特色，展現了儒學經世論的多元格局與學術爭鳴。
儒學現代化與東亞價值觀
儒學作為東亞文化圈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歷史上對東亞人民的行為準則、倫理取向、生活方式，特別是價值觀構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當代，東亞社會的價值領域和生活領域發生了巨大的變遷和演化。在現代社會中，隨著科技創新和社會變革的不斷發展，我們需要反思和重建東亞性理學，探索它在現代世界、現代文明和現代生活中的價值和意義。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時代背景下，儒學理應不斷發揮新的應用價值。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韓星探討了東亞儒學的多樣性與共同性。韓星認為，儒學的現代化問題涉及道統、政統、學統、教統、文統、法統的現代轉型。通過現代闡釋，可以應對現代問題，彰顯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全面參與和影響中國式現代化，促進中國社會文明進步。韓星關于東亞儒學、東亞價值觀與儒學現代化問題的探討為深化儒學理論研究、指導儒家文化傳承與創新實踐提供了新的啟示。
自古至今，人類因貪婪和欲望導致了道德、倫理價值的混亂，進而陷入分裂、對立和戰爭。韓國國立安東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李潤和以儒家“天下歸仁”與“平天下”的思想為視角，對如何達成和平共同體進行了精彩論述。李潤和指出，儒學對和平的哲學性反省不僅是為了在戰爭或經濟不平等的環境下確保個人或國家的安全，更是為形成和維持人類共生、共存的社會以及確立人類自律倫理意識提供了一種理論上的依據。
儒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在現代中國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對現代人文主義傳統和現代榮譽責任意識具有深遠影響。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楊朝明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華文化的緊密聯系，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要論述，從文明視角分析了儒學的人文主義傳統及其榮譽責任意識在現代的積極作用。楊朝明表示，儒學不僅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更是推動社會進步、弘揚民族精神的重要力量。其理論價值在于為中華文化的新輝煌提供理論支撐和方向指引；其實踐價值則體現在促進文化創新、增強文化自信、構建和諧社會等方面。
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王曰美就儒學在高麗王朝的傳播與本土化展開探討。通過詳盡的歷史考察與文化分析，她揭示了儒學如何跨越國界，不僅在高麗社會廣泛傳播，還深深植根于當地文化土壤之中，形成了具有高麗特色的儒學體系。王曰美的研究對于理解古代東亞價值觀、古代東亞文化交流、儒學國際傳播及文化本土化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同時也為當今跨文化交流、文化多樣性保護及傳統文化現代化等實踐提供了歷史借鑒與啟示。
儒學的現代化不應局限于理論觀念層面，而應著眼于更為廣泛的社會實踐，以此促進儒家文化全方位融入現代世界和現代生活當中。山東社會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院研究員汪霏霏在儒家審美價值視野下對韓日鄉村振興的拓展邏輯和文旅實踐進行了翔實的論述。汪霏霏認為，鄉村振興過程中以人為本的原則要求鄉村振興的建設者和參與者抓住鄉村資源和審美現象的本質，理解審美文化和文旅實踐在鄉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而引導鄉村振興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
（作者單位：山東社會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院）
開辟國際儒學發展新航道
張恒
儒學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2024年7月11日，在第十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尼山儒學對話會期間，山東社會科學院舉行了學術集刊《國際儒學論叢》海外特邀學術顧問聘任儀式。這是該刊繼去年舉行海內外學術委員聘任儀式之后，走向國際化的重要一步。山東社會科學院正以《國際儒學論叢》為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媒介，開辟國際儒學研究、交流與傳播的新航道，推動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國際儒學論叢》創辦于2016年，是山東社會科學院創辦的儒學研究學術集刊，以國際儒學研究與交流為主題，由山東社會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院承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公開發行，每年出版兩輯。《國際儒學論叢》堅持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倡導文明互鑒、仁智貫通、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致力于為國際儒學研究者提供思想交流的平臺。創刊以來，累計刊發海內外專家學者文章近300篇，積極推動國際儒學研究、交流與傳播。
為提升《國際儒學論叢》辦刊質量與學術水平，推動儒家文化走向世界，山東社會科學院在第十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尼山儒學對話會期間舉行了《國際儒學論叢》海外特邀學術顧問聘任儀式，首批特聘伍曉明、全圣健、張乙演、陳翠玉、胡明輝、黃文斌等來自新西蘭、韓國、越南、美國、馬來西亞等國家的6位專家學者。山東省委宣傳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長襲艷春與山東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院長袁紅英為學術顧問頒發聘書。學術顧問表示，將竭力獻智獻策，協助提升《國際儒學論叢》的辦刊質量與學術水平，增強其海外影響力。
在此之前，山東社會科學院在第九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尼山世界儒學高峰論壇期間成立了《國際儒學論叢》學術委員會并舉辦聘任儀式，特聘安樂哲、李潤和、楊澤波、楊朝明等16位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擔任首屆學術委員。袁紅英為學術委員代表頒發聘書。學術委員會在提升《國際儒學論叢》辦刊質量和學術影響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此外，《國際儒學論叢》編輯團隊加強對外交流與合作，推動儒學在國內外的傳播。近年來，編輯團隊不僅與國內部分高校、科研機構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系，還赴韓國、日本以及中國香港等地參與儒學交流，擴大儒學國際傳播力影響力，取得了豐碩成果。
在學界同仁的支持下，《國際儒學論叢》的學術原創性和學術特色不斷增強，辦刊質量提升，學術傳播范圍和影響力擴大。該刊入選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集刊AMI綜合評價入庫集刊，是哲學學科25種集刊之一；獲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CNI名錄集刊，是全部學科95種學術集刊之一；多篇文章被國內重要文摘轉載、摘編，獲得學界與相關評價機構的認可與鼓勵。
未來，《國際儒學論叢》將在現有欄目基礎上，繼續深耕荀學研究、現代新儒學研究、禮學研究、君子學研究、中西比較哲學研究等特色欄目（投稿郵箱：gjrxlc@shandong.cn），關注中醫藥文化“兩創”、儒家文化國際傳播研究、東亞儒學、生生哲學等重點選題，推出一系列儒學新論，不斷增強學術原創性和學術特色，為國際儒學研究、交流與傳播提供更加廣闊的平臺。
（作者單位：山東社會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