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的父職新內涵及新挑戰

　日期：2024-09-1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數字時代不僅改變了公共生活，也重塑了家庭生活。20世紀80年代，歐美社會“新父職”理念的出場打破了原有“男主外、女主內”固化的性別分工，父親角色被要求兼顧為家庭提供經濟資源、為妻子提供情緒支持以及為孩子提供身心照料的多重職責。這種“新父職”的實踐困難重重：一方面，“新父職”的倡導挑戰了傳統男性霸權，遭到固有性別文化觀念的抵抗；另一方面，“新父職”理念帶有明顯的中產傾向，忽視了勞工父親的現實處境。特別是在“全球南方”語境下，外出務工的父親很難同時實現經濟支持和情感陪伴的職責。

　　數字時代的到來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勞工父親的“新父職”窘境。部分照料性職責可以通過互聯網遠程實現。經濟生產的職責在互聯網時代也更為靈活，為父親提供回歸家庭的可能。宏觀上，數字時代也伴隨著“性別革命”的加速推進。例如，男性霸權持續受到挑戰；男性氣質與父職實踐之間的對應關系逐漸剝離；父職在勞動力市場中的紅利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父職回歸浪潮的崛起。在數字化的時代變革下，父職內涵進一步擴展，出現了第二次“新父職”的理念萌芽，父職實踐也受到了新的挑戰。

　　父職新內涵的擴展

　　除了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第二次“新父職”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目前社會的父母主力軍群體本身就是第一代互聯網原住民，他們的私人生活沉浸在數字空間中，以他們為中心所延伸的家庭生活自然也是高度數字化的。從時間資源的角度而言，網民身份和親職身份有內在矛盾性，數字時代的父母要在處理自己網絡參與和親職責任的同時踐行“數字養育”，如遠程教學、家校數字化互動、電子化課后作業輔導等。有研究表明，目前在中國的新生代家庭中，依然是母親承擔著主要的“數字養育”職責，父親在互聯網空間內的行動主要向自身網民身份傾斜，較少承擔網絡空間內的父職責任。所以，數字時代的“新父職”需要重視“數字養育”的內涵擴展。

　　數字時代“新父職”的擴展包含新的數字養育角色、新的數字養育目標和新的數字養育實踐。首先，傳統父職強調父親經濟提供者的角色。第一次“新父職”倡導拓展了父親照料者的角色，而數字時代的第二次“新父職”又涌現了父親數字管理者的角色。如果第一次“新父職”倡導試圖在勞動力市場和家庭之間尋找父親功能的平衡，那么數字時代的“新父職”倡導則呼吁互聯網空間與家庭之間父親角色的定位。父親不僅要管理自己作為網民與作為現實家庭中父親角色之間的潛在沖突，還要對孩子的互聯網參與和電子產品接觸進行管理。這種數字管理者的角色是以往父職倡導中所沒有的。其次，數字養育不僅要求父親在網絡空間對孩子提供照顧與監管，也要積極培養孩子的網絡參與健全性。當下技術發展與未來人才技能要求決定了數字化能力的重要性，網絡參與已經成為主流學習方式之一，也是社會交往的必要資本，所以培養孩子的數字能力是新時代父職勢在必行的教養目標。由于數字活動參與的中性化傾向（相比于現實空間中性別化的活動參與），數字能力培養的養育目標為父職踐行提供了“去性別選擇”的可能，以往父親重視孩子競爭能力的性別化親職實踐模式被打破。最后，數字時代的父職實踐更為多樣化。電子通信手段使得家庭成員之間可以突破物理距離的限制進行親密關系的維系，以往空間在場和情感在場之間的綁定關系被解除，父親在空間意義上缺席的情況下依然可以依靠數字陪伴的方式實現情感的在場；但同樣地，空間在場的父親也可能因為自己的數字產品使用而忽視對孩子的情感陪伴。空間與情感二維的解綁有助于勞工父親（尤其是外出務工的父親）最大程度上履行父職。數字養育的多元和去空間化實踐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父親經濟提供者和情感照料者角色之間的矛盾。數字養育讓父職的內涵與實踐方式獲得了時空延展性。

　　數字時代的父職新挑戰

　　父職在數字時代得到時空延展的同時，也遭遇了新挑戰。首先，數字養育本身就是具有挑戰性的新要求。數字養育的責任容易被父母忽視，因為數字養育實踐本身容易和個人休閑活動以及其他網絡活動參與發生重疊和混淆，導致父母忽視親子關系和親子互動。有研究表明，作為第一代互聯網原住民，接近半成新時代年輕父母自己就有不當網絡使用（或網癮）的情況發生。“90后反向育兒”現象一定程度上也與此有關。其次，信息技術使父職實踐獲得在網絡平臺進行展演和傳播的機會。從《爸爸去哪兒》等綜藝節目的播出到社交媒體上“奶爸”育兒博主的流行，回歸家庭的父親形象越來越被大眾接受。但與此同時，這種父職形象也呈現出劇本化和商業化的傾向：父職實踐中的娛樂要素被放大，情感要素被消解。另外，互聯網中的父職展演也伴隨著父職責任碎片化而有潛在危害：媒體作品僅選擇性地展現父職的部分要素，且父職實踐被切割成獨立的事件而非系統性的連續作業，這使得現實生活中的父職存在被誤識的可能。最后，風險社會是數字時代的主要特征之一，數字風險也存在于家庭親子實踐中。與養育相關的數字風險有三方面：其一，虛擬空間中的親子互動取代現實生活中親子互動的風險；其二，兒童暴露在法治尚未健全的互聯網空間中遭受網絡霸凌和數字歧視等風險；其三，因父母數字教養差異而造成兒童之間數字鴻溝和數字能力不平等的風險。這些數字風險都需要新時代父母通過提升自身數字能力、履行家庭數字管理職責、強化數字養育實踐來防控。

　　如果說第一次“新父職”倡導將父親帶回家庭，實現“幼有所育”，那么數字時代的第二次“新父職”倡導將父職拓展到了虛擬空間和家庭數字參與的新維度，指向從“幼有所育”到“幼有善育”的轉變。數字時代，在拓展父職內涵、多元化父職實踐的同時也對父職提出了新要求、帶來了新挑戰。隨著信息技術的爆炸性增長，數字時代也將快速過渡到人工智能時代，已經有研究探討人工智能取代父職的可能性。這看似遙遠的家庭議題終將成為人們不得不面對的日常。父職的內涵和實踐在當代社會快速演變，只有充分意識到不同時代的父職特征，才能真正完成育兒從“有”到“善”的質變。

　　（作者系復旦大學社會學系青年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