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父職視角推動生育支持政策完善

　日期：2024-09-1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父職是指社會構建出來的男性如何做父親的理念與實踐，是包含個人、群體、社區、社會政策與文化層面在內的社會生態結構的產物。在當代中國，通過設立帶薪生育假等支持政策來推動父親積極參與育兒，已是新時代的發展方向。例如，2021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明確提出，“國家支持有條件的地方設立父母育兒假”。2024年初發布的政府工作報告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均重申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和激勵機制，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

　　父親生育支持政策在國外先行一步，促使國內學界高度關注國際經驗。例如，對于北歐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父職政策和日韓、新加坡等東亞鄰國自90年代以來的父親生育保障建設，國內學界目前已進行了大量研究。然而，生育支持政策的特征深嵌于政治、經濟、文化脈絡之中，因此，良好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必然立足于本國經驗。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魂脈、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脈，為如何從父職視角推動生育支持政策的完善指明了重要方法和必由之路。父職視角的生育支持政策完善之所以需要堅守魂脈與根脈，則源于支持父親生育的措施雖然看似推進生育保障的政策小切口，實則通過四個層面組成的社會生態結構推動著社會大變革。

　　政策小切口展現社會大變革

　　在個人層面，為年幼子女提供充足且優質的日常照顧不但成為父親的法定責任，而且日益成為美好生活理念的組成部分。前者集中體現于2021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在養育責任方面，該法要求未成年子女的父母需在“道德品質、身體素質、生活技能、文化修養、行為習慣等方面”全面引導；在養育方式方面，則要求父母“親自養育，加強親子陪伴；共同參與，發揮父母雙方的作用”。后者顯現于抖音平臺上“爸爸帶娃”短視頻的高漲人氣。在這些展現父親悉心照顧子女的短視頻中，最受歡迎者的點贊數高達3億，眾多網友紛紛留言，表達著對于新型父職的歡迎和向往。

　　在家庭層面，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父職排序——以經濟撫養為優先和很少提供日常照顧，使得眾多深感工作與育兒緊張沖突的女性，迫切期待丈夫能夠積極提供日常照顧。向廣大父親提供帶薪生育假，既緩解了他們賺錢養家的壓力，也提供了日常照顧的時間。其中，子女出生伊始的陪產假是廣大父親形成父職認同、與新生兒建立情感依戀、分擔日常照顧的關鍵階段；父親在子女一定年齡內享有的育兒假則促進父親提供日常照顧；年度護理假還為父母照顧生病或發生意外的子女提供時間和津貼。

　　在職場層面，需要變革用工機制，即從認為男性是無須照顧家庭、可隨傳隨到的“理想”工作者，轉為承認已育男性需要承擔經濟撫養和日常照顧的雙重父職。短期之內，向男性員工提供生育支持會增加用人單位的雇員人數、管理難度和生產成本。但長遠來看，國際眾多研究顯示，這將降低員工流失率和提高生產力。不過，北歐和東亞的經驗表明，制定父親生育支持政策固然不易，但如何推動用人單位真正予以落實更需攻堅。其中，政府如何推動職場有效轉變用工機制是關鍵環節。

　　在政府層面，向廣大父親提供生育支持將在以下方面推動社會的高質量發展。一是通過設立天數較多和津貼較高的父親帶薪生育假，緩解女性的工作與育兒沖突，消減阻礙生育的照顧赤字，從而促進適度生育。二是通過提供父親帶薪生育假，促進父親積極參與育兒，這既可增強對兒童的人力資本投資，更是促進新質生產力的根本措施。三是通過推動父親生育支持政策向平衡且充分的方向不斷發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從而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根本旨歸。

　　新中國社會主義實踐

　　奠定政策創新基礎

　　父職構建隱含于新中國70余年的社會主義實踐，并在以下方面產生了支持父親生育政策的現實效果。

　　其一，在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計劃經濟和福利分配理論的指導下，單位制作為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組織生產生活的基本形式，在以下兩方面實質性地支持了父親生育。一方面，單位制普遍實行的低工資雖不利于男性職工履行經濟撫養的父職，但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和《關于統一掌管使用多子女補助和家屬福利等問題的聯合通知》等政策文件，職工子女得以享受收費低廉的教育、醫療、住房、食堂、浴室和電影院等服務設施。另一方面，單位是否設立托幼機構的主要依據雖然是女性職工的人數，但在實際運作中，男性職工的子女也可享有本單位的托幼服務。由此，單位制部分地分擔了男性職工為子女提供經濟撫養和日常照顧的雙重父職。

　　其二，在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關于農村集體經濟、政社合一、防止貧富分化等理論的指導下，計劃經濟時期的農村集體經濟也產生了分擔父親經濟撫養責任的效果。如《關于農業生產合作社秋收分配中若干具體問題的指示》等文件確定了口糧分配以供給制為主的基本原則。即“口糧部分要按照當地規定的口糧標準，按照人口分給社員……除了口糧以外的余糧部分，才可以按照各個社員所做勞動日的多少進行分配”。其政策意圖如《關于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所指出的，對于沒有勞動能力的兒童，給以供給制的待遇。從父職角度看，這些措施有效地分擔了農村父親的經濟撫養責任，制度性地保障了子女的生存權。

　　其三，父親生育假逐步明確成為社會主義生育保障的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研究者將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但未系統闡釋的再生產觀點發展為“兩種生產”（物質生產和人口生產）理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國家應將人口納入計劃管理，并協調兩種生產。由此，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多個省區設立了男性陪產假。2013年單獨二孩政策出臺后，設立陪產假成為各個省區人口法規的標配。2021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倡導建立父母育兒假之后，各個省區迅速響應，普遍為家有3周歲以下幼兒的父親和母親規定了每人每年10天的全薪育兒假。這不僅標志著父親生育支持明確成為當代中國生育保障的組成部分，而且初步承認了父親和母親在日常照顧方面擁有同等的責任和權利。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提供重要價值支撐

　　建設符合國情和民眾需求的父親生育支持政策，不僅需要探討馬克思主義作為魂脈促進新中國70余年父職建構的歷史，而且需要深入挖掘為當代父職提供土壤與民情的儒家父職。如，父慈子孝是儒家眼中的理想關系，并由此外推形成家國一體的秩序觀。在當代中國正推進父親生育支持的背景下，從探討儒家的父慈和慈幼觀念入手，可以為新時代父親生育支持政策創新提供歷史經驗。下面茲舉兩例。

　　其一，先秦儒家的慈仁父道提供了可與當代中國父職變革相結合的本土資源。如前所述，社會生態結構的四個層面均要求父親積極為未成年子女提供日常照顧。目前，研究者在探討此類新型父職的特點時，多基于歐美經驗。但成書于漢代的《韓詩外傳》即已提出了近似于當代新型父職的慈仁父道：“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冠子不詈，髦子不笞，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為人父之道也。”作者韓嬰所倡導的慈仁父道，為落實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界定的父職提供了歷史參考。

　　其二，先秦儒家即已提出的“慈幼”觀念為當代的政府分擔父職提供了歷史借鑒。綜合《周禮》和《孟子》的慈幼觀念，對于先秦儒家而言，慈幼具有托底和普惠兩個層面。托底是指，在孤兒無父可依時，政府通過提供替代性父職，為孤兒生存提供基本的物質供應。如《周禮·地官司徒第二·遺人》所言的“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即把守關卡的小吏需要負責儲存救濟老孤所需的糧草。普惠是指，仁義的產業政策本身就是支持男性為子女提供經濟撫養。如，孟子在與梁惠王對話時，明確批評后者的產業政策不當，“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從而以反例指出，政府政策是支持父親為子代提供經濟撫養的基礎性力量。

　　總之，為了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和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從父職視角不斷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已是當代中國的重要任務。在借鑒北歐和東亞等國際經驗的同時，我們既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為魂脈，挖掘新中國70余年社會主義本土實踐中的父職建構，也需要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脈，尋找儒家父職中助益當代政策創新的歷史智慧。對于魂脈與根脈的雙重堅守，將推動父親生育支持政策發展出既契合國情也豐富國際經驗的中國方案。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幼有所育視野下缺席父職的形成機制與治理研究”（21BSH118）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