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促進勞動力市場發展 改善收入分配制度

　日期：2010-08-02   來源：人民網

去年，我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增長，穩定和擴大城鄉居民就業，今年春節后甚至出現了勞動力用工不足的現象。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勞動力市場短期內從過剩到不足的戲劇性轉變，呈現出我們面臨的諸多機遇與挑戰。就業既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也關乎民生，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與第二個十年相交之際，是中國經濟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關鍵時刻，勞動力市場的健康發展與我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關系將更加緊密。

　　 一、對我國城鎮就業狀況的再認識

　　雖然我國經濟遭受金融危機的沖擊相對較輕，但是，沿海地區的企業和產業具有外向型和勞動密集型性質，使其不可避免地受到出口下降的影響，加上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因素的作用，農民工一度大規模失去工作。然而，在2009年前半年的短短數月內，從數千萬農民工返鄉，到95%回城且97%以上實現就業，及至農民工總量繼續增長了459萬，并再現民工荒，充分說明了就業沖擊發生、應對和調整的波動過程。

　　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的大規模勞動力流動，以及城市就業制度改革，日益消除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城市冗員數量，制度性失業逐漸消失。另一方面，成功應對金融危機，使經濟復蘇，周期性失業水平亦恢復到正常水平。

　　隨著剩余勞動力的日益減少，劉易斯轉折點（即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轉向短缺）的到來，我國的制度性失業現象逐漸式微；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使我們基本擺脫了金融危機的困擾，周期性失業人口下降。但是，開放的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要經歷經濟波動，周期性失業現象也將不斷卷土重來。因而，周期性失業率應該成為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依據。受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的制約，人力資本的培養與勞動力市場對人力資本的需求存在結構不對稱，自然失業現象將逐漸成為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矛盾。不僅大學畢業生面對著技能與市場需求的不匹配現象，城市就業困難群體受制于自身較低的教育水平，年輕的農民工群體也日益與產業結構變化不相適應。未來就業政策的重點領域應向教育和培訓擴展，同時以降低自然失業率為主要目標。
　 二、農民工就業起伏的深層次原因

　　日本在1960年迎來了劉易斯轉折點，農民工蜂擁進城。此后，周期性失業沒有導致已經進城的勞動力返鄉，而是通過服務業吸納大量就業來調整。那么我國在金融危機期間，是如何調適勞動力市場狀態的呢？

　　由于長期以來，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已經不再為農業生產所需要，勞動力轉移具有不可逆性，而城市部門對于農民工的勞動力供給，已經形成剛性需求，須臾不可或缺。在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情況下，城鎮或非農產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周期性變化，通常導致農業勞動力數量的反向增減，即農業就業規模不是由自身需求決定的，農業仍然是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而在供求轉折點到來的情況下，城鎮和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需求波動，則較少引起農業勞動力的反向變化。即一方面農業不再具有消化剩余勞動力的功能，另一方面城鎮和非農產業調節勞動力市場短期供求變化的能力也增強了。其結果是，農業不再作為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

　　經濟復蘇和農民工就業調整的過程實際上正是如此。面對出口減少的沖擊，主要就業行業從制造業轉移到服務業，實施財政刺激計劃以來，建筑業也新增大量就業機會。國家發改委安排的一攬子投資計劃，與往年的常態投資結構相比，更加反映了應對出口下降危機和結構調整的挑戰，在就業吸納能力提高15%的同時，制造業比重從45%減少到7%，而建筑業從46%提高到76%，服務業從9%提高到17%。可見，財政刺激方案在增加農民工的就業和再就業，實現就業結構調整上下了很大功夫。

　　財政加大對農業、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的傾斜，也使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就業機會大幅度增加，加上在產業部門、城鄉和地區上的拓展，產生了大量勞動力需求。此外，由于我國科學應對金融危機，勞動密集型產業遭受沖擊最小，且恢復較早，最先創造出就業需求，在農民工已經基本被消化完畢的情況下，經濟增長不可避免地遭遇用工荒。
　 三、如何應對“未富先老”

　　世界范圍的經驗表明，人口轉變的主要推動力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由于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起始于20世紀80年代，在改革開放期間經歷了30年的增長奇跡，但其起步仍然晚于亞洲“四小龍”，因此，在人均收入水平尚低的情況下進入到人口轉變的新階段，形成“未富先老”。

　　盡管發達國家都面臨著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和養老保險制度的挑戰，各國在應對老齡化問題上的成效也存在差異，但是，總體上來說，這些國家人均收入處在較高水平，技術創新也處于前沿水平，主要依靠生產率提高驅動經濟增長是可持續的，迄今足以應對老齡化危機。相應地，我國應對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老齡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轉變后果，關鍵在于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勢頭。更高的人均收入和更強的國力有利于大幅度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特別是社會養老保障水平，以及社會贍養老人和扶助老人的能力；縮小了的“未富先老”缺口，可使產業結構更加適應資源稟賦結構，從而使經濟增長更可持續，即不再過度依賴要素的投入，較少受勞動力短缺的制約。

　　我國經濟總量在世界排名不斷躍升，人口增長率大幅度降低，人均GDP提高將日益加速。從本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我國將加速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變。因此，在人口轉變趨勢不變的情況下，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老齡化之間的缺口將逐漸縮小。

　　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目標，基本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我們就有機會獲得制度上的后發優勢，迎接老齡化的挑戰。由此可見，充分挖掘當前人口紅利的潛力，創造新的人口紅利，并逐漸轉向利用新的經濟增長源泉，是在后劉易斯轉折時期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出路。
　 四、如何看待我國的勞動力比較優勢

　　2010年我國GDP總量將超過5.4萬億美元，預計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人均水平仍然處在中等收入國家組。這也意味著，我國經濟將進入“未富先大”的發展時期。就國內而言，中西部地區也有類似的表現。近10年來，中西部地區增長速度快于東部地區，這意味著該地區的經濟總量越來越大。但是，從人均GDP來看，中部地區只是東部地區的一半略強，西部地區只是44%。也就是說，中西部也有“未富先大”的特點。

　　中國作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特別是作為一個貿易大國，今后會遭遇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會以中國為主要對象實施貿易保護。對此，我們應該及早準備，以便從容應對。與此同時，利用地區差異，構建國內雁陣模式，把隨著成本提高而在沿海地區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承接東部地區正在喪失的比較優勢，獲取外向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市場份額，逐步縮小地區差異。

　　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仍然要借助自由貿易和經濟全球化，在國際市場上實現自身的比較優勢。而恰恰是只有經歷這個較多依靠外部需求的發展階段，才會迅速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城鄉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實現發展方式轉變。為此，需要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全球經濟能夠繼續支撐中國作為制造業中心嗎？目前，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的全球經濟再平衡，其核心是通過一系列調整，大幅度提高美國的儲蓄率和新興經濟體的國內消費。由于所謂再平衡，主要針對我國的制造業產品競爭優勢和市場份額，我國未來的貿易環境會伴隨再平衡的各種努力而更趨復雜。但是，發達國家勞動力成本高昂的事實不可能逆轉，不會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恢復比較優勢。所謂“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實現，歸根結底依賴于中國居民消費能力的整體提高。伴隨著就業擴大、居民收入提高和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未來國內消費需求將顯著提高，并逐漸替代國外需求，屆時，中國將成為巨大的消費市場。

　　其次，中國比較優勢是否輸給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印度、越南、墨西哥。有研究報告指出，由于成本上升異常快速，中國作為世界制造業中心的地位已經開始喪失，已經或即將被墨西哥、印度和越南等國家相繼取代。這個判斷并不準確，中國仍將在一段時期內保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因為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可以繼續保持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通過政策調整形成東中西三類地區之間的雁陣模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在10~20年內仍可大有作為。此外，競爭力不僅僅看工資成本，還要看勞動生產率。其實，在過去若干年中，我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足以匹敵工資水平的增速，而且是全世界最快的。

　　再次，繼續依靠出口與向內需為主的發展方式轉變矛盾嗎？其實二者并不矛盾。內需的擴大是人均收入提高的結果，而收入提高有賴于就業擴大和農村勞動力的充分轉移，因此首先要靠就業促進型的經濟增長。在一定階段繼續保持出口導向，是農民工充分就業的重要保證，因而也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進而改善總體收入分配狀況的必由之路。由于現行的城鄉家庭收入統計遺漏了勞動力流動帶來的收入增長，因而不僅高估了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的程度，更忽略了勞動力流動和充分就業對于改善收入分配的巨大效果。此外，擴大中西部地區就業，也是提高該地區居民收入水平，啟動國內消費需求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