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發展優勢轉化為話語優勢
日期：2017-02-1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今天，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對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中國來說，增強對外話語的創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是一個重大的時代命題。
作為當代世界話語體系中的后來者，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在國際輿論場上一段時間面臨“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傳開叫不響”的問題。破解西方話語霸權、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需要學界以持續而嚴肅的學理研究貢獻智慧。本期“學海觀潮”對話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志洲，就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面臨的主要問題、動因，急需的訴求和努力的方向等問題展開深入探討。
話語權的本質是“權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在1970年提出了“話語即權力”的命題?！霸捳Z權”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由此肇始。話語、知識與權力之間被認為有相互建構的深層關系，話語是建構權力、掌握權力、運用權力的關鍵。如何理解國際話語權的內涵？
張志洲：當前有關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文章和討論很多。話語權在本質上是一種“權力”而非“權利”，是以話語為載體的權力樣式，或者說是權力的話語體現。權力是國際政治的一個核心概念，國際話語權同樣反映的是國際社會的一種權力分配關系。當今世界，國際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演變為話語權政治。一些重要的國際政治議題，比如恐怖主義的定義與反恐問題，經濟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運動，氣候變化的責任分擔問題，等等，無不突出表現為國際話語權之爭。
國際話語權競爭的主體主要是主權國家，但也包含其他國際行為體。掌握話語權的主體還有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經濟部門以及特殊的個人等，有些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某些議題上掌握的國際話語權甚至超過主權國家，這一點常被我們忽略了。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我國的國際話語權意識空前提高，似乎各行各業都在討論增強國際話語權問題。在不同領域的國際話語權討論中最核心的問題是什么？
張志洲：確實如你所言，近年來我們有關國際話語權的討論可謂如火如荼。例如，金融部門要增強國際金融話語權，從事鐵礦石投資和貿易的企業要增強定價話語權，媒體行業本身也要增強在國際輿論中的話語權，甚至時尚服裝行業也要增強國際流行時裝話語權。
我們既要看到面對國際話語權“西強我弱”的基本格局，國內不同行業部門都有增強國際話語權的需求；也要看到中國國際話語權面臨的主要問題在于國際政治話語權不足。西方以所謂“普世價值”標準和“自由民主”意識形態來強制性地衡量中國，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發展道路、人權與民族區域治理、外交政策、海洋權益維護甚至文化傳統等橫加指責、攻擊，這使中國增強國際政治話語權的需求極為迫切。因此，中國增強國際話語權要分清本與末、主與次的關系，從國家層面制定國際話語權戰略，明確戰略目標、路徑和重點。
中國國際話語權顯著提升
《中國社會科學報》：事實上，站在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高度，國際話語權問題在國家層面一直備受重視。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增強我國國際話語權作出了系列重要理論闡述和工作部署，為中國的對外宣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們看到，近年來國際輿論的天平正在往中國一端傾斜。您如何研判當前國際話語權競爭格局的變化？
張志洲：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知道國際話語權的基本來源以及國際話語權結構是否發生了于我有利的變化。一般意義上講，話語權的來源包括話語性因素，如議題的設置、規則的制定、對討論的引導、新概念的提出與運用、論證的邏輯新思路、科學的說服力，等等。除此之外，國際話語權的來源還包括參與和創建國際制度，對國際道義的把握，以及在國際權力結構中所處的地位等。這三大來源分別構成國際制度話語權、國際道義話語權和國際權力結構話語權。從國際話語權的這些來源因素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得到了顯著提升，主要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其一，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并制定了相關政策，把中國的發展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利益聯系成一個整體，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和贊許。
其二，中國主動提出的“新型大國關系”成為中美關系中的重要議題。無論美國對此理念持何種態度都無法回避相關討論；對于中美的地緣性和結構性矛盾，中國反復強調“太平洋足夠寬廣，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有效解構了西方的“修昔底德陷阱論”，在道義上更勝一籌，在態度上積極主動。
其三，中國的國際制度話語權明顯提升。這表現在中國倡導創設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影響廣泛的“國際制度”，以主場舉辦了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召集了亞信會議，更好地發揮了博鰲論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不同層面的國際制度的作用等。
其四，國際輿論場雖然依然不乏對中國的惡意評論，但認同中國制度和發展道路的學者和輿論漸漸增多。例如，曾經著有“歷史終結論”的福山在訪華之后也修正了自己的觀點。
其五，中國國家實力的增長，使中國在國際權力結構中影響顯現，增強了結構性話語權。
其六，在周邊外交與道義性上，中國提出了“親、誠、惠、容”的方針政策，贏得了周邊國家的認同，等等。
概括而言，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提升，雖然“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權格局尚未根本改變，但是在趨勢上發生了于我有利的變化。
國際話語權迎來歷史性機遇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您所言，在國際政治的整體框架中認識國際話語權，有利于準確把握國際話語權格局的變化圖景。我們看到，今天的中國已經站在世界舞臺的聚光燈下，而今天的世界也正處于冷戰結束以來最劇烈的變化之中。在這種雙重變化下，國際話語權格局是否將繼續朝著于我有利的方向演變？
張志洲：冷戰結束以來，今天的世界的確處于最為劇烈的變革之中。這既體現為某些“單元國家”權力、地位的興衰起伏，也呈現為一種世界體系性的變化，即西方發達國家在總體上出現了某種“頹勢”。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及之后的歐債危機重創了歐美，歐洲發達國家在國際權力結構中地位下降、國內社會矛盾激化，美國也把冷戰結束初期的“一手好牌”打爛了。經濟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博弈較量，使國際形勢更加亂象叢生。與西方的“頹勢”相比，今天的中國則處于近代以來最強大的時期，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的中心。這種由“單元國家”發展不平衡和實力對比變化而導致的國際結構變化，為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帶來了歷史性機遇。
《中國社會科學報》：怎樣理解這種歷史性機遇？
張志洲：第一，中國發展的實力為爭取國際話語權奠定了物質基礎。通俗來講，就是中國說話更有分量了，意見更被重視了。
第二，中西力量對比的變化，增強了中國道路的吸引力。中國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了國際比較的意義。這能為中國贏得更多的國際認同，從而增強國際話語權。
第三，中國在世界舞臺上大國地位的確立，一方面帶來自身媒體和輿論能力的增強；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對國際責任的擔當。這是一個國家贏得國際話語權必不可少的條件。隨著中國向世界提供越來越多的公共物品，有利于占領國際道義制高點，增強中國對外話語的感召力和公信力。
著力加強“話語質量”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報》：機遇來了，能不能抓住，考驗著中國的智慧和能力。您多次談到，國際話語權并不僅僅依據國家實力大小分配，實力增強與話語權提升并不是簡單的正相關關系。中國國際話語權問題的凸顯恰恰是在中國物質性力量增強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增強國際話語權，依然任重道遠。
張志洲：的確如此，正是由于當前中國在國際權力結構中的“崛起”態勢，中國在西方主導的國際輿論場里成為被審視的對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發展的心態復雜。美國習慣于把中國視為其霸權國家地位的“挑戰者”，將美國自身實力的相對衰落歸罪于中國，利用國際輿論對中國進行抹黑詆毀。這是中國目前“挨罵”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的重要原因。
我們必須清醒意識到，“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權格局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拔鲝娢胰酢辈粌H是以物質力量為基礎的權力結構，還包括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結構。中國物質力量的增強可以改變權力結構，但并不自動改變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結構。如何提升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思想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是中國今后面臨的重要課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把中國的發展優勢和綜合國力轉化為話語優勢需要哪些條件？
張志洲：要從西方輿論的包圍圈中“解套”，在根本上就要將中國的發展優勢和綜合國力的快速提升轉化為平等的話語權甚或話語優勢。促成這種轉化，需要一些基本條件。
第一，從中國道路、中國實踐中總結和抽象出有普遍意義的思想和理論，在與西方的比較中闡明中國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第二，要利用增強的實力加強媒體和傳播渠道建設，更要增加資源投入“話語質量”的建設，如強化議題設置能力和國際規則制定能力，加強國際學術話語權建設，等等。
第三，做一些扎實的增信釋疑工作，將中國內政外交政策的合理性通過恰當的途徑向世界闡釋，消除誤解、贏得信任，把質疑者搞得少少的，把認同者搞得多多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您所言，“話語質量”與學術水平緊密相關。如何正確認識哲學社會科學在提升國際話語權方面的作用？
張志洲：哲學社會科學，是一個國家知識生產的主要場域，是政治和媒體思想觀念的重要來源，也是與他國進行學術對話的前沿陣地。因此，哲學社會科學水平如何，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話語體系構建與國際話語權狀況。國際話語權競爭雖然有時表現為媒體輿論的對陣，但根本上還是哲學社會科學水平的比拼。例如，“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霸權穩定論”、“修昔底德陷阱論”等使得西方擁有話語霸權的很多理論學說，都是西方學者長期學術研究的結果。批判它們的最好方式就是學術的論理與對話。
《中國社會科學報》：這實際上引向了一個學界長期探討的問題，即如何提升我國學術的國際話語權？
張志洲：對中國來說，在話語權建設中面臨的真正挑戰還不在于我們在國際話語權結構中處于弱勢地位，而在于我們的學術和學科話語體系很多是從西方舶來的，主體性和原創性不足。要提升中國的學術話語權，必須改變這種狀況。倘若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就永遠無法和別人展開平等而有尊嚴的對話。
要提升中國學術的國際話語權，我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努力。首先，“信心比黃金還珍貴”，這句話同樣適用于中國的話語體系與國際話語權建設。問題的核心是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其次，完善學科評估、職稱評審等制度，激勵中國學界進行有效的知識生產。當前中國已是世界級“論文大國”，但某些方面學術垃圾的生產也是巨量而驚人的，這既浪費了資源，也帶來了學術不公，必須提倡“有效的知識生產”。第三，各學科領域重點選拔人才，培養和激勵學術精神和學術對話能力，在回應西方學術話語批判時，做到有理有據、以理服人。
中國并不謀求話語霸權
《中國社會科學報》：增強我國國際話語權，反對西方話語霸權是題中之義。但外界有輿論擔心中國追求的是一種新的話語霸權。對這種疑慮應當如何回應？
張志洲：西方話語霸權，不僅表現在對中國看得見的“罵”，更表現在西方觀念和話語的無形滲透。反對西方話語霸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爭取的是基于事實和公平原則之上的話語權，而不是什么新的話語霸權。
雖然話語權作為一種權力形態或者權力樣式進入人們認知視野的時間不久，但它本身并不是新生的權力存在。它作為一種權力，與利益之間的關系性質沒有改變。也就是說，中國追求提升國際話語權，事實上是為更好維護國家利益，特別是發展利益和政治穩定。在發展利益方面，中國追求和諧、合作、共贏，并為世界提供了大量公共物品；在國家安全方面，中國是自衛型的國家，不同于西方歷史上的擴張帝國和霸權國家。
此外，中國對國際話語權的追求深受文化價值觀的制約。用建構主義的觀點來看，話語和權力、利益都是用某些觀念建構起來的，其中文化價值觀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華五千年文明進程中沉淀下來的講仁愛、崇正義、尚和合的文化價值觀，規約著當今中國國際話語權訴求、話語體系構建的基本方向。人類命運共同體、親誠惠容等理念可以看作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價值觀念的時代體現。
由此可見，外界輿論擔心中國一方面反對西方話語霸權，另一方面追求新的話語霸權的疑慮是不必要的。
記者 毛莉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