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論二史”：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學理依循

　日期：2017-07-11   來源：光明日報

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中的“一論二史”

在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為主題的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這里提到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一般被理解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系統化”，這當然沒錯，但在學理上并不全面。從建設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教材體系的角度來看，“經濟學說”的“系統化”不僅是指政治經濟學理論本身的“系統化”，即系統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而且還包括政治經濟學在內的更為廣泛的“經濟學說”的“系統化”，即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史、經濟思想史這“一論二史”的“經濟學說”的“系統化”。對于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來說，“一論二史”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和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史或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

《資本論》第一卷呈現的“一論二史”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

今年是《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發表150周年。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所呈現的“一論二史”密切結合的學理依循，是馬克思經濟學說“系統化”的集中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的“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經濟思想史與政治經濟學結合的學理依循就在于：“為什么該原理出現在11世紀或者18世紀，而不出現在其他某一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一下：11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18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他們各自的需要、他們的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樣的；最后，由這一切生存條件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闡釋與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密切關系，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得到充分體現。

恩格斯在提到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社會歷史觀特征時認為，“把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只看作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暫時階段的理論所使用的術語，和把這種生產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終的階段的那些作者所慣用的術語，必然是不同的。”恩格斯強調社會歷史觀對經濟史研究的重要意義，凸顯經濟史在政治經濟學理論闡釋中的重要意義。在古典政治經濟學那里，通過把農業和手工業之外的“一切產業”，都歸結為制造業的辦法，使“以手工分工為基礎的真正工場手工業時期和以使用機器為基礎的現代工業時期的區別，就被抹殺了”。經濟史作為把握社會經濟關系的歷史邏輯的探索，成為《資本論》第一卷政治經濟學理論邏輯探索的重要基礎和基本根據，也成為馬克思經濟學說“系統化”的重要體現。

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經濟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一是在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問題闡釋中，對“爭取正常工作日的斗爭”的經濟史研究。馬克思把“爭取正常工作日的斗爭”劃分為兩大經濟史階段，即“14世紀中葉至17世紀末葉關于延長工作日的強制性法律”和“對勞動時間的強制的法律限制。1833-1864年英國的工廠立法”。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過程表現為規定工作日界限的斗爭，這是全體資本家即資本家階級和全體工人即工人階級之間的斗爭。”二是在相對剩余價值問題闡釋中，對工場手工業時期到機器大工業時期發展的經濟史研究。馬克思指出：“對于由必要勞動轉化為剩余勞動而生產剩余價值來說，資本占有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或者說現存形態的勞動過程，并且只延長它的持續時間，就絕對不夠了。它必須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變革生產方式本身，以提高勞動生產力，通過提高勞動生產力來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縮短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勞動過程到“變革生產方式”的研究，著力點是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生產方式和勞動生產力本身的變革問題等等，這些構成這一時期的經濟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從工場手工業時期到機器大工業時期的經濟史研究，揭示了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向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轉變的歷史邏輯。三是在資本積累過程問題闡釋中，對原始積累的經濟史研究。馬克思認為，按照“我們的方法”，在研究“已經形成的、在自身基礎上運動的資產階級社會”時，并不排斥資本“形成史”的考察，必然包含“歷史考察必然開始之點”，即“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歷史生產方式之點”。對“歷史考察必然開始之點”上的回溯，不僅可以得出一些“說明在這個制度以前存在的過去”的“原始的方程式”，把過去的研究和“對現代的正確理解”結合起來，為我們提供“一把理解過去的鑰匙”；而且還能夠“預示著生產關系的現代形式被揚棄之點，從而預示著未來的先兆，變易的運動。”只有通過對資本積累這一“必然開始之點”即資本原始積累的經濟史研究，才能理解資本積累的本質及其“未來的先兆”和“變易的運動”。

馬克思對《資本論》第一卷的經濟史研究及其意義是十分清楚的。1867年11月，《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剛出版，馬克思得知庫格曼夫人想讀《資本論》，他在給庫格曼的信中提到：“請告訴您的夫人，她可以先讀我的書的以下部分：《工作日》《協作、分工和機器》，再就是《原始積累》。”在馬克思看來，涉及經濟史的三個方面的內容，是理解《資本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基礎和入門，從而凸顯了經濟史闡釋對政治經濟學理論理解的作用和意義。這就如吳承明先生在《經濟史：歷史觀與方法論》中所認為的：“經濟史是研究各歷史時期的經濟是怎樣運行的，以及它運行的機制和績效。這就必然涉及經濟學理論。”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認為“經濟史應當成為經濟學的源，而不是經濟學的流”。

熊彼特關于經濟學說“科學性”的理解

從“一論二史”上對“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這一理解，適合于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內在規定和學理旨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于經濟學說“系統化”的一般學理要求。

約瑟夫·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關于經濟學說“科學性”的理解常被提起。熊彼特認為：“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的過程。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這里提到的“歷史”，包括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缺乏對這“二史”的研究，就難以理解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現實問題。顯然，“一個人如果從他自己時代的著作站后一步，看一看過去思想的層巒疊嶂而不感受到他自己視野的擴大，那么這個人的頭腦肯定是十分遲鈍的。”

從經濟學說的“科學性”來看，熊彼特認為，經濟史研究的重要意義，一是在于經濟學如果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歷史經驗，就不可能指望它能理解現時代存在的經濟現象及其理論原理；二是在于歷史的敘述不可能是“純經濟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屬于純經濟的“制度方面”的事實，因此，“歷史”無論是經濟史還是經濟思想史，提供的是讓我們了解經濟與非經濟的事實是怎樣聯系在一起的最好的方法；三是在于避免經濟學理論分析通常犯有的“缺乏歷史的經驗”的根本性錯誤。

經濟思想史既能打開了解過去思想成就的視窗，也能開啟立足現實理論創新的靈感。從經濟學說的“系統化”上看，經濟學研究的題材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歷史過程”，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不同的事實和問題”，僅此而言，“就足以使我們加倍注意經濟學說的歷史”。從經濟學說的“科學性”的學理上看，任何特定時間的經濟學的發展，都隱含著它過去的歷史背景，如果不把這個隱含的歷史揭示出來，就不可能深化和理解經濟學的理論內涵。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意義在于：“學會弄清為什么我們實際上走到多遠以及為什么沒有走得更遠。我們也知道接著而來的是什么，以及怎樣和為什么接著而來。”總之，經濟學理論“只有對照其所產生的歷史背景來考察才有意義”。

熊彼特對經濟史研究在經濟學理論體系乃至在經濟學科“系統化”建設中重要意義的這些闡釋，是值得我們深刻思考的。如何從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研究的結合上，深化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是推進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發展的學理上的基本依循，也是經濟學科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和教材體系建設的重大問題。

經濟學說演進中“一論二史”的學理例證

以“一論二史”為主要內容構建“系統化”經濟學說的探索，屢見于經濟學說的演進中。這里可以提到的是，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呈現的，以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綜合研究為經濟學原理闡釋基礎的學理例證。在《經濟學原理》最初幾版中，在緒論之后是馬歇爾撰寫的兩篇論文：一篇是對自由工業和企業發展的經濟史的研究；另一篇是對經濟科學的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后來，馬歇爾把這兩篇論文獨立出來，作為《經濟學原理》的附錄一和附錄二單獨列出，以顯示對經濟學原理和經濟史、經濟思想史闡釋結合的學理依循。

馬歇爾在對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與經濟學原理的關系的闡釋中認為：首先，經濟學的新思想來源于經濟史實的發展，即如近代經濟學的許多內容，在中世紀的城市發展就已被預見到，盡管在中世紀的城市不能使之成為實際的經濟“事業”。這些曾被預見到的內容，在近代經濟新紀元的經濟“事業”才得以呈現，但在這些經濟史實中曾經被預見到的那些新思想，對經濟學原理的發展卻是有意義的；其次，經濟思想對經濟史實的反映并不局限于簡單的描述，而是有著經濟歷史的“連續原理”的反應，如“經濟學家們的確不是將自由企業當作是一件純粹的好事，而只認為比當時所能實行的限制較少流弊而已”。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許多結論，應該能再現于經濟學原理的新的闡釋之中；再次，以史為鑒，在經濟史實的不斷演進中，經濟思想的真理性始終只存在于有限的范圍內，而且還會在經濟史實改變時喪失其功能和價值，如自由企業的思想主要是中世紀的商人所首倡的，18世紀后半期的英法哲學家繼續加以發揚，李嘉圖及其追隨者依據這種思想發展成為一種自由企業的作用的理論，這種理論包含許多真理，其重要性或將永存于世。但是，他們的著作只在所涉及的狹隘范圍內是完美的。時過境遷，李嘉圖以特殊方式所解決的其中許多問題，對于經濟學后來的發展不再有什么直接關系。最后，經濟史的國別特征和時間限定，往往使得經濟思想的實用性變得狹窄，如在李嘉圖及其追隨者的著作中，“有許多因過于注意當時英國的特殊情況，而變得范圍狹窄了；這種狹窄性已經引起了一種反應”。因此，不同國度的經濟史的研究，會形成同樣具有科學價值的結論。馬歇爾主張，對于大多數經濟學家來說，“他們在許多不同的國家里同時進行研究，他們對他們的研究抱著探求真理的不偏不倚的愿望，甘愿經歷長期和繁重的工作，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有價值的科學結果。”

從一般學理意義上看，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對“一論二史”關系的闡釋，對于中國特色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建設是有一定啟示的。趙迺摶先生在《歐美經濟學史》中曾提到：“經濟思想史與經濟史雖同屬于史的敘述之學問，但研究之對象不同。經濟思想史所研究者為人類思想之有關經濟生活者；而經濟史則是經濟史實之系統的記載。”兩門“史的敘述之學問”同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結合，不僅順應了經濟學說“系統化”發展的要求，而且概述了經濟學說“系統化”的學理依循。

習近平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探索中的“一論二史”的意蘊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要把黨的十八大確立的改革開放重大部署落實好，就要認真回顧和深入總結改革開放的歷程，更加深刻地認識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更加自覺地把握改革開放的規律性，更加堅定地肩負起深化改革開放的重大責任。”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中，對經濟學理論與現實問題的探索，時常是與經濟的史實和思想過程的探討聯系在一起的。就“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來看，上述論述中既有“回顧和深入總結改革開放的歷程”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史研究要求，也有“認識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在經濟的歷史、現實與未來的內在聯系中探索經濟學說的真諦，成為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學理特色。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2013年，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探索中指出：“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一重大理論突破，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對黨的十四大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建樹的“歷史的評論”，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新闡釋的基礎之一。即如習近平所強調的：“正是從歷史經驗和現實需要的高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反復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歷史經驗”不僅作為現實的鏡鑒，揭示當下經濟理論新見的歷史根據；而且也作為發展的路標，昭示當下經濟理論新見的現實基礎。“歷史經驗和現實需要”的結合，實在地表達了“一論二史”之間的邏輯關系。

在對《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黨的十四大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探索的思想史過程。他指出：“從黨的十四大以來的20多年間，對政府和市場關系，我們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可以看出，我們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由此而得出“從理論上對政府和市場關系進一步作出定位，這對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的理論新見。回溯歷史、立足現實，理論就能以此為基礎而賡續，現實也能以此為臺階而前行。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歷史、現實與未來的結合是經濟學方法的內在要求，也是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體現的“一論二史”的思想意蘊給我們的深刻啟迪。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習近平總書記在致第二十二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賀信中提出：“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從世界的昨天發展而來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可以給人類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智慧。”這些論述，對我們理解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中“一論二史”的整體性關系及其學理依循有著深刻的指導意義。

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在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建設中的視域

“一論二史”學理的這一內在邏輯，不僅能夠揭示前人探索的印跡，而且還留下前人探索中的智慧和勇氣；不僅能夠揭示理解現實問題的歷史基礎和背景，而且還留下繼續探索的路標和臺階。在長期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探索中，“一論二史”時常成為重要的學術和學理話題。

王亞南先生在中國政治經濟學、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研究上都有過突出的學術建樹，他歷來注重從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結合上，深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在194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史大綱》中，王亞南就提出過政治經濟學研究“三層次”轉化的觀點。他認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對象，我們說它是‘政治的’經濟事象也好，說它是經濟事象也好，終歸是第一次的；若政治經濟學史所研究的對象，因為它是那些經濟事象，通過經濟學者的體認，或由經濟學者腦子‘再生產’的結果，所以是第二次的；至于經濟學史本身，有更進一層，把那些通過經濟學者‘再生產’的結果，如學說、思潮等等，加以再組織，結局，它便成為第三次的了。從這里，我們知道，政治經濟學史，就是更深進一層的意識形態的科學；對于它的研究，當然更多一些曲折，或者對于我們要求更深更多的理解。”從第一層次的“經濟事象”，到第二層次的“經濟思想”，再到第三層次的“經濟學史”的轉化，厘清了政治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內在邏輯與學理關系。

1986年，胡寄窗先生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歧見》一文中曾提出：“任何一種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論范疇，只有在闡述其特殊理論范疇的發展過程條件下，才能顯示它本身的特色”；同樣，“倘不以一定歷史時期或人物所接觸到的經濟范疇為表述內容，就不足以體現出經濟思想史的特點”。經濟觀念、原理和范疇是構成各時期經濟思想的“基本要素”或“基本材料”。1991年，趙靖先生在其主編的《中國經濟思想通史》中也認為：“各時期的經濟觀念、原理和范疇本身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的狀況，反映著不同時期以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經濟思想的發展水平……這些經濟觀念、原理和范疇，在反映經濟關系方面越是深刻，越是具有抽象的、普遍的性質，它們彼此之間的聯系越密切，經濟思想發展水平就越高。”經濟思想史的發展程度是經濟學理論發展水平的集中體現，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又要以經濟思想史的深入探索為基礎。就經濟學說“系統化”的學理來說，經濟史同經濟思想史一樣，對經濟學理論發展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發揮著同樣重要的作用。

雖然有經濟學學理上的這些清楚認識，但在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中長期存在的脫離相應的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研究的現象，一直沒有顯著的改變。即使到現在，在對《資本論》作為馬克思“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理解中，鮮有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與相應的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結合的研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甚至沒有對相應的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意識。在這一方面，不僅馬歇爾和熊彼特的相關論述值得我們借鑒吸收，而且我國學術界對“一論二史”研究的學術積累和思想闡發更值得我們吸收運用。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到“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系列論述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經濟思想和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論觀點，對加強和深化中國特色的“一論二史”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發展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有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支撐的學理基礎

一切劃時代的理論體系的真正內容，都是由產生這個體系的時代的需要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在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在現時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進程中的理論創新。以“中國特色”為標志的政治經濟學的這一理論創新，不僅凸顯了對這一理論創新的現實的經濟基礎和經濟關系的認同，而且也體現了對產生這一理論創新的中國的獨特的歷史、獨特的文化和獨特的國情的認同。從“一論二史”上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探索，蘊含著同樣的道理。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為主題的集體學習中提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必修課。”對政治經濟學理論作用和意義的這一判斷，是以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史為基礎、為根據的。這就是習近平進一步指出的：“我們黨歷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對發展我國經濟提出了獨創性的觀點，如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提出統籌兼顧、注意綜合平衡，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等重要觀點。這些都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他還提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史的研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當代發展提供了歷史根據以及思想資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要十分注重對相應的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和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史或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來看，1956年年初，在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這一歷史時刻，毛澤東已經把如何選擇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提上了重要議程。毛澤東立足于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審時度勢，從歷史、理論與現實的結合上，不僅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結合”的思想，而且在謀劃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發展中，成就了以《論十大關系》為主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開創之作。由此開始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源流。要十分注重新中國經濟史和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史的“歷史的評論”，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這種歷史的評論不過是要指出，一方面，經濟學家們以怎樣的形式互相進行批判，另一方面，經濟學規律最先以怎樣的歷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形式被揭示出來并得到進一步發展。”

就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發展來說，對那一時期開始的新中國經濟史和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為準備《論十大關系》講話，毛澤東作了長達43天的調查研究。調查研究一開始，毛澤東就點明主題，提出蘇聯的經驗和道路哪些該學哪些不該學的問題。他強調“要打破迷信”，提出我們“完全應該比蘇聯少走彎路”“不應該被蘇聯前幾個五年計劃的發展速度所束縛”。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毛澤東深有感觸地談道：“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在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他進一步提到：“我們應該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迷信了。”毛澤東的結論就是：“我們過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獨創。現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毛澤東關于“進行第二次結合”“更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等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對中國革命和建設歷史反思和現實思考的結果，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選擇的關鍵時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逆轉時期做出的重大戰略調整。總結經驗，破除迷信，不再“搬蘇聯的一套”，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中，對“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做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回答。同年4月25日下午，毛澤東在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毛澤東后來肯定，《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也就是說，“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在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結合的探索中，我們能夠更為深刻地理解，《論十大關系》是毛澤東提出“第二次結合”思想后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最初的重要成果，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的最初的重要成果。

同樣，“一論二史”結合的研究更能使我們理解，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經濟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基本遵循。回顧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的過程，鄧小平1984年在提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初稿”時，就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他認為，“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

習近平在評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成就時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第二次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基本遵循。習近平的結論，是基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探索的科學結論，也是在決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的進程中，把“第二次結合”的思想融會貫通于中國特色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發展之中的科學結論。

從“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學理依循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不能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和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史或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要在“一論二史”的結合中推進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發展。

（作者：顧海良 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中國道路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協同創新中心主任）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