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慧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改革

　日期：2016-06-17   來源：人民日報

陳建奇（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世界經濟室副主任、北京大學G20財經課題組主要成員、財政部G20專家）

李昕（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G20財經課題組主要成員、財政部G20專家）

李遠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秘書長）

倡導構建國際金融新秩序，從思路和格局上超越現有利益沖突

陳建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是當前兩個重要的國際金融機構，與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前身）共同構成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三大支柱。二戰后，國際金融體系一直由美國等發達國家主導，這種現象至今仍沒有本質上的變化。盡管如此，中國近年來在推動國際貨幣金融體系調整及防范全球金融風險方面取得的進展是不能低估的。

首先，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一道呼吁IMF、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進行治理機制改革，推動IMF向新興發展中國家以及代表權過低的國家轉移超過6%的投票權，使得新興發展中經濟體的投票權穩步提升。中國在IMF的投票權上升至全球第三位。近幾年，中國多次選派人員在IMF及世界銀行中擔任高級官員職務，兩個組織里也增加了中國籍雇員人數。這些變化是國際金融治理機制更加具有代表性的體現。

其次，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去年出現加速態勢，尤其是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成為標志性事件，這對于優化國際貨幣體系具有重要意義。去年下半年人民幣匯率市場出現較大波動，但中國采取了積極措施應對風險，當前匯率已逐步呈現雙向波動。與此同時，中國與其他國家一道通過G20峰會倡導實施負責任宏觀政策，避免各國采取競爭性貨幣貶值。這些都對當前全球金融治理及金融風險防范有著積極意義。

李昕：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不僅在包括G20在內的多邊場合大力倡導構建國際金融新秩序，還通過自身行動踐行這一主張。首先，亞投行是中國完善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一個重大舉措。亞投行不僅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還在推動全球金融合作，特別是政府間金融合作上開創新局面，標志著國際金融體系開始發出中國聲音。其次，人民幣國際結算中心的籌建、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的啟用、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等，都標志著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推進。再次，作為國際金融領域中創設的一種新機制，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同樣是對舊國際金融秩序的完善。最后，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的落地暨東盟與中日韓（10+3）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成立，成為“亞洲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揮著區域金融穩定錨的作用。

當前，國際金融中心正逐漸由大西洋西岸轉向太平洋西岸。這意味著以舊金融利益關系消解和新金融利益關系織造為主要內容的全球金融體制的變遷。中國正主動參與這種變遷，并在此過程中積極維護發展中國家根本利益。

李遠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舊有的全球經濟治理在解決全球失衡、穩定全球金融體系、防范全球金融風險上的欠缺及不適應。全球化時代及全球經濟格局對全球經濟治理提出了廣泛的改革要求，包括改革原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國際金融機構，使其發揮更切實有效的全球性職能；改革國際貨幣體系以降低系統性風險，促進全球經濟發展；全球合作加強對跨國性金融機構的監管、防范道德風險等。

全球經濟治理秩序的變革牽涉到各國既有權益及責任的相對變化，必然會引發復雜的矛盾沖突。如不能妥善處理，改革就可能陷入僵滯。同時，發展更為公平、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也需要時間的磨礪，如何平穩過渡并凝聚對進一步發展的決心和信心，需要關鍵參與者的引導和努力。由于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體量之大、上升之快，在全球經濟治理轉型中，中國是利益攸關方，也是眾所關注的關鍵行動者，面臨非常復雜的關系問題。從目前的有關實踐中可以看出，中國以非常積極務實的態度應對了這些挑戰，一方面對既有秩序和機構保持了足夠的尊重和重視，另一方面，在關鍵時刻絕不被動，敢于創新，從思路和格局上超越現有的利益沖突，形成有利的改革局面。

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機制讓多邊金融體系更加完善

陳建奇：不論是從亞洲等主要經濟體基礎設施缺口來看，還是從促進全球經濟增長來看，多邊國際金融機構已經成為重要的融資平臺，但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主要著力于減貧援助，中國倡導成立的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以基礎設施為重點投資領域，使多邊金融體系更加完善。

亞投行的成立催生了游離于美國主導體系之外的發達大國參與的亞洲多邊開發銀行體系，調整了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主導的亞洲多邊開發銀行生態，對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具有重要意義。

李昕：亞投行作為一個新的區域性國際金融機構，不是對原有國際金融機構的替代，而是彌補其在滿足發展中國家資金需求上的不足。一方面，亞投行更加開放、自由、包容。作為一個跨越亞洲、歐洲、拉丁美洲的國際性多邊金融機構，亞投行無疑會對二戰后形成的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形成沖擊，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可能成為國際金融體系中的重要一極。另一方面，亞投行能夠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斷深化互聯互通建設，提高“一帶一路”區域的投資能力和分散投資風險。“一帶一路”是以互聯互通為基礎，以實現區域共同繁榮為目標的新型區域合作安排，其開放與包容理念決定了亞投行不僅不會挑戰或取代現行的國際秩序，而且能夠做到與現行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并行不悖，相互補充。

李遠芳：必須承認的是，在全球經濟治理既有框架內的改革過程對舊有利益有很大的觸動，因此改革必然是艱難緩慢且需要重大時機推動。新興經濟體的成長并非突然出現，中國提出亞投行的倡議及與其他金磚國家共同發起的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是在既有框架外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的努力，一方面填補現有全球經濟治理中的空缺和不足之處，另一方面對激勵促進原有機構的改革發展也有重要意義。

亞太自貿區為推動國際貿易投資領域的規則融合指明了方向

陳建奇：“十三五”規劃建議從完善對外開放戰略布局、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等方面，全面闡述了中國推動開放發展實現合作共贏的理念。雖然合作共贏的相關具體治理規則有待制定，但可以確定的是，合作共贏構成了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方案的核心思維。

李昕：新世紀以來，全球化的發展越來越表現為產品生產和供應過程的不同工序、區段和環節的日益細化與空間區域的優化配置。在此過程中，中國和一些新興經濟體的“世界工廠”地位將繼續上升，承擔更多的商品生產分工，從而要求更大的世界市場。亞太區域經貿一體化應需而生。

隨著中國全球影響力的不斷提升，必將與貿易伙伴發生更廣泛、更深入的經貿往來與合作。配置國內國際兩種資源、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不僅將賦予中國經濟發展更豐富的內涵，而且將深刻影響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多極共治態勢。因此，建立更廣泛的區域合作機制，促進區域乃至全球生產鏈向廣度與深度不斷延伸，不僅符合中國利益，也是區域國家實現長期發展的現實需求。中國目前所倡導推動的亞太自貿區更具包容性，是我國為構建亞太開放新格局、實現區域發展共贏貢獻“中國智慧”的具體舉措。

李遠芳：由于全球價值鏈貿易的發展，原有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樣的多邊貿易投資治理框架的發展面臨越來越大的困難。目前全球貿易和投資領域出現了區域、雙邊、諸邊貿易和投資治理的潮流，亞太地區治理規則的碎片化比較明顯，出現了美國推動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以及由東盟主導、中國積極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如果說TPP獨立于已有的規則體系，在新的高標準平臺上吸納成員，RCEP則更多以整合、開放、漸進的方式進行。該合作致力于縮小參與國家間的發展差距，并在協定的實施中達到最大限度的互惠互利，兼顧高水平目標與漸進性落實。這是兩種不同的思路，后者包容性更大。二者有一定競爭關系，但不同的思路也意味著二者具有互補和戰略互動的潛力。

中國目前倡導推動的亞太自貿區，則不僅與WTO多邊貿易體制兼容協調，同時將TPP、RCEP都視為可能的實現路徑，具有更高層級的整合性，以統一的亞太地區的開放進程，降低碎片化機制可能造成的市場分割。這為推動國際貿易投資領域的規則融合，指明了重要的努力方向。

“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特色開放主義的重要實踐

陳建奇：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合作共贏開放理念的具體實踐，在促進沿線國家和地區經貿發展的同時，也有望在該區域構建合作共贏的區域治理體系。長遠來看，“一帶一路”倡議與TPP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必然面臨對接的問題。

李昕：從經濟學角度看，“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有利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融合與發展，還有利于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復蘇與可持續增長。

一方面， “一帶一路”橫跨亞歐非大陸，涉及數十個國家，將活躍的東亞經濟圈與發達的歐洲經濟圈相互聯通。實際上，基于其現有經濟總量、貿易規模、外匯儲備以及不斷增長的海外投資和發展融資，中國完全可以在推動全球化進程和完善世界經濟治理體系中有更大作為，“一帶一路”的實施將在這方面起到積極推動作用。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可通過各國更緊密的相互合作，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新的生產網絡和消費市場，提升亞洲各國產業經濟的國際競爭力，為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復蘇注入新的動力。

李遠芳：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亟須突破口的背景下，完善區域基礎設施，全面促進貿易、投資和金融合作，對于提升區域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發展有非常重要的價值。這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對其保持非常高的關注及熱情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帶一路”建設是實踐中國特色“共商、共建、共享”的開放主義的重要場域。中國在從國際體系參與者到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轉型過程中必然會面臨難題，比如投資收益保護和投資安全、融資渠道和風險管控、與當地政府及民眾的關系等等。在學習有關國家經驗的基礎上，中國秉持共同繁榮的理念，更加創造性地解決這些難題，不僅可以帶來矚目的經濟成果，還將向全球經濟治理貢獻中國的最佳實踐，以具體合作支持雙邊和多邊關系的實質進展。

（人民日報記者李琰、孟祥麟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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