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燁寒：1997年金融危機后泰國在東盟的對外直接投資研究

1997年金融危機后 

泰國在東盟的對外直接投資研究

 

董燁寒

[摘要]泰國作為東盟成員國之一，在東盟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FDI）在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較大。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泰國經濟受到極大影響，對外投資急劇下降，對東盟直接投資也受到波及，直到近年來才逐漸恢復。對于亞洲金融危機后泰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國內目前相關論述較少，因此本文希望通過分析1997年金融危機后，泰國在東盟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轉變，吸取經驗與教訓，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提供借鑒。 

 

[關鍵詞]東盟；泰國；對外直接投資 

 

作者簡介：董燁寒，云南師范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2017級碩士研究生。 

 

  

一、國內外研究概述 

目前，國內專門研究泰國在東盟對外直接投資問題研究的專著還沒有，但蔣滿元《東南亞經濟與貿易》、李鋼《國際對外投資政策與實踐》、劉稚《東南亞概論》、鄒春萌，羅圣榮《泰國經濟社會地理〈東南亞研究〉第二輯》、王森《經濟貿易、國際投資與跨國并購：世界經濟研究》、《博鰲亞洲論壇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2015年度報告》、鄒忠全，周影《東南亞經濟與貿易》等書里對這一問題有所涉及。相關論文如黃麗華《泰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貿易效應研究》中通過引力模型分析了泰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數量的變動以及貿易結構的變化，也概括了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數量效應和貿易結構轉換的影響[1]，在《泰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及動機》一文中分析了2005年以來泰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變化與發展。石維有《東南亞華人資本對外投資的興起—泰國個案》，以泰國為個案，分析了泰國華人資本對外投資的原因、分布規律以及對華投資情況，總結其對外投資的四種模式[2]，張海波《東亞新興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經濟效應研究》認為：從長期來看，泰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技術進步都具有正向沖擊效應，但具有滯后性，在短期內都體現為負效應[3]，楊維中《1996—1997年泰國的外資投資與對外投資》，在文中對泰國在東盟國家投資的特點和國家分布有一定的分析，認為從1996-1997年泰國對外投資疲軟。 

國外對此的研究有：泰國學者巴威達·巴那儂的《危機后的泰國跨國公司：趨勢和前景》中分析了泰國跨國公司在金融危機后四種不同的對外投資模式，楊行《泰國的對外投資政策》則重在介紹泰國對外投資現狀與政策并為其發展提出了意見建議，TAriffin,A Shah,M Shahbudin《‘Push Factors’ Of Outward FDI:Evidence fromMalaysia and Thailand》，文章重點在于研究東盟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并以泰國和馬來西亞為例K  Cheewatrakoolpong,J Boonprakaikawe《FactorsInfluencing Outward FDI: A Case Study of Thailand in Comparison with Singaporeand Malaysia》，認為泰國對外直接投資遠落后于東盟其他國家尤其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A Chongvilaivan《FROM INWARD TOOUTWARD: An Assessment of FDI Performance in Thailand》運用經濟學方法，對泰國對外直接投資進行了分析，并對比投資流入和流出后認為：鑒于海外機遇的快速發展，泰國將很快耗盡傳統市場的機會；因此，泰國公司必須在海外投資，探索新的市場和超出舒適區域的行業機會[4]。P Suvakunt《Thailand’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Vietnam》認為泰國對越南投資受地理、政治、經濟等因素影響，并認為是越南不斷擴大的市場規模吸引了泰國的外資流入。  

二、泰國對東盟直接投資概況 

1967年東盟建立后，泰國與東盟其他四國經濟交流進一步增多。同時，泰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積極發展對外投資，通過向其他國家投資，來獲取自身企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和市場，促進自身產業升級轉型。東盟自1984年超越美國、香港等傳統的發達國家和地區成為泰國對外投資額最大的區域，居于其對外投資額首位[5]。泰國對東盟直接投資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受到影響，從過去的逐年增長轉向急劇下降（見圖1）。 

從金融危機爆發至今，泰國對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8-2005年，這一階段金融危機剛發生不久，泰國對外投資急劇下降，在東盟直接投資進一步下滑（見圖1）。從2006-2008年為第二階段。這一階段金融危機引起的經濟衰退有了緩慢的恢復，在對外投資方面的表現就是自2006年以來泰國對東南亞直接投資有所增加，這一階段為對東盟直接投資緩慢回升的階段（見表1）。第三階段即2008年至今，這一階段是泰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新時期，這一階段投資額相較于前一階段成倍增長，泰國對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進一步增多，且對東盟直接投資額遠遠超過對世界其他地區或國家投入，該階段是泰國在東盟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高速發展階段。 

 

 

三、泰國對東盟投資政策分析 

泰國在東盟的直接投資，是與其對外政策相輔相成的。在金融危機前，泰國基本奉行親美政策，積極向西方國家靠攏，其投資也主要以對歐美投資為主。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意識到地區合作的重要性，逐漸加強了合作。再這樣的背景下泰國加強了對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    

泰國在東盟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泰國的對外投資戰略和規劃分不開。自上世紀50年代泰國開展對外投資以來，泰國就制定了各種對外投資的政策，包括稅收政策、信息、擴充地域等內容[6]。同時，為了推動泰國企業走出國門，泰國在1966年根據工業促進法的規定建立投資委員會或“BOI”辦公室，其核心使命是通過提供基于稅收和非稅收的激勵措施來促進投資[7]。此外，他們的任務還包括向尋求海外投資的泰國投資者提供支持。其職能包括：提供信息，深入研究目標行業的投資機會，為投資顧問團隊的投資者提供指導，指導泰國投資者投資目標國家[8]。自上世紀80年代末，泰國開始重視對東盟國家的投資，進而制定了相應政策推動相關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9]。但這一時期泰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國以歐美和香港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主。 

金融危機發生后，泰國政府轉變曾經對歐美直接投資最多的政策，制定一系列政策推動直接投資方向逐漸向東盟各國轉移。如規定：1.泰國政府對外投資政策中包括到外國投資，特別是到印支國家從事有關天然資源開發，需要取得專利權而可能會發生問題或與鄰近國家發生沖突的投資項目，或較難尋求民營企業進行投資的公用事業項目。2.泰國政府支持到其他國家如印支國家、緬甸、中國的某些省份投資。3.建立某些行業的雙邊貿易投資關系，以支持在印支和緬甸的投資，促使這些國家的國內貿易更趨自由化。這些政策促進了泰國在東盟國家的對外投資。 

四、金融危機后泰國 

對東盟投資的特征 

（一）投資受政治經濟影響較大??亞洲金融危機后泰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轉變趨勢與泰國國內政治經濟發展和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是息息相關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泰國經濟帶來了極大的傷害，1997年泰國對東盟國家投資額驟降，此后幾年泰國對東盟直接投資額也持續低迷。金融危機使泰國和東南亞其他國家開始認識到加強經濟合作共同面對和防御危機的重要性，2001年以后，泰國對東盟投資相較于上一階段有較大回升，此后呈平穩態，上下波動較小[10]，2006年35.0192億美元，2007年為32.6514億美元，直到2008年，對東盟投資都比較平穩沒有過多波動（見表2），從2008年開始到2014年，對東盟投資額穩步上升。2015年后，泰國軍政府重新上臺，其在經濟發展方面成就顯著。同一時期，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BOI）通過了《2015-2021年泰國中長期投資推廣策略》。2015年12月31日，東盟經濟共同體（ASEANEconomic Community，簡稱AEC）正式成立，這對于泰國與東盟經濟一體化進程有著里程碑意義，泰國與東盟經濟關系更進一步。在這樣的背景下，泰國政府不斷設法提升國內經濟實力，提出經濟改革政策，鼓勵中小企業開拓東盟市場[11]。這些因素促使這一時期泰國對東盟的投資開始迅速增長，2015年達到214.3833億，2016年282.449億，2017年達到了349.1474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二）以制造業和能源產業為主??金融危機后泰國對東盟國家的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下部門：第一位是零售批發業和機動車摩托車修理業，從2005-2017年最新統計數據中累計投資達到60.4088億美元。第二位是制造業，泰國對東盟投資在制造業方面達到了48.0818億美元。第三位是金融和保險行業，10.5669億美元，第四位是食品制造業，10.2406億美元，第五位是采石業和礦業，7.1318億美元。其余如紡織業、化工制造業、電腦、電子和光學制造業、電氣設備制造業、機械設備制造業、建筑業、運輸和儲藏業、食品與住宿業、房地產業等都不超過5億美元，但在3000萬美元以上。而剩余農林漁業、飲品制造業都在3000萬美元以下。金融危機后，泰國之所以在制造業和采礦業對外投資多，是因為傳統金融業在危機中受到打擊且恢復較慢，制造業在20世紀90年代后取代金融業成為泰國的支柱產業，泰國通過發展制造業進一步擴展其海外市場，推動國內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這也是其經濟規劃中的重要內容[12]。泰國制造業尤其是其汽車行業，多為與日本等發達國家合資的大企業，近年來的發展非常迅速，成為泰國對外投資的重要依托[13]。這一行業近年來相較于其他行業具有支配性的優勢，而泰國本來傳統的優勢行業如金融業，在泰國對外投資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14]，但伴隨著泰國企業的升級轉型，加上金融危機的打擊，金融行業雖然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但相比泰國目前重點發展的制造業所占比重還是差距較大。而在制造業（包括汽車制造、小商品制造、和食品制造）中，汽車、摩托車維修行業的投資額則是其他產業的6倍以上，可見汽車行業在泰國對外投資中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泰國在農林和漁業方面的對外投資只有190萬美元，相較于工業投資，農業投資可以忽略不計，這也是其對外投資的一個重要特點。 

 

（三）不同國家投資重點不同??在東盟內部，泰國投資的側重點也是不同的。截至2017年，泰國對新加坡投資總額達186.8253億美元，遠遠超出在其他東盟國家的投資，對新加坡的投資主要集中在零售批發業及汽車維修制造業、制造業兩個部門，分別是54.1121億美元和34.9983億美元。另外在食品加工業、電氣石油和蒸汽空氣供應行業也較多，分別為8.5249億美元、5.5333億美元。投資最少的產業分別為紡織業和建筑業，分別只有67萬和66萬美元。排在第二位的是越南，投資累計31.6005億美元，對越南投資額只有對新加坡投資的1/6左右。在對越南投資中，制造業和零售批發及汽車維修業兩個行業投資額最多，在房地產行業和住宿、食物供應方面分別只有14萬和18萬美元的投資額，在農林、漁業方面投資為零。排在第三位的是馬來西亞，投資總額為22.8225億美元。馬來西亞投資最多的是采礦業，達到1.7609億美元。其次為制造業，投資額1.4976億美元，再次是金融和保險業，達到0.9863億美元。泰國在東盟其余幾個國家的投入差距不大，基本都在20億美元以下，在印尼的投資額為17.285億美元，在金融保險業和制造業兩個行業投資額最多，分別為3.1742億和3.025億美元。在農林漁業方面無投資、采礦業、和高新電子設備方面投資極少，對電力、燃氣投資為負。在老撾的投資額為15.3304億，對老撾投資最多的是電力、燃氣行業和金融保險行業，分別達到2.1808和2.0824億美元，在其他行業投資極少。在緬甸投資額為13.4353億美元，在緬甸投資領域單一的問題凸顯，制造業和采礦業占據極大比重，其他行業則投資很少。在柬埔寨投資金額達12.0838億美元，主要被“其他”行業占用。投資金額最少的國家是菲律賓，只有8.4406億美元。由以上數據可以發現，對于新加坡這樣的發達國家，泰國投資力度大，投資金額多，且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 

五、對東盟直接投資的 

發展前景和存在問題 

（一）金融危機后泰國對東盟投資的發展趨勢??泰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在近幾年達到了新的高度，尤其是2017年總額已達到349.1474億美元，且根據從2015年到2017年連續三年數據來看，還有繼續上升的趨勢。泰國在2017年頒布了新的經濟法，同時泰國第十二份國家與社會發展規劃中的第七部分《推動第十二份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對泰國未來經濟發展進行了詳盡規劃。在經歷了從農業到工業國的轉型后，新時期泰國提出“泰國4.0”，標志其進入創新立國的新時期[15]，將通過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發展包括新一代汽車制造業、智能電子產業、生物科技和農業高端產業鏈、高端旅游和醫療旅游業、食品深加工業等傳統優勢產業以及自動化和機器人、航空和物流、生物化工和生物能源產業、數字化產業、醫藥中心等未來產業[16]。同時，泰國2014年臨時憲法賦予國家維和委員會主席的特權，批準東部經濟走廊發展規劃[17]。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在2017年公布了《投資促進委員會2017年第4號公告：東部經濟走廊地區投資促進標準》，東部經濟走廊的發展勢必帶動與泰國相鄰地區的發展，也將推動泰國與東盟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通過“泰國4.0”和東部經濟走廊規劃泰國進一步推進國內產業結構轉型，淘汰老舊產能，發展高科技和高技術行業，從而使泰國擺脫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在政府支持和政策的大力推動下，泰國謀求制造業等支柱產業進一步升級轉型，要實現這一計劃，必須要加快泰國企業自身發展，開拓國際市場，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泰國必然要謀求向其他國家轉移其過剩能源，通過輸出技術和資本來得到推動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其他要素，如市場、原料等等。東盟國家與泰國有地理上的相近性，同時像老撾、緬甸等經濟欠發達國家與泰國經濟有較大差距，其經濟特征與泰國具有互補性，更易于吸引泰國投資者[18]。一直以來，泰國的直接投資更多集中于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等比其發展水平更高或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但隨著泰國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必將引起其對外投資方向的轉變，未來幾年在經濟較落后且以第一產業為主的其它東盟國家將得到更多的投資，發展前景可期。同時，憑借著東盟經濟共同體的東風，可以預期在泰國未來對外直接投資中東盟十國將繼續占據相當大的比重。 

（二）泰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問題與建議??從金融危機至今，已經過去了21年，到目前為止泰國在東盟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幾經轉折，東盟已經成為泰國對外直接投資額最多地區，投資總量大、投資持續性強，但應該看到，泰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依然有許多不足：第一、投資國家相對集中，但對欠發達國家則少。近年來泰國對東盟國家的投資顯然更注重對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等相對發展較快或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吸引外資的體制比較完善，而且有規范的資本市場，其本身的消費水平高市場大，很容易吸引投資者。而老撾、緬甸等尚處于發展初級階段的國家，本身國內市場可能剛剛開放不久，各種基礎設施和經濟體制、相關法律政策還不完善，資本市場流動性差而且經常被利益相關者操縱，高素質的專業化金融中介相對短缺，金融數據和其他企業信息不夠透明，吸引外資力度不夠[19]。第二、投資行業過于單一，其他產業投資不足。在對東盟投資中，制造業是泰國對外投資的絕對優勢產業。但除了制造業之外，其他產業投資則較少[20]，曾經強勢的金融業也逐漸減弱。這與泰國金融危機后大力發展制造業推動工業化進程的發展目標有關。第三、投資依然不足，對吸引外資的關注度削弱了對自身企業向外發展的關切。泰國在1966年專門成立了“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并出臺相應政策拉動外資進入泰國，通過吸引外資，泰國企業和經濟得到了發展，泰國吸引外資的政策和方法也引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效法和學習。泰國的外資吸引是非常成功的，但在泰國當今希望建設“創新泰國”的背景下，吸引外資和利用外國技術固然重要，對自身企業發展和推動本國企業走出去也迫在眉睫。目前為止，泰國對外投資事宜只是投資委員會的次要事宜。投資委員會“核心角色和職責是促進有價值的投資，包括對泰國和泰國的海外投資。”[21]推動國內企業走出國門的重要性沒有凸顯，而且對東盟投資的相關政策也較少[22]，在東盟地位越來越重要的當下，泰國對向東盟直接投資的重視程度是不夠的。 

針對以上幾個問題，首先應該有長遠的目光，大力發展對東盟目前經濟欠發達地區和國家的直接投資，提高投資力度，搶先占據其市場。其次應該提高創新意識，推動企業創新改革，大力發展高新科技產業和其他技術密集型產業。同時要樹立品牌意識，泰國雖然是東南亞汽車生產第一大國，亞洲汽車生產第二大國，但其主要是為日系車代工，產業附加值不夠高，因此要想爭取更高利潤，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現狀，爭取創立有泰國特色的汽車品牌，利用泰國作為汽車代工大國的良好口碑和國際聲譽，斥巨資聘請國際一線汽車行業設計師等，準確調查市場，占據中低端消費群體，進而將泰國品牌退出國門，將“泰國制作”變為“泰國創造”。此舉既可以推動具有泰國特色的品牌的建立，提高泰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還可以使泰國擺脫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由于戰略重合造成的競爭關系，進一步占據東南亞市場。在強調創新轉型的泰國“4.0”推動下，泰國應鼓勵科技創新，為企業創新搭建良好平臺，建立“創新鼓勵基金”，改變制造業、汽車維修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在對外投資中才能擺脫部門單一的固有問題。 

第二，要轉變發展觀念，從吸引外資，學習外來技術和管理經驗向發展本國企業轉變，建立有地區甚至國際影響力的本國公司，鼓勵泰國企業走出國門，如對在外企業進行前三年的補貼政策，讓其在國外站穩腳跟。對于在外投資盈利且推動所在國與本國交流的企業國家可以對其進行獎勵，鼓勵更多的企業出國投資，為更多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另外，政府的政策鼓勵必不可少，企業也應在對外投資中相應提高自身對所在國適應能力，面對不完善、落后的法規體制，應該提高抗風險能力，把握準當地政府的政策方向和政治風向才能保證在投資過程中不蒙受不必要的損失。企業還應積極了解所在國員工的需求，了解所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訴求，要首先照顧項目相關各方尤其是民眾的情緒，避免因項目問題引發民族主義情緒，傷害所在國民眾感情。應該多站在所在國員工的立場考慮問題，尊重其宗教文化、風俗習慣，不斷根據當地特色調整企業規定，避免留下“挖空資源、榨干勞工”的不良印象。要注重提高對當地基礎設施如電力、市政項目的投資，積極推動所在國經濟發展，而不是“大不了破產走人”，成為真正與所在國民生息息相關的企業，才能在國外保持持久的投資。 

最后，要利用國際局勢，抓住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機遇，更進一步推動泰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同時向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投資，通過發展對外投資拉動國內進一步轉變生產模式，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應該是泰國未來幾年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應有之義和主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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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麗華：《泰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貿易效應研究》，對外經貿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 

[2]石維有：《東南亞華人資本對外投資的興起—泰國個案》，《改革與戰略》，2006年第6期。 

[3]張海波：《東亞新興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經濟效應研究》，遼寧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4]AChongvilaivan,"From Inward to Outward: AnAssessment of FDI Performance in Thailand",Southeast Asian Affairs,2012(1). 

[5]巴威達·巴那儂：《危機后的泰國跨國公司:趨勢和前景》，《南洋資料譯叢》,2005年第2期。 

[6]楊行：《泰國的對外投資政策》，《東南亞》,1994年第4期。 

[7]常翔、王維：《泰國國家發展規劃的發展歷程與解讀》，《東南亞縱橫》,2017年第5期。 

[8]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泰國投資委員會職能簡介》，http://www.boi.go.th/index.php?page= what_we_do2，2018年9月1日。 

[9]KeeHwee Wee,"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enterprises from Thailand", 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Vol.16,No.1(April 2007). 

[10]楊行：《泰國的對外投資政策》，《東南亞》，1994年第4期。 

[11]陳紅升、黃幼霞：《2015年泰國發展回顧》，《東南亞縱橫》，2016年第3期。 

[12]泰國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委員會：《第八份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1997-2001)》，1996年，http://www.nesdb.go.th/nesdb_en/ewt_dl_link.php?nid=3783。2018年9月1日。 

[13]林麗欽：《跨國公司與泰國汽車產業集群的關系研究》，《東南亞縱橫》,2011年第6期。 

[14]巴威達·巴那儂：《危機后的泰國跨國公司:趨勢和前景》，《南洋資料譯叢》,2005年第2期。 

[15]常翔、王維：《泰國國家發展規劃的發展歷程與解讀》，《東南亞縱橫》，2017年第5期。 

[16]泰國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委員會辦公室：《第十二份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2017-2021）》，2016年，http://www.nesdb.go.th/nesdb_en/ewt_dl_link.php?nid=4345。2018年9月1日。 

[17]泰國國家維持和平秩序委員會：《國家維持和平秩序委員會2017年第2號主席令:發展東部經濟特區》,2016年1月17日。 

[18]ThanetWattanakul and Tanawat Watchalaanun,"The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Thailand and Export on theEconomic Growth of Laos",AustralasianAccounting, Business and Finance Journal，Vol.11,Issue3(2017). 

[19]李國學：《對外直接投資模式選擇》，《中國金融》，2013年第1期。 

[20]SomchanokPassakonjaras,"Thailand’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Case of the Garment Industry,"ASEAN Economic Bulletin,Vol.29,No.2(2012). 

[21]泰國投資促進委員會：《泰國投資委員會職能簡介》，2018年9月1日，http://www.boi.go.th/index.php?page=what_ we_do2。 

[22]AChongvilaivan,"FromInward to Outward: An Assessment of FDI Performance in Thailand",Southeast Asian Affairs,2012(1)(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