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呼喚方法論自覺

　日期：2016-08-03   來源：光明日報

“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對中國學術的基本定位和方法論自覺提出了要求。

在啟蒙與工業革命時代的世界歷史進程中，反映那一時代精神的西方學術成果占據了文明的中心。與此同時，西方資產階級也在迫使一切民族采用其生產方式、接受其推行的所謂文明，“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這種主導世界的力量，為西方中心史觀創造了基礎，進而催化出按西方社會進化模式形成的歷史哲學和價值立場，塑造了一個西方眼中的東方，建構了東方社會的自我認識。例如，費正清提出的“沖擊—回應”模式，定義了中國傳統的停滯性和被動性，而西方力量則充滿了活力和發展特征；那種以“傳統—近代”和“專制—民主”模式來認識中國的路徑，也是基于西方中心史觀的扭曲。在諸如此類特定概念的引導下，西方不同時代的學者試圖按圖索驥地尋求經驗論證西方眼中的中國。問題不在于對歷史的看法，而在于這種認知的主導權和建構權表現為西方人歷史地發現了中國。而這種以先驗的所謂學術規范性或預設的西方理論范式所做的“強制闡釋”，只能是外在的自我意識遐想，而從一般原則達到歷史具體的思想路徑則必須面向“中國問題”。

文化自覺，是以問題為導向，以創新為內在動力，以建構學術體系為目標的自主性活動。文化自覺所體現的自身特質，必然包含方法論自覺，確立起重新發現中國的歷史尺度和價值尺度。馬克思曾明確說過，他的著作有一個長處，它們是一個“藝術的整體”。理論建構的整體性體現了馬克思的方法論自覺。因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所有這些體系都是以本國過去的整個發展為基礎的”。在理論架構和歷史具體的穿透性解釋之間，歷史觀和價值觀的確立當然是重要方面，但更容易被忽視的是思想路徑和研究路徑的辨識，在這里，方法論的反省和自我批判就是學術創新的重要前提。有三個問題必須引起重視：

問題一：對學術研究路徑依賴的檢討。我們并未認真從總體性上反思被西方哲學所重塑的思維方式，概念推演代替了實踐分析。當然，現在我們可以懸置自身學術訓練的“理論來源”和知識結構中的各種“組成部分”，但當我們真正面對現實問題時，卻突然發現理論建構性能力的嚴重不足。這可以看作西學化的一個后果，它扼殺了學術的原創力和創新力。這也是現在西學化的主題依然不衰地出現在學術論文中的原因。

問題二：對西方學術有效性的認識。“場外征用”當然有其學科綜合的合理性，也有學術共通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的根源來自于經濟全球化時代問題的綜合性和面對的共同問題，也來自學術反映人類演化一般規律的基本訴求。但問題在于，實踐中存在無前提的移植、無邊界的應用、無定性的普及，以及借助西方文本印證中國存在的根據或以中國經驗印證西方理論的科學性和普遍性。西方理論的有效性問題，也是包括歷史語境、制度語境和學術傳統語境在內的跨語境的有效性問題。抽離語境的話語片斷在語境轉換中演化為具有本體的再生性質，必然消解民族的文化根系。

問題三：新教條崇拜的方式和表現。以回歸文本為研究目的，從文本中尋找問題，只要找到文本中的只言片語對應上獨立旋轉的自我意識，或者給自己的主觀假設找到一個文本根據，把文獻的歷史和現實歷史當作意義相同的東西混淆起來，真理的探討就結束了。早年馬克思強調要用真理的方式探討真理，所謂真理的方式，就是我們從不豎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堅持哲學的批判性品格，任何理論都要在實踐的審判臺上接受審判。而理論的起點，則是面向實際的感性的從事生產性活動的人。從一種文本跳到另一種文本，從一種形式轉換為另一種形式，以主觀邏輯構造起來的體系只能是抽象的、思辨的、僵死的文獻堆積，而不具有任何真正的歷史內容。

因此，中國學術的表達方式，必須從我們生活于其中的時代及其時代的生活再出發。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我們考察一個時代的學術，在方法論上大體上應該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考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術的發展軌跡，特別是延續性的學術軌跡。如果我們能把握住這個軌跡，大體上就能看清中國學術發展邏輯與社會發展道路之間的關系。二是積淀性的理論范式的形成。比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一種理論范式，它具有根本的方法論意義，可以引導我們更加關注中國問題并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解決它。我們如何對待西方學術也應該有這種方法論自覺，如果不能突破西方學術范式就可能淪為西方學術的附庸。三是審視開拓性、創新性的問題域。重大現實問題必然蘊含著重大的理論問題，這些問題本身除了理論內部自身演進的要求，同時也反映了時代最實際的呼聲和現實跳動的脈搏。只有對面向21世紀的中國學術的狀態有了科學、理性的認識，才能找到中國學術新的發展方向，并在這個基礎上深刻把握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中國。

如今，我們面對著一個非常復雜的激辯性的輿論場和競爭性的思想場，西方道路是人類走向文明的理想模式的神話已經被其自身實踐打破。我們要在超越決定論和依附性的前提下，確立中國現代化道路探索的自主性及其主體性的實現方式，并尋找更加廣闊的思想空間和發展空間。在此語境中，馬克思主義的介入性和在場性為中國現代性概念的生成和體系建構提供了思想基礎和價值導引。中國以現代化的創新實踐重新書寫了馬克思主義的勝利，問題在于能否用中國的學術話語解析中國的發展道路、發展理念和制度特點，形成中國標識性的概念體系和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經典著作。“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歷史遠未終結，人類實現真正的解放尚在探索之中。我們應當樹立自主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方法論的自覺，為人類對更好的社會制度探索提供中國方案，在偉大的時代變革中作出無愧時代的回應。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