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展理念: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學

　日期：2017-02-21   來源：光明日報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中國發展實際,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標志著我們黨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這一重大理論問題上認識更加明確和清醒。新發展理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國發展實踐催生的理論成果。新發展理念凝結了我們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指明了我國未來發展的方向和路徑,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遵循;新發展理念創造性地回答了關于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是我們黨關于發展理論的一次重大升華;新發展理念適應了時代發展和實踐深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是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的行動指南。新發展理念所蘊含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蘊含著人類歷史積淀的人的發展、物質與精神、人與自然和諧、互通有無、改善民生、公平正義等治國理政的廣博知識和豐富經驗。從上述意義上看,新發展理念堪稱是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學。

新發展理念凝聚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經世濟民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并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中國幾千年經濟社會發展中產生的豐富經濟思想所傳承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彌足珍貴,不僅對中國古代經濟長期領先于世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直到今天,仍可為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發展提供歷史借鑒和思想啟迪。例如,《尚書》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治國理政思想;《管子》中發展生產、充實國庫、安民富民的思想;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可謂集先秦商家思想之大成;儒家“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的民生思想;《史記》中與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類似的善因論;王夫之“上謀不如自謀”的思想,都是世界經濟寶庫中的經典。管仲的“重商主義”思想,比西方重商主義代表人物英國的托馬斯·孟和法國的德·蒙克萊田早2300年,比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早2400年。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以“和”“合”為根本,注重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和諧,抱有“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和“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之觀念。在權衡多方利益時,主張“千鈞將一羽,輕重在平衡”。面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倡導“順天應人,天人合一”和“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的理念。就國與國之間的相處,推崇“親仁善鄰”“協和萬邦”。對于社會分配,持有“均貧富”“共富”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論斷。新發展理念正是在這一文化土壤上培育生發出的優秀成果。新發展理念的五個方面,無不蘊含著中華文化的豐厚養分。

新發展理念不僅植根于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和文化土壤,而且科學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邏輯本質即為發展,并十分注重人民主體性。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方法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破解世界發展之謎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核心要旨。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指導下,中國確立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任務,將增進人民福祉和共同富裕作為發展的根本目標,經濟發展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創造了中國奇跡。面對發展中的新情況新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做出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科學判斷,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秉承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理論邏輯,五個部分相輔相成,形成了以發展為中心的穩定體系和有機整體。新發展理念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理論成果,其思想創新也是基于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強調事物發展變化遵循量變與質變辯證統一,并遵循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新發展理念正是主張“破”與“立”的統一,即打“破”傳統經濟增長模式,而“立”科學、協調、可持續的創新發展方式。從方法論來看,新發展理念堪稱集中體現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典范。

新發展理念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集中體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著眼點,就是把人民作為生產的目的。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如果社會生產不以人民為目的,不僅是不正義的,更是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是不可持續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所以危機重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把資本的增值和擴張作為生產的根本目的,只見“物”不見“人”,更不見人民,作為社會主體的人特別是人民大眾異化成了生產剩余價值的工具,甚至在社會中形成了貧富兩極的分化對立。新發展理念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鮮明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既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發展的根本目的,又把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作為發展的強大動力,努力形成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的生動局面。新發展理念突出了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核心地位,緊緊圍繞發展的根本目的、基本動力、價值尺度,從唯物史觀的高度進一步回答了當代中國究竟“為誰發展”“靠誰發展”的問題。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是貫穿新發展理念的紅線,是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根本要求所在。

新發展理念致力于適時解決“中國問題”,是將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與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成果,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發展目的為主導方向凝練出的發展的新內涵,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理論總結,是進一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指導,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推向了新的高度。

新發展理念立足于中國發展面臨的迫切問題,揭示了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

新發展理念是基于中國實際,聚焦中國發展,直指中國發展新階段的深層次矛盾和突出問題而提出來的,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性。它進一步抓住了發展的要領,集中反映了我們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切中時弊,能有效解決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積累的問題。

新發展理念是具有鮮明實踐指向的行動綱領。理念是對實踐規律的總結,必須有明確的實踐指向。沒有實踐指向的理念,就是鏡中花、水中月,看起來美好,最終卻不能變成現實。堅持問題導向,以解決經濟社會發展關鍵領域存在的問題為突破口,是新發展理念的一大特色。它直指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來破題、來展開,在聚焦改革發展的焦點難點中開出了解決問題的良方。正是因為強烈的問題意識,新發展理念才具有強大的理論穿透力和現實解釋力,成為回應當代社會發展問題的中國解答。把握好新發展理念的實踐性,就要堅持實踐第一,以實踐立論、靠實踐拓展、為實踐領航,把新發展理念貫穿到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過程,以新理念推動實踐新飛躍、贏得發展新優勢、創造發展新奇跡。

新發展理念更加突出了創新發展。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競爭,如果科技創新搞不上去,發展動力就不可能實現轉換,我們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就會處于下風。為此,必須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新發展理念第一次將綠色發展擺在了發展觀中的顯著地位,更加強調解決人與自然和諧的問題。綠色循環、低碳發展,是當今時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發展領域。我國在這方面潛力相當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經濟增長點。我國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問題十分嚴峻,人民群眾對清新空氣、干凈飲水、安全食品、優美環境的要求越來越強烈。為此,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新貢獻。

新發展理念將開放發展作為發展觀的重要內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開放發展注重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局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和規則面臨重大調整,應對外部經濟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壓力是過去不能比擬的。我們必須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以“一帶一路”建設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盡快形成對外開放新體系,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以擴大開放帶動創新、推動改革、促進發展。

新發展理念吸收了人類歷史發展積累的寶貴智慧,借鑒現代經濟研究成果解決中國問題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是經濟發展研究領域里廣受關注的課題,新發展理念吸收了人類在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寶貴智慧,提煉借鑒了近百年來世界上經濟發展理論和實踐的成果,有著堅實的學理基礎。

提倡創新發展,主要是解決經濟發展的動力問題。經過30多年高速發展,我國經濟發展依靠傳統的投資拉動已不可能,需要動力轉換,通過創新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任何一種經濟發展方式都不可能一勞永逸、永遠不變地持續下去,必然有一個發展、興盛、衰退和消亡的過程。工業革命后,歐洲資本主義經歷了長達一百多年的高速發展,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了普遍的生產過剩,導致了經濟大蕭條。為解決這一問題,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此后,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大行其道,并一度成為西方國家的國策。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紛紛陷入滯脹,到本世紀又發生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長期未能走出困境,這表明凱恩斯理論并非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

解決世界當前面臨的經濟問題,必須進行理論創新,重塑發展理念。我們所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眼從供給側改善經濟活力,激發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這既不同于凱恩斯主義,也不同于西方的供給學派。供給學派的重點在減稅,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是結構改革。從結構入手推動總量平衡,無疑是對經濟學理論的一個創新。

倡導協調發展主要是解決經濟發展的結構平衡問題。發展從來都不可能是齊頭并進的,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經濟結構、產業結構都出現“亦長亦短”的不平衡問題,這種狀況如果不解決,必然影響經濟下一步的發展。經濟發展是否協調,經濟結構是否合理,與一個國家的經濟資源稟賦和發展階段密切相關,經濟結構要和資源稟賦相匹配,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

從大的方面看,協調發展包括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協調,城市與鄉村發展的協調,東中西部地區之間區域發展的協調,還有經濟結構中一、二、三產業比例結構的協調。單就產業結構而言,到底什么樣的結構最合理,不同國家有不同情況,沒有一個統一的、絕對的模式。在這個問題上,要從國情出發,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模式。目前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判斷一個地區經濟結構是否合理,關鍵要看第三產業的比重,第三產業比重越高,結構就越合理。這一看法來自“配第—克拉克定理”。威廉·配第在1672年出版的《政治算術》中曾比較過英國農民、手工業者與船員收入,得到的結論是:從業之利,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預言:勞動力將會從第一產業依次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1940年英國學者克拉克又以40多個國家的歷史數據作樣本,驗證了配第的這一預言。從當時的情況看,“配第—克拉克定理”沒有錯,但該定理只有在兩個約束條件下才成立:一是發展階段(時間)約束;二是分工范圍(空間)約束。這兩個約束條件都和我國現階段的實際不相符。目前,我國各地都制定出了“十三五”規劃,不少地方表示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筆者認為,第三產業應該發展,但并不等于各地要齊頭并進,更不應拔苗助長。

倡導綠色發展主要是為了解決人與自然和諧的問題。單純依靠能源資源投入,不可避免將造成環境污染,能源消耗過大,難以持續。為改變這種局面,必須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發展的重要內容。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戰略性的系統工程,需要做長遠艱苦的努力。應從生態保護入手,以保護促建設。生態一旦遭到破壞,修復起來花的代價要比破壞所獲利益超過幾倍,甚至幾十倍,有時甚至是萬劫不復。保護生態環境需要綜合施策,更有效的是采用經濟手段,將社會成本內化為企業成本。20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提出過一個方案,即先由政府向排污企業征稅,然后再補償給居民。后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指出,庇古方案雖能將社會成本內化,但并非解決環境問題的唯一方案,也不是最好的辦法。科斯提出的方案是,根據交易成本高低去分攤社會成本。分兩步:首先,將社會成本量化為企業排放權,然后,由政府對排放權進行分配。如果政府將排放權全部分配給企業,企業就無須承擔社會成本。相反,若排放權不分配給企業,企業就得承擔全部社會成本。至于排放權在企業與居民間具體怎么分配,政府要根據交易成本決定。近些年來,隨著人們對生態問題重要性認識的深化,越來越多的人在尋求解決問題的出路,很多專家學者在這方面都有大量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議。這些都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思想理論基礎。

倡導開放發展主要是為了通過自由貿易滿足國內需求,發揮各自的經濟優勢,促進經濟更好發展。開放是國家富強的必由之路,這是中國30多年經濟發展的一條根本經驗。國際貿易促進經濟增長,能夠使雙方受益而獲雙贏的效果,這是實現經濟增長的一條重要理論。因為只有進行國際貿易,各國才能充分享受國際分工的好處。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在《經濟增長理論史》中指出,“如果查閱歷史,我們會發現,大部分國家中,對外貿易都促進了國內制造業的改進,并孕育了國內的奢華”。眾所周知,亞當·斯密當年寫《國富論》是從分工下筆,指出分工可提高效率;而且他認為(產業)分工是由絕對成本(自己與別人比的成本優勢)決定。后來李嘉圖對斯密理論作了拓展,指出決定分工的不只是絕對成本,還有比較成本(自己與自己比的成本優勢)。不過無論是斯密還是李嘉圖,他們講分工都有個同樣的前提,那就是交換。若無交換,即便存在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也不可能有分工。分工是現代經濟的一個標志性特征,只有分工,才能形成數量規模,提高質量效益。貿易有利于發揮經濟優勢,集中精力發展自己具有絕對優勢的產業,以此交換自己需要但不具優勢的產品,還可以交流市場信息,實現信息對稱,調節生產規模,從而促進經濟發展。這是我們之所以堅持對外開放,并作為一條基本國策毫不動搖的理論基礎。我國對外開放的實踐更是鐵的證明。

倡導共享發展是為了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共享發展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所決定的,是我們黨的宗旨所向。從理論上追溯,最早重視分配公平的思想家是馬克思。當年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預言資本主義制度將被新制度替代,一個重要依據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分配制度不公平,導致了財富積累與貧困積累兩極分化。馬克思從商品入手,通過對商品中凝聚的剩余價值的分析,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因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不同而導致的階級對抗性,這是導致其經濟社會發展中頑疾的原因所在。一個不公平的社會制度,必被歷史淘汰。共享有利于增進整個社會福利,增進民生福祉。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就是要使全體人民受益,使各階層、各民族、各地區的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發展的成果,決不讓一個人掉隊。共享不意味著沒有差別,人的智力高低、體力大小、努力程度以及家庭條件的差異是客觀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果搞平均主義大鍋飯,對于付出更多勞動、更多資本,創造更多價值,擁有更多知識,作出更大貢獻的人是不公平的。但是差距不能過大,這樣才能調動全體人民共同為發展出力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如果人與人享有的差距懸殊,出現兩極分化,既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又會帶來社會不穩定、經濟發展受損失等問題。共享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價值追求和既定目標。但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共享發展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不均衡到均衡的漸進過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我國現在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還不高,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還比較突出,共享發展同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期望相比差距還比較大,推進共享發展,必須立足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人口眾多和資源短缺的基本國情,做出理性、有效、可行的政策制度安排。

需要強調的是,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必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以改革促體制機制創新,增強微觀主體活力和資源配置效率;以制度創新促進科技創新,從供給側推動結構優化,進而提高產品和服務供給的質量效率。

(作者:田學斌,系水利部副部長)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