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發玉談核心價值觀：一盤散沙的民族不可能強大

　日期：2014-04-16   來源：深圳特區報

市社科院副院長黃發玉：應從社會的核心價值觀重塑思考
連日來，關于“扶不扶”問題的討論在我市各界熱烈進行，隨著討論的深入，我市學者也就相關問題從傳統、文化、制度等多個方面發表看法。昨天下午，“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就首次以“扶不扶”這樣的社會熱點作為講堂主題。深圳市社科院副院長黃發玉首次以主講嘉賓身份，從“扶不扶”這一社會問題的根源、傳統文化等多個角度，闡述了當前我國重塑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性。 講座中，黃發玉認為，討論“扶不扶”事件應從時間上追溯。他認為2006年“彭宇案”所引發的社會負面效應，以及在其后各地發生的“因扶被訛”案件，對當前價值觀、道德體系的淡漠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是當時在‘彭宇案’判決后的推理方式、斷案結果讓民眾感到憂慮，產生了‘壞人變老、老人變壞’的恐懼感。”他說：“正當我們還在為2014年春晚小品《扶不扶》感慨的時候，在深圳的公交站發生的‘馬師傅扶老太被訛’事件又拷問著我們的社會。”
針對當前“扶不扶”成為社會討論熱點這一現象，黃發玉認為，這一問題之所以存在社會疑問，主要因為4個方面的缺失：社會應急機制（心理）、道德問題、法律問題、技術問題。社會應急救治體系的不完善，讓外出的老人（弱者）沒有在健康、人身安全方面的保障，這是機制問題也是心理問題；法律制度對于扶助、救助的雙方當事人的保護也不夠完善；眾多有意參與救助的市民對于急救的技術知識沒有儲備；最重要的是道德上的冷漠，早已讓不少人喪失了救助的道德感.
隨后，黃發玉從道德層面剖析了當前中國社會價值觀缺失的現狀。他認為，從封建社會繼承而來的“國之四維”、“五常”就是我國社會傳統道德的基礎，但隨著市場經濟價值體系建立、西方文化滲透、道德教育“應試化”、法制保障建設的缺失、負面傳播影響等5個因素的聯合作用，使得包括拜金主義、權錢交易在內的不良風氣橫行于世。黃發玉說：“假設一個國家失去了核心價值，這個國家也失去了道德體系中安身立命的根基。因此，‘十八大’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提出，正是針對重塑核心價值觀而來。我們不難看到，這其中繼承了傳統的道德標準，也吸納了西方現代價值，比如，個人主義、平等主義、自由主義精神。”
在提及其他國家對于“好人法”法制建設情況時，黃發玉說：“包括德國、意大利、英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已在法律上確認，對不幫助其他處于危急狀況公民的行為追究刑責。美國也以訂立‘輕微疏忽罪’的方式，對救人過程中被誣陷的施救者予以相應懲罰。”他指出，近期深圳頒布了以保護救助人權益為內容的法規是一個好的開端，隨著各地在法律制度建設方面的逐步完善，各地版本的“好人法”將逐步降低公民救助他人的道德風險和成本，這也將從法律層面上增強公民道德觀念和核心價值的重塑
互動
王沙燕（市民）：為方便大家參與急救，此前衛生部還發布過急救技術指南，您覺得這種科學急救和‘性本善’的急救是否沖突
黃發玉：每個摔倒的人原因肯定不同，大家不冒然施救可以理解。倘若我們有了基本的科學急救知識，能判定自己的行為不會加重對方的情況，當然可以伸出援手。問題是，當前我們的社會道德淡漠，即便是看到別人摔倒也不愿理會，這就是道德層面的問題了
張駿馬（市民）：我是70后，我的觀點是要在確認風險的前提下，再去考慮扶還是不扶。因為我擔心沒有法律保障，您對此怎么看
黃發玉：深圳已頒布了“好人法”，其中就包含三個原則：誰主張，誰舉證；政府及公安機關舉證；舉證明確后再做判定。這就從法律上保護了救助人的權益，誰誣陷你，誰就需要舉證證明
張和平（市民）：我是50后的退休公務員，小時候就學雷鋒。在討論“扶不扶”時，我們能否從一個面上來討論，比如，將“扶不扶”的主題變為“幫不幫
黃發玉：“扶不扶”不要單獨理解為扶起來，你打電話幫扶他人也是一種幫忙。你問他家里人的電話，你打120，打119，我覺得都屬于幫扶的道德問題，也包括了幫不幫的問題。“扶”看似是一個具體動作，其實也是價值觀、道德水平和善心的體現
張和平：在重塑“扶不扶”的價值時，我們應該怎么做
黃發玉：從4個方面做：首先，要從娃娃抓起，三字經里都說了，“人之初，性本善；茍不教，性乃遷”；其次，法律法規上要健全，保護好施救雙方的利益；第三，就是要懲惡揚善，大力表彰好人好事，嚴厲懲處不良之風，類似馬師傅這樣的人要大力表揚；第四，政府機關、公眾人物要起到表率和示范作用

來源：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