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發玉談核心價值觀:一盤散沙的民族不可能強大
日期:2014-04-16 來源:深圳特區報
市社科院副院長黃發玉:應從社會的核心價值觀重塑思考
連日來,關于“扶不扶”問題的討論在我市各界熱烈進行,隨著討論的深入,我市學者也就相關問題從傳統、文化、制度等多個方面發表看法。昨天下午,“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就首次以“扶不扶”這樣的社會熱點作為講堂主題。深圳市社科院副院長黃發玉首次以主講嘉賓身份,從“扶不扶”這一社會問題的根源、傳統文化等多個角度,闡述了當前我國重塑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性。 講座中,黃發玉認為,討論“扶不扶”事件應從時間上追溯。他認為2006年“彭宇案”所引發的社會負面效應,以及在其后各地發生的“因扶被訛”案件,對當前價值觀、道德體系的淡漠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是當時在‘彭宇案’判決后的推理方式、斷案結果讓民眾感到憂慮,產生了‘壞人變老、老人變壞’的恐懼感。”他說:“正當我們還在為2014年春晚小品《扶不扶》感慨的時候,在深圳的公交站發生的‘馬師傅扶老太被訛’事件又拷問著我們的社會。”
針對當前“扶不扶”成為社會討論熱點這一現象,黃發玉認為,這一問題之所以存在社會疑問,主要因為4個方面的缺失:社會應急機制(心理)、道德問題、法律問題、技術問題。社會應急救治體系的不完善,讓外出的老人(弱者)沒有在健康、人身安全方面的保障,這是機制問題也是心理問題;法律制度對于扶助、救助的雙方當事人的保護也不夠完善;眾多有意參與救助的市民對于急救的技術知識沒有儲備;最重要的是道德上的冷漠,早已讓不少人喪失了救助的道德感.
隨后,黃發玉從道德層面剖析了當前中國社會價值觀缺失的現狀。他認為,從封建社會繼承而來的“國之四維”、“五常”就是我國社會傳統道德的基礎,但隨著市場經濟價值體系建立、西方文化滲透、道德教育“應試化”、法制保障建設的缺失、負面傳播影響等5個因素的聯合作用,使得包括拜金主義、權錢交易在內的不良風氣橫行于世。黃發玉說:“假設一個國家失去了核心價值,這個國家也失去了道德體系中安身立命的根基。因此,‘十八大’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提出,正是針對重塑核心價值觀而來。我們不難看到,這其中繼承了傳統的道德標準,也吸納了西方現代價值,比如,個人主義、平等主義、自由主義精神。”
在提及其他國家對于“好人法”法制建設情況時,黃發玉說:“包括德國、意大利、英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已在法律上確認,對不幫助其他處于危急狀況公民的行為追究刑責。美國也以訂立‘輕微疏忽罪’的方式,對救人過程中被誣陷的施救者予以相應懲罰。”他指出,近期深圳頒布了以保護救助人權益為內容的法規是一個好的開端,隨著各地在法律制度建設方面的逐步完善,各地版本的“好人法”將逐步降低公民救助他人的道德風險和成本,這也將從法律層面上增強公民道德觀念和核心價值的重塑
互動
王沙燕(市民):為方便大家參與急救,此前衛生部還發布過急救技術指南,您覺得這種科學急救和‘性本善’的急救是否沖突
黃發玉:每個摔倒的人原因肯定不同,大家不冒然施救可以理解。倘若我們有了基本的科學急救知識,能判定自己的行為不會加重對方的情況,當然可以伸出援手。問題是,當前我們的社會道德淡漠,即便是看到別人摔倒也不愿理會,這就是道德層面的問題了
張駿馬(市民):我是70后,我的觀點是要在確認風險的前提下,再去考慮扶還是不扶。因為我擔心沒有法律保障,您對此怎么看
黃發玉:深圳已頒布了“好人法”,其中就包含三個原則:誰主張,誰舉證;政府及公安機關舉證;舉證明確后再做判定。這就從法律上保護了救助人的權益,誰誣陷你,誰就需要舉證證明
張和平(市民):我是50后的退休公務員,小時候就學雷鋒。在討論“扶不扶”時,我們能否從一個面上來討論,比如,將“扶不扶”的主題變為“幫不幫
黃發玉:“扶不扶”不要單獨理解為扶起來,你打電話幫扶他人也是一種幫忙。你問他家里人的電話,你打120,打119,我覺得都屬于幫扶的道德問題,也包括了幫不幫的問題。“扶”看似是一個具體動作,其實也是價值觀、道德水平和善心的體現
張和平:在重塑“扶不扶”的價值時,我們應該怎么做
黃發玉:從4個方面做:首先,要從娃娃抓起,三字經里都說了,“人之初,性本善;茍不教,性乃遷”;其次,法律法規上要健全,保護好施救雙方的利益;第三,就是要懲惡揚善,大力表彰好人好事,嚴厲懲處不良之風,類似馬師傅這樣的人要大力表揚;第四,政府機關、公眾人物要起到表率和示范作用
來源: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