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裹小腳”到“女漢子”

　日期：2015-07-06   來源：騰訊文化

編者按：何為“新女性”？傳統女性成為新女性必須要具備何種條件呢？易卜生所寫的《玩偶之家》女主角娜拉離家出走，在中西方已發截然不同的討論，魯迅即撰文、又演講，討論娜拉出走后怎么樣？著名女作家蘇青、張愛玲、丁玲、冰心等，持怎樣的女性觀念？新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如何變遷？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郭冰茹于深圳市民大講堂發表演講《新女性與新文學中的女性角色》，講述中國女性如何從“裹小腳”一步步走向“女漢子”。

一、新舊觀念交替：女性“獨立”意識的萌芽

晚清時，清朝興建女學堂。其雖教授許多較現代的科目，如算學、國文、英文、史地、音樂等，但仍很注重女生進行傳統道德的培養，《女孝經》和《女四書》也是其教授的科目。

當時，有一位名叫杜成淑的女學生是中國婦人會的會員。一次，她為中國婦人會做宣傳派傳單，在公共場合被名叫屈疆的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男學生看中了。屈疆給杜成淑寫了一封情書，但當時晚清社會風氣還沒那么開放，杜成淑收到這封情書的時候惱羞成怒，因為她覺得屈疆的行為非常輕薄，是不尊重女性的。于是，她在報紙上寫了一封公開信批評屈疆。之后，屈疆也不示弱，也在報紙上寫了一封公開信，認為現在的新女性“井蛙不足以語海，夏蟲不足以語寒”（對于井底之蛙來說根本不要跟它談大海的事情，對于一個夏蟲來說不要跟它提到冬天的問題，因為它們眼界實在是太小了），這樣的女生怎么配得起新思想呢？之后，這件事在報紙上鬧得不可開交，屈疆被革退。中國婦人會認為是杜成淑的拋頭露面才引來男生情書，這不僅敗壞了自己的清譽還會危及學會名聲，于是將其除名。

在女學堂成立初期，其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當時，家教較嚴的家庭是不愿意將自家女孩子送進去讀書的，而且，女孩子出去讀書還會面對流氓的滋擾。因此，女學堂通過自我封閉的方式來保護自己，而女學生也沒有超越出當時京師女誡普遍認可的道德規范——“女子茍無舊道德，女子斷不會有新文明”。這反映了從晚清到五四新舊觀念交替過渡時期的觀念。

雖然當時社會的整體環境并非十分開放，但維新派禁止女性纏足，興辦女學堂，促進多種女學會的成立；五四新文化運動推進自由、民主、獨立等西方觀念的傳播，這些都為女性走出家庭，成為“獨立”的“個體”奠定了思想理論上的基礎。

二、追求自我的第一步：擁有謀生能力

晚清女性往往以裹著小腳、非常木訥的形象呈現在世人面前，這與我們如今熟悉的自信大方的女性形象迥然不同，這其中是如何過渡的呢？在此之前，我們需要先了解什么是新文學。

新文學是與舊文學相對應的概念，其自產生之日起就與我國建構現代民族大家的宏大氣勢相聯系。在文學研究領域里，一些人將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定為新文學的開端。但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傾向于將新文學開端的期限向前延伸至晚清時代。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通過研究新文學中的女性角色，百年來新女性的成長和軌跡將得以呈現。

新文化運動為傳統女性走出家庭、進入社會創造了條件，但新女性們還必須面對如何成為一個“獨立”的“個人”這一問題。因此，自新文學產生之日起，女作家就開始通過文學這一方式來探討女性的性別認同。

與傳統女性不同，“新女性”指的是能夠成為獨立個體的女性。那么，傳統女性成為新女性必須要具備何種條件呢？擁有一定的謀生能力是重要前提。

在19世紀歐洲著名戲作家易卜生所寫的《玩偶之家》中，有一位名叫娜拉的中產階級主婦。她曾為給丈夫治病借錢而迫不得已偽造文書，之后，其丈夫因受人敲詐而偶然得知此事，于是怒斥娜拉道德低下，責備其敗壞了聲譽。這讓娜拉內心萬分痛苦。但幾天后，娜拉的丈夫重新向娜拉伸出橄欖枝，因為敲詐的人不再以此事要挾娜拉的丈夫。娜拉因丈夫的虛偽、自私而十分難過，最后她決定丟下自己的三個孩子和丈夫，為成為一個獨立的人而離家出走。

這部戲劇在北歐上演時引起極大爭議，因為北歐傳統基督教的家庭認為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是重要的社會基礎，因而傳統的基督教徒無法理解一個女人不盡自己做母親和做妻子的責任而離家出走的行為。但是對于一些社會主義者和一些女性主義者，他們就認為娜拉作為女性有自己的權利去追求自由。

《玩偶之家》在進入中國內地之后發生很大變化，在北歐，大家討論的是娜拉該不該出走，但在中國，大家討論的是有沒有勇氣出走。也就是說，他們認可將成為一個獨立的人比喻為要離家出走，但沒有離家出走是因為你沒有勇氣。此時，魯迅寫了一篇名叫《傷逝》的小說，它講述的是一對青年人學習娜拉，為追求自我而離家出走。但在小說中，他們離開的是父親家，而非丈夫家。他們離家出走后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但這個小家庭由于經濟困窘而最終散架。女主人公一開始是一個意氣風發的女生，但在離家出走后變為一個新式家庭婦女。之后，男主人公因丟了飯碗而無法養活這個家庭，他開始埋怨女生為何不自己養活自己，最后決定與其分手。女主人公在那之后也無法回到自己的家，半年后慘淡孤死。

魯迅在北京女高師（現為北京師范大學）做過一個題為《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講，告誡那些要追求自我、追求獨立的青年學生應持的正確態度。當時，他一針見血地說出了一句話：自由固然不能夠被錢所買得，但一定會被錢所賣掉。他告誡那些急于離家出走的年輕人，在行動前首先需要考慮自己的經濟問題，只有有了謀生能力才能考慮怎樣離開自己的家，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

三、抉擇：做賢妻良母還是投身社會？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女性在追求自我時往往會受到束縛，因為當時的社會還不能給每一個想要追求自我的女性足夠的發展空間。因此，在新文化運動到民國的這段時間里，新女性在新舊更替的觀念中面臨著難題：如何定位自己？到底是做賢妻良母還是要投身社會？

五四時期女作家廬隱曾在小說《補襪子的太太》中描述了一個家庭主婦的困境，反映出當時女性所面臨的困境：家庭是女性拼搏事業的攔路石，照顧好家庭與投身社會是不可兼得的。

但是，假如女性選擇了職業而放棄家庭又會怎樣呢？是否會比較輕松、舒適？從蘇青和張愛玲兩個女作家的經歷看來，那倒未必。

蘇青與張愛玲兩個女作家都是淪陷區時候的作家，都經歷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雖然蘇青在小學和中學接受的是新文化運動思想，但由于個人性格較乖，因而一切順從父母的意愿在年齡很小的時候結了婚。當時的蘇青很單純，一心一意想做一個好妻子。但事與愿違，婚后，蘇青生下三個女兒，她的婆婆一直想要一個孫子而不得，婆媳關系一度因此而處于僵持狀態。終于，在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前夕，蘇青產下一子，但由于戰爭的形勢所逼，蘇青被迫分家，帶著四個孩子去上海找作為律師的丈夫。當時，在淪陷區內，僅靠丈夫的薪水無法養活一家人，因此蘇青打算自己寫稿子掙錢。但她的丈夫對此非常生氣，不允許她寫作。蘇青為此和丈夫經常吵架，最后，她毅然決定與丈夫離婚，結束了這段將近十年的婚姻。離婚之后，蘇青自己寫稿掙錢，作為單親母親的她要養活四個孩子和兩個保姆，可以想象其生活壓力是多么巨大。

蘇青非常了解職業女性的艱難，當時，她需要自己辦雜志，這其中囊括了寫稿、出版、發行等一系列環節。有人描述她在淪陷區里的生活是：踩著三輪車拉著自己的一車諸如《結婚十年》、《浣錦集》的書，滿大街串街走巷賣書。

相比蘇青，同是職業女性的張愛玲生活相對輕松一些，張愛玲寫好稿之后就投給雜志，自然會有出版社幫她出版、發行，她只需坐收稿費。掙了稿費之后，除了日常花銷以外，她會去享受生活——買衣服、口紅、看電影。但對于當時職業女性的生存環境，張愛玲并不持樂觀態度，她曾表示：就淪陷區的生活水準而言，是否做職業女性已經沒有多少選擇余地。

的確，如張愛玲所言，在當時那個通貨膨脹得厲害、生活水準高得離譜的環境下，對女性來說是否做職業女性已沒什么選擇的余地；然而，當時的社會風氣和觀念并沒有給予職業女性特別的尊重。因此無論是蘇青還是張愛玲，她們都認為職業女性是非常辛苦、艱難的工作。

與前兩個女作家不同，在相同的時代背景下，作家丁玲選擇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最初，丁玲以新女性的形象走向文壇，之后，她開始傾向革命。1936年，丁玲去了延安，整個人生軌跡發生巨大變化。

丁玲對新女性問題的思考也經歷了變化的過程。在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中，一個年輕女學生愛上一個從新加坡回來的北大學生，并開始主動追求他。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記》里用到這樣的語言：“我敢斷定，假使他能把我緊緊的擁抱著，讓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丟下海去，丟下火去，我都會快樂的閉著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愛情的死的來到。”這樣熱烈的文字在百年前的中國是相當振聾發聵的，即便是在今天看來，這樣的文字也是非常大膽的。但莎菲并非真的非常愛這個男性，她將追求愛情變成了一場戰役。

當所追求的男生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時，莎菲并非感到自己有多幸福，而是在心里歡呼：“我勝利了！我勝利了。”由此看出，在20年代時，丁玲所寫的新女性莎菲其實并不想追求愛情本身，而是想通過俘獲愛人來證明自己的能力，從而獲得愉悅感。

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之后，丁玲來到延安，開始創作諸如《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代表無產階級革命的小說。但丁玲仍十分關注性別問題。當時，在解放區，女人結婚時嫁給了誰會被議論，生了孩子是自己帶還是請保姆會被議論，離婚了也會被議論，在這樣的環境下，女性被特別標識出來，正如弱勢群體一樣。于是，丁玲在1941年創作的《三八節有感》中，提出一個問題：“婦女”這兩個字將在什么時代才不需被特別提出？

在這樣的環境下，丁玲對當時的女性提出了幾條建議，讓她們能對現在所處的位置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首先，不要讓自己生病，要保持健康的身體；第二，無論怎么樣都要使自己愉快。第三，要用腦子，不要別人說你什么你就相信什么；第四，要下吃苦的決心。這實際上也是丁玲對當時決定走向社會的女性的忠告。

在許多女性決定打破枷鎖走向社會的時候，也有女性選擇了相反的道路，比如作家冰心。

冰心是職業女性，但她的觀念和當時許多新女性的觀念都不同。她認為，女性最主要的職業做母親，而非走向社會、打拼天下。1919年，冰心曾以自己的本名謝婉瑩發表過一封名為《破壞與建設時代的女學生》的信。她在信中批評了“極力圖謀‘女子參政’、要求‘男女開放’，而且“完全模仿歐美女學生的‘模范表式’的‘中國的女學生’，指出女學生要獲得社會的信仰和尊重，要“引導將來無數的女子進入光明”，首先要加強自身的修養，接下來列出了包括服飾、言論、閱讀、交往、性情陶冶等十項修身要求。

在這封信發表的半個月后，冰心的處女座《兩個家庭》發表在《晨報》副刊上。她在小說中表明了自己的觀念，即妻子在家庭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在《悼沈驪英女士》這篇悼念文中，冰心曾表明自己眼中的合格女性規范：第一，要幫助丈夫事業成功；第二，要教導自己孩子成功；第三，自己的事業也要成功。除此之外，冰心還推崇賢妻良母的女性觀，認為女性應把家庭的氛圍營造得非常協調、溫馨。她認為女性應在家庭中體現出勤儉、善良、包容、忍耐、堅強、體恤等美德。這些在冰心的《關于女人》、《我的學生S》等散文中均有所體現。

四、從“鐵娘子”到“女漢子”：每個女性都能靠自己成為有力量的人

建國以前，新女性需要抉擇究竟是做家庭婦女還是職業女性，但這一難題在建國后突然消失了，因為社會對女性的要求有了改變。

姜昆相聲里的一段話代表了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對女孩子的審美標準：“俺隊有個鐵姑娘，鐵手鐵腳鐵肩膀。拳頭一握噶蹦蹦，走起路來震天響；一拳能把山砸開，一腳能讓水倒淌”。

“鐵姑娘”是當時社會對婦女的最高評價。這一概念最早出現于1963年，和如今的“女漢子”意義相近。往往用于指代短頭發、圓臉、寬肩、粗腰、黑膚、大嗓門、扛著步槍或鐵鍬、帶著呼呼鐵氣的女性。當時，社會對女性的要求往往是“婦女能頂半邊天”、“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做到。”此時，婦女解放不僅僅只是是一種權利了，而演變為責任和義務。當時，女性開始從事一些比較危險的工作，諸如高空作業。

河南大學著名教授李小江曾通過個人經驗來描述她們這一代女性對性別身份的認知。她在青年時曾經歷過上山下鄉運動，當時，社會上表現出極端鄙視女性的氛圍，于是她開始自覺地學習男人，三伏天暴曬、三九天游泳，幾乎破除了村里沿襲千年的所有女性禁忌。

雖然新中國成立后，社會給女性提供了一個非常廣闊的天地。許多女孩的選擇權更寬了一些，一些女孩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上學、求職，但這就意味著新中國已經實現了“男女平等”這一婦女解放的根本目標了嗎？在80年代女作家對性別的討論下，答案并非是肯定的。

80年代初期，張辛欣發表的《在同一地平線上》和《我在哪兒錯過》兩篇小說就討論了當時的社會性別狀況。這兩篇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都希望不依靠男性，而是通過自己的能力腳踏實地地爭取屬于自己的生活。通過她們與男性之間的矛盾可以發現，在那個所有社會秩序剛走上正軌的年代里，女性對自己的定位與男性對女性的定位是不同的。而這也正是女性意識覺醒過程中所必經的與社會觀念的磨合階段。

從新文化運動到80年代中期女性文學中，我們可以發現性別問題從來都不是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它總是與具體的社會文化語境相伴生。女性的獨立與平等并不僅僅是女性自身的問題，兩性關系的由于女性角色的不斷變動必然要不斷經歷調節與整合。

一個成熟健康的社會應該給每個人（無關其種族、性別）以平等發展的機會。同時，女性精神上的平等和獨立必須以自身的文化建設為基礎。假如自身文化建設還未健全就強加給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特點，這其實并不能夠達到女性解放的終極的目的。

從“鐵娘子”到現在的“女漢子”，雖然每個女性對自己的定位不同，但她們都應該找到平等獨立和如今女性之間的平衡點，因為憑借著女性本來的氣質，每個人都足夠成為有力量的人。

（郭冰茹講述，騰訊文化實習生肖瑤整理）

來源：騰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