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詩的實錄精神
日期：2010-09-06 來源：人民網
明清之際的文學家李漁以小說戲劇創作名世,其詩并不被人看重,不過,袁枚在《隨園詩話》卷九中則認為李漁的詩“有足采者”。通覽李漁近1100首詩,筆者認為,就內容而論,他詩作中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是寫于明清易代之際與戰亂相關的那些詩,以及描寫清初有關漢民族統治政策的詩,它們既是那一個“天崩地解”時代有關重要史實的真實記錄,有著不可多得的珍貴的史學價值,同時也滲透著李漁了無矯飾的個人情感與強烈的社會批判精神,是他早年精神世界中最為閃光的部分。
李漁的這些詩作信而有征地記錄了明清易代之際浙東(主要是今金華)人民所遭受的罕見的戰爭劫難。如《甲申紀亂》一詩,就生動地描寫了戰亂中明朝官兵與流賊在浙東的“搶攘”“奇致”:“賊多請益兵,兵多適增厲。兵去賊復來,賊來兵不至。兵括賊所遺,賊享兵之利。如其吝不與,肝腦悉涂地。”李漁由他親身經歷所得出的結論竟然是,明朝官兵還不如流賊:“賊心猶易厭,兵志更難遂。”而百姓的命運因此如同“蜉蝣”,危在旦夕。至《避兵行》所寫,乃是乙酉歲即1645年各鎮潰兵騷擾浙東時,浙東人民所蒙受的災難。此詩開首即云:“八幅裙拖改作囊,朝朝暮暮裹糇糧。只待一聲鼙鼓近,全家盡涉山之岡。”為時刻準備著躲避由戰爭所帶來的騷亂,女子竟然將裙拖改作囊來盛裝干糧。這一當時戰亂環境中有特定歷史特點的細節,顯然表達了對戰爭罪惡的無比憤怒。如果不是李漁將此情狀記述下來,后人是如何也不能想像到,明清易代之際,浙東人民竟是如此費盡心機,艱難儲藏糧食,以便隨時逃離,可見當年戰爭之殘酷。更凄慘的是,就是逃到深山老林之中,也不能躲避潰兵的侵襲。該詩寫到:“新時戎馬不如故,搜山熟識桃源路。始信秦時法網寬,尚有先民容足處。”《婺城行吊胡仲衍中翰》則記述了戰亂中清軍在婺城即今金華殺人如麻這一重大社會事件:“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頭如雨落。輕則鴻毛重泰山,志士誰能不溝壑。”李漁其實是在用“詩”的形式敘寫明清易代之際有關浙東戰亂的重要史實,多有正史所不載的他個人獨特的經歷,因而有著特別可貴的史學價值。
李漁的這些詩作還真確地記述了戰亂對圖書的焚毀。《吊書四首》(兵燹后作)其一有云:“鄴架群書逐類分,總因世難靖狂氛。蠹魚辟盡香成霧,亥豕刊來墨是云。”因為戰亂,作為文化瑰寶的大量圖書轉瞬間化為灰燼。此詩其三具體寫到了戰亂中有關圖書是如何被毀的:“將軍偶宿校書臺,怒取縑緗入灶煨。國事盡由章句誤,功名不自揣摩來。三杯暖就千編絕,一飯炊成萬卷灰。猶幸管城能殉汝,生同幾案死同堆。”在這位頗有情緒的將軍看來,國事之壞盡由儒生與圖書,因此竟將寶貴的圖書盡入灶煨,付之一炬。此詩其四則更有極其憤激的敘寫:“心肝盡貯錦囊中,博得咸陽片刻紅。終夜敲推成夢囈,半生吟弄付飄風。文多罵俗遭天譴,詩豈長城遇火攻。切記從今休落筆,興來咄咄只書空。”因為圖書全被燒毀沒有了,則世間自無讀書種子,此詩其二即云:“始信焚坑非兩事,世間書盡自無儒。”李漁將戰亂之毀圖書與讀書人,直比作秦始皇之焚書坑儒,這其實寫出了當時戰亂之殘酷的另一個重要的方面。中國古代文獻寫戰亂對圖書的破壞,并不鮮見,但像李漁這樣通過“將軍偶宿校書臺”這樣一個典型特例,生動地描寫戰亂中圖書之如何被銷毀,敘述的視角非常獨特,實為中國古代圖書毀壞史上極其難得的重要個案。
李漁的這些詩作也是清初實行的侮辱性的同化漢民族統治政策此重大社會事件的見證。1645年,清兵屠揚州城后,即于是年五、六兩月,連下剃發令,其精髓即是所謂“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而儒家文化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因此,剃發令對漢人來說,顯然帶有侮辱性。當時的李漁雖有民族氣節,但尚不敢以身試法,于是在詩中發泄其憤懣。《薙發二首》其一云:“一束勻成幾股分,不施膏沐也氤氳。趁伊尚未成霜雪,好去妝臺襯綠云。”其二云:“曉起初聞茉莉香,指拈幾朵綴芬芳。遍尋無復簪花處,一笑揉殘委道旁。”這無疑是對剃發令的極大調侃與諷刺。李漁于1646年所寫的《丙戌除夜》與1647年寫的《丁亥守歲》,也表達了對剃發令的憤怒。《丙戌除夜》云:“禿盡狂奴發,來耕墓上田。”《丁亥守歲》則謂“骨立先成鶴,頭髡已類僧”。李漁的著作因此曾被禁毀。《清代禁毀書目·禁書總目》補遺即說他的《剃發詩》“甚為狂悖”,“應請銷毀”。李漁的上述詩作,以其強烈的民族正義感,無情地批判了清初統治者野蠻的民族統治政策,足以補正史之未逮。
李漁寫于明清易代之際的許多詩作,顯然有著秉筆直書、批判社會的“實錄”精神,實具“詩史”之神骨。與此相關,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李漁在明清易代之際有著滿腔的愛國熱忱。如其《應試中途聞警歸》一詩即云:“詩書逢喪亂,耕釣俟升平”,可見其渴望天下太平、百姓安寧的愛國情懷。此詩尾聯進而寫到:“中流徒擊楫,何計可澄清?”而其《亂后無家,暫入許司馬幕》一詩更有“馬上助君唯一臂,僅堪旁執祖生鞭”之句,它們無疑是一個愛國青年企求報國的美好愿望的真實寫照。因此,魯迅先生曾說李漁是一個“幫閑”,這本身沒錯。不過,恰切地說,“幫閑”主要是李漁人生后期的社會形象;明清易代之際的李漁,尚不能說就是“幫閑”。仔細研讀李漁寫于明清易代之際的有關詩作,我們能真切地感受到,早年李漁決不是一個沒有氣節的人,相反,是一個有著強烈社會批判精神與民族正義感的愛國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