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 加快建設高質量文化強市

        ■ 深圳特區報記者 趙鑫

       為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11月22日，以“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建設高質量文化強市”為主題的第十六屆深圳學術年會主題學術研討會舉行。會議由深圳市委宣傳部、深圳市社會科學聯合會、深圳報業集團主辦。

        在學術交流活動中，國家文化藝術智庫特聘專家王京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二級教授祁述裕，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姚曦，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茹國烈，南方科技大學人文科學中心教授吳巖作大會發言。現刊發專家在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摘要。

        國家文化藝術智庫特聘專家王京生

        將“人工智能+文化”作為深圳文化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支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孔子獎章”獲得者、國家文化藝術智庫特聘專家王京生作了題為《人工智能與文明形態及文化產業》的大會發言。

        王京生表示，當前，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數字經濟時代席卷而來。數字技術賦能各行各業，推動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發展。

他認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我們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多方發力。但必須清楚，生產力才是最根本的力量。新質生產力將創造出與自己相適應的文明形態。人工智能技術作為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內容，必將影響社會的方方面面。

        他表示，數字文化產業呈現出四大特點。一是數字文化市場正在成為全球文化主流市場。數字音樂、數字影視等領域的付費性服務不斷增加。2023年全球錄制音樂市場價值286億美元，其中，流媒體收入增長是主要驅動力，占全球市場份額的67.3%。二是區域數字文化業態形成了“全面發展”和“特色發展”兩種路徑。前者以美國硅谷為代表，后者以倫敦為代表。硅谷已經形成了大學-產業-政府-資本“四輪驅動”創新模式，成為數字文化產業包括新型企業、新型業態、新型模式集中的誕生地。2019-2021年，倫敦沉浸式科技公司吸引風險投資高達10億美元，為歐洲之最。三是數字文化產業正在成為我國文化出海的重大機遇。人工智能技術極大降低了文化產品跨國傳播的成本和難度，推動我國數字文化產業活力持續迸發。四是數字文化產業正在成為“文化+科技”轉型升級的主戰場。人工智能與文化產業結合，呈現出幾個特點：人工智能創作工具成為人類創造力幫手和創意引擎，甚至AI本身已能從創意開始進行創新；人工智能技術介入整個文化產業“創意-生產-銷售-服務”的全鏈條；人工智能實現了技術與創意的合流，將“文化+科技”更好地融合，可持續創造數字文化新產品新業態。

        王京生對深圳數字文化產業發展提出三點建議。第一，堅定“人工智能+文化”的發展目標。將“人工智能+文化”作為深圳文化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支點，持續完善政策矩陣，探索人工智能與文化產業全方位融合發展的科學路徑。用好文博會、全國文化大數據交易中心等平臺，加快“人工智能+文化”企業孵化和龍頭、鏈主企業培育，推動各文化產業園區向人工智能領域轉型。第二，奠定“人工智能+文化”的廣泛基礎。文化產業的核心是創意，要在社會提倡“全民創意”，激發創新創造活力。第三，在創新創業創意上形成持久推動力。創新創意像種子一樣，當它落地時，有豐厚的土壤，就能開花結果。要大力營造支持創新創意創業的濃厚氛圍，探索開展“人工智能+文化”產品的知識產權立法，防范科技倫理風險，促進“人工智能+文化”產業綠色健康發展。培育人工智能領域研究型和應用型人才，吸引世界優秀創意人才流向深圳，實現科技與創意合流，不斷豐富人工智能在文化領域應用場景。要把創新作為第一動力、把安全作為底線要求、把普惠作為價值追求，引領文化產業新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

        加快構建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作了題為《為什么要建構中國的自主知識體系》的大會發言。

        鄭永年認為，文化是一個統稱，一個文明和這個國家的文化核心是知識體系。一個時代的知識體系在方方面面的體現和反映就成為這個時代的文化，中外文明都說明知識體系在文化發展過程中的核心作用。這是這么多年來國家重視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原因。

        鄭永年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科學，最重要的是引入時空觀念。第一，歷史性。如所有經濟學都具有歷史性，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都發展出了符合那個時代的經濟學。拿著產生于農業社會的經濟學來解釋后工業社會的經濟現象是不合理的，拿著后工業社會的經濟學解釋農業社會的現象也是不合理的。隨著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經濟學會遇到挑戰。第二，國別性。經濟學的國別性是常識。如果不承認經濟學的國別性，那么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學從何而來？第三，問題導向性。經濟學家的研究都是為了尋求具體問題的解決。

        鄭永年表示，一個國家的崛起不僅僅體現在經濟或者其他“硬力量”的崛起，更需要體現在基于思想崛起之上的社會科學的崛起。我們需要花幾代人的努力，真正把基于中國實踐的經濟學構建起來。這是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是基于中國實踐之上的百花齊放。現在一定要有足夠的自信，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構建并不排斥外來思想，但必須是基于中國實踐經驗之上。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茹國烈

        深港兩地共同打造“文化雙子城”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茹國烈作了題為《港深文化雙子城》的大會發言。

        茹國烈認為，城市文化是由四種元素組成，包括信念和價值觀、日常生活風格、藝術和創造、記憶和傳統。這四種元素在城市里面混合、發酵與累積，再加上跟外界的輸出和輸入，令每一個城市形成獨一無二的文化面貌跟內涵。城市的文化也受到四個不同環境的影響，它們分別是身處的地理環境、經濟環境、社會政治環境以及科技環境。隨著這四種環境的改變，城市文化也會跟著改變。

       茹國烈稱，深圳和香港是“文化雙子城”的關系。從文化的角度講，越來越多的內地觀眾在香港的文化藝術活動中出現。同時，每逢周末都有許多港人到深圳享受美食、逛景點、看展覽等。

        茹國烈認為，未來深港將形成多元化、多層次的大都會文化面貌，這個文化市場也能帶動文化人才市場的蓬勃，吸引各地乃至全球的人才來到“文化雙子城”發展。要達成這個愿景，茹國烈期望能夠看到兩地的文化市場里出現“半深半港”或者“半港半深”的現象。意思是說，有一批“半深半港”的文化機構、文化人，形成一些“半港半深”的文化產品、品牌、演出和展覽，甚至是一些藝術節。“半深半港”“半港半深”的現象就是以不同的形式，利用兩地的特色和差異性來創造一體化的“文化雙子城”。

        茹國烈表示，“文化雙子城”的關系已經開始了，對學術界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題目。這是一個機遇，兩地可以通過更積極的政策，打造一個獨一無二的“文化雙子城”。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二級教授祁述裕

        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需要理念創新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二級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行政文化委員會主任祁述裕作了題為《數智時代的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大會發言。

        祁述裕認為，數智時代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展現出新特點。

        一是復雜性。高技術含量的復雜文化產品占比不斷提升，文化生產方式和組織方式更加繁復，技術迭代更加迅疾和復雜。在數智時代，經濟發展模式已經跨越了單一技術驅動路徑，轉變為多技術關聯、多線程重疊的“技術-經濟”演進形態。技術革命在不斷地多形態疊加，一個技術周期沒有結束，新的技術革命可能又開始了。在技術創新周期大大縮短的背景下，治理模式須快速適應技術的演變。二是融合性。目前產業的邊界更加模糊，比如業態融合、所有制融合，成為當代文化發展非常重要的特點。三是難以預測性。在工業時代我們總是追求精確、分類，但是在數智時代，不確定性因素增多，難以預測性恰恰成為這個時代的一大特點。在這個意義上講，風險意識、寬容失敗就顯得尤為重要。四是數據思維。誰掌握了數據,誰就掌握了主動權。今天數據思維的重要性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強化數據引導，二是依托數據決策，三是促進數據要素流動。

        祁述裕表示，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需要理念創新。

        一是堅持系統觀念。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堅持系統觀念”，“增強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強化文化政策與宏觀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走出部門思維定式。二是把握文化體制機制改革要素的均衡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處理好經濟和社會、政府和市場、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發展和安全等重大關系”。這些更多的是外部關系，文化發展、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內部的關系也要處理好，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文化生產的市場化和組織化關系。要發揮市場的作用，同時在市場失靈的領域要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三是重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回應性。其關鍵是堅持問題導向，回應民眾關切。在治理方面要堅持適應性治理、敏捷治理和協同治理。四是保持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包容性。“路徑依賴”“制度僵滯”是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體制不可避免會遇到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有兩點很重要：一是保持文化多樣性，二是營造良好文化生態。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姚曦

        加強深圳城市品牌國際傳播能力建設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姚曦作了題為《中國超大城市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研究：以深圳為例》的大會發言。

        姚曦表示，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格局和國際力量發生重大變化。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秩序重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為研究中國城市的國際傳播能力提供了時代背景和現實需求。加強和改進我國國際傳播工作，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價值。

        對于國家來說，城市不僅是對外交往的名片，也是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國際化程度的加深將促進國際間的理解、互信和往來，加強中國城市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是做好國家形象建設的重要一環。

        姚曦認為，深圳在中國城市發展中具有獨特且重要的樣本價值。深圳要加強城市品牌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主要有以下對策。

        第一，創新國際傳播理念，提升國際傳播活力。基于深圳發展的特點，創新“互構”“互融”的新型超大城市傳播理念，將創新之城、包容之城、未來之城等作為深圳城市發展名片和城市品牌，將可溝通城市、跨文化城市作為城市發展的重要目標。

        第二，做好國際傳播頂層設計，盤活國際傳播公共資源。要在組織、制度乃至技術等多方面實事求是，形成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的城市國際傳播管理部門和執行機構，將城市空間打造成具有國際話語權、國際影響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實體空間。

        第三，促成城市、文化、技術、媒介的多維合力，形成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政府、社會、個人三維主體的社會化網絡。要挖掘深圳獨特的文化資源和文化品牌，形成兼具中國文化資源厚度和自身特質的深圳文化資源、文化品格、文化品位和文化品牌，利用自身所具備的優勢傳播技術資源進行具有良好傳播效果的定時、定點、定位的精準傳播，并進而形成具有國際傳播能力的社會化網絡。

        第四，梳理材料、符號、話語和表達，提升國際傳播效果。誰來傳播、傳播什么、怎么傳播，是擺在任何超大城市國際傳播面前的難題。在進行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時候，要認真梳理傳播材料、符號、話語和表達，選擇最好的時機、最佳的材料、最好的工具、最恰當的方式、最有效的話語進行恰如其分的傳播，將傳播效果好壞當作國際傳播的前提進行充分考量。

        第五，設計流動的圈層，構建良好的國際傳播動力機制。設計跨時空、跨語境、跨交際和跨地域的流動的圈層，有利于構建國際傳播的動力機制，形成更具影響力的城市品牌和城市文化。

        南方科技大學人文科學中心教授吳巖

        深圳要強化科幻文化培育打造科幻城市

        科幻作家、南方科技大學人文科學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科學與人類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吳巖作了題為《試談深圳科幻文化培育的方式選擇》的大會發言。

        吳巖表示，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科幻文學和科幻產業高速發展。2023年中國科幻產業總營收為1132.9億元。2019年，電影《流浪地球》上演后獲得46億元的票房，科幻文學逐漸走向泛文化，有電影、游戲、戲劇等。2023-2024年，科幻城市文化的培育浪潮在全國各地逐漸展開，主要有三種典型科幻城市培育模式。一是依靠發展科幻創作能力，組織科幻迷的活動，持久打造城市科幻氛圍的培育方法，以成都為代表。二是主要依靠科創的數量和質量，將科幻和科創混合的培育方法，以北京為代表。三是打造奇跡文化風格連帶科幻發展的模式，讓人有夢想成真的感覺，以拉斯維加斯為代表。

        吳巖認為，深圳要做科幻城市，應該是“北京模式+拉斯維加斯模式”。因為深圳科創分量很大，深圳要打造一個“奇跡點”，成為世界上各種各樣新產品的發布中心。

        吳巖建議，深圳要強化科創產業的科幻文化和人才培育，提升科幻活動數量與質量。同時，設計和建造具有未來城市特征的標志性建筑和標志性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