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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

        講座報道丨張艷梅:新世紀文學中的城市形象

         日期:2019-07-10   來源: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

          新世紀文學中的城市形象

          編者按:2019年6月29日,深圳市委宣傳部、深圳市社科聯聯合邀請張艷梅老師作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為市民朋友們做了一場題為“新世紀文學中的城市形象”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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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演講內容回顧:

          一、城市文化與城市文學

          我們每天生活在城市之中,熟悉城市的表情、氣息、聲響、節奏和色調,也熟悉城市脈搏里偶爾的停頓、凝滯、低徊和感傷。悲歡離合,柴米油鹽,衣食住行,每個城市有其獨特的氣息,是人們日常生活的載體,也是心靈和情感的居所。

          對大多數人而言,能看到的只是城市的外表、秩序、規則以及發展水平,城市的心靈與靈魂難以觸及,然而從城市的外在表現也能看出,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面貌正在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不斷擴張的空間感,不斷加速的時間感,同時也帶來了壓迫感和焦慮感。近幾年流行的兩個詞,“喪文化”與“佛系文化”,其實就是對于焦慮的一種逃避,并且試圖通過各種段子的方式去排遣這種焦慮感。

          如何看待城市的發展,原住民,外來者,觀光客,從不同角度看待城市的發展,得出的結論也會有差異。隨著自己視野的改變,自身的內心感受與理性表達也會發生變化。認同感建立在身份自覺基礎上,而外來者往往有著潛在的認同危機,多少會有一些缺失感、不適感和疏離感。從一個陌生的外來人口,逐漸融入城市,尋找自己的存在感和對城市的認同感,是對一個城市不斷了解,不斷融入,需要一定時間的過程。

          每個城市都有著不同的發展路徑和獨一無二的文化品格,不同的城市會給人留下不同的文化印象。在不斷加速的城市化進程中,作家和知識分子對城市書寫是帶著問題意識的觀察與思考。

          趙園的《北京:城與人》,介紹了北京城與京味文化,北京作家,包括文化的分裂與多元,文化的眷戀與批判,也包括城市文化標簽,文化符碼的形成等。理解一座城市,首先看到的是其代表性建筑,其后是建筑背后的城市文化。

          楊東平的《城市季風》詳細梳理了北京和上海兩座城市不同的文化性格和文化表現,深刻影響了我們對于城市的認知,這本書出版之后,形成了突破國家觀念籠罩的地域文化研究熱潮,如滬港雙城,臺北與北京,北上廣三城等比較研究進入更多學者的視野,這些研究既有文化學、社會學、人類學視野,也有美學、倫理學、歷史學研究視角,這些研究對作家的創作也產生了深刻影響。

          城市里的特色食物,也是城市記憶的一種方式,比如《舌尖上的中國》的制作,其喚醒的是人們對于一座城市的回憶,說到早茶便想起廣東,提起狗不理包子便想到天津,還有北京、南京、成都、武漢等地的特色飲食。

          在既有觀念中,城市是喧囂、物質的,而鄉村是寧靜、自然的。作家在書寫城市與鄉村時,并不會一直秉承著這樣的文化理念,在其作品中,城市與鄉村是處于變化中的,這種變動不居,不僅體現了作家把握生活的能力,而且也是文學與生活相呼應的例證。在當代作家作品中也可看出這一點。如果說現代性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我們就不可能回到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城市化、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基本表征,我們置身于加速城市化的歷史進程之中,在傳統文學中,鄉村是“世外桃源”,但在今天的文學作品中,征地、拆遷、留守、污染等社會問題也有體現,而正因為現實性的表達,對于生活的理解才更加豐富多元。隨著城市化的發展,作家們的作品往往帶著對城市文明的反思,既寫到了城市發展帶來的種種變化,也包括對鄉土文明的眷戀,以及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

          1980年代中期,處于一個文化沖突與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文化的西化與尋根之間的對話是這個時期的主流;19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人文精神討論成為主流,80年代到90年代的轉型過程是一個理想主義到世俗主義的過渡,作家們在作品不斷追問人文精神的失落帶來的嚴重后果。21世紀初,開啟了“底層寫作”的文學思潮,部分作家開始把目光投向社會公平,關注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體現了作家們人文情懷和對社會發展的思考:人究竟為什么活著,我們去追求社會進步和發展的目的和意義究竟何在。這里面涉及的問題很復雜,就文學而言,顯然包含著對極端物質主義的批判,以及啟蒙主義的基本立場,在公共話語空間,作家們是希望給人文精神留下更多堅實土壤和自由度的。

          從城市文學發展而言,作家們不僅通過文學創作展現出一個城市的人文景觀,還包括城市的形象與生活空間。如葉兆言的南京,陸文夫的蘇州,馮驥才的天津,慕容雪村的成都,池莉的武漢,包括后面我們要聊的北京、上海和深圳。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生活方式,構成了城市生活的整體,作家們以文學的形式呈現出城市生活中的心理情感空間,承載著隱形的多重體驗與復雜情感,如林秀赫的小說《五福女孩》,通過主人公成長過程,那一條街道,是一個封閉的世界,又像是一個無限延展的時間黑洞,女孩從出生,到成長,讀書,戀愛,封存的記憶,墜落的雨滴,無法打開的心結,是廣闊宇宙里極其細微的附著點,也是人類自身難以超越的困境隱喻。小說重在揭示人們如何走出自己的世界,又能回到自己生命的起點。還有一些作品突出表現城市外來者的不適感,比如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以主人公涂自強的成長經歷作為主線,體現了年輕人從鄉村來到城市如何立足以及發展中遇到的問題。

          城市生活既有柴米油鹽的日常性,又被作家在哲學和美學意義上賦予了隱喻和象征性。在作家筆下,如何更加豐富地呈現出城市生活,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無論是從存在主義角度,對人的生存進行哲學反思,還是以魔幻現實主義的筆法,去呈現人的生存的荒誕性,一個作品能夠感染人們,都是因為作家是以人文情懷和對待現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為起點。

          二、新世紀文學中的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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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京味市民小說的前世今生

          第一代京味市民小說代表作家是老舍先生,他的《四世同堂》,到《茶館》,再到《正紅旗下》,用純正的京腔京韻和特有的幽默呈現了北京四合院里的日常生活。

          第二代京味市民小說代表之一鄧詠梅的作品則更多地體現了市井生活,傳統文化與民間文化的交融,包括像《煙壺》以具有民間性的器物,風俗畫的形態,表現文化的傳承與記憶。同時期的還有劉心武的《王府井萬花筒》《公共汽車詠嘆調》、《鐘鼓樓》等表達了文革后北京城的新變化。

          第三代京味市民小說,相對更為人所知的作家是王朔,作為一個紅色時代的遺民,王朔用解構和話語狂歡的方式塑造了一群頑主形象,這些多余人形象帶有反文化、反智、反精英價值觀的沖擊,成為當代文學和文化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王朔京味小說最大的特點就是調侃,調侃政治,調侃愛情,調侃一切,在他的作品中,一切都是可被破壞的。

          2. 徐則臣:京漂與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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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則臣作品包括花街和京漂兩大系列。京漂系列體現了一群漂在北京,活得相對失敗的年輕人的生活及情感狀態,寫出了京漂一族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焦慮。包括《跑步穿過中關村》《偽證制造者》《居延》《輪子是圓的》等。徐則臣說,“寫作本身就是在建構我一個人意義上的烏托邦。”在《如果大雪封門》中,通過幾個年輕人的生存狀態,展現了許多社會問題:一方面是“我”,行健,米籮這些外來的年輕人如何在這座城市扎根,另一方面是林慧聰這樣的年輕人懷著夢想而來,保有純潔的人生態度和生活理想,卻不斷遭受挫折。小說中的大雪封門寄寓了一個理想世界,天空中飛過的鴿子代表自由。

          長篇小說《耶路撒冷》,設置了花街、北京、耶路撒冷三個地域空間,其思想軌跡既是回望百年,向魯迅的《故鄉》致敬,又是“70后”一代人復雜的精神史。北京連接故鄉和世界,是生命起點的投射,也是通往未來的道路。通過空間拓展,將讀者帶進一個更廣闊的世界,思考人生的理想形態。

          還有基于“唯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的《王城如?!罚瑫鴮懢ⅰ⒋髮W生、保姆、快遞員等各個階層眼中的 “新北京”。小說通過海歸話劇導演余松坡在話劇《城市啟示錄》中的言論,引起年輕人不滿,引發公共事件,由此展開城市各階層的生存狀態和心理問題。驅霾神器,夢游癥,二泉映月,各種象征物綜合構成了一個整體隱喻。一個歷史的拷問,一代人精神上的病態,小說以現實主義的表達抵達了象征主義的高度,豐富和拓展了城市書寫。

          徐則臣最新長篇小說《北上》,通過兩個時代,運河兩岸的風土人情和歷史變遷,以及命運的起承轉合,書寫大運河的精神圖譜和民族的舊邦新命,是徐則臣對于人與家國,歷史與現實,中國與世界的思考。

          3. 葉廣芩:跨越時空的懷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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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則臣京漂系列小說中,以漂泊者為主,表達了外來者與北京原住民的交融,而在葉廣岑筆下,更多的是遺老的生活。

          《豆汁記》通過描寫一個普通女性莫姜一生之中的起起落落,這個女人的軟弱善良,以德報怨,在每一次變故之中,每個人的取舍,描繪北京人的性格特征,書寫在葉廣岑眼中的老北京味。葉廣岑的小說通常用微觀視角呈現豐富的日常生活,敘事平和、通達,節奏舒緩、從容。她寫北京城百年的人物眾生相,寫北京市民的生活觀念、北京社會的風土人情,就像那一碗豆汁,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味道,葉廣芩,為我們用文字保留了古都北京特有的文化底蘊。

          北京是一座有著千年文明積淀的古城,其城市文化更接近傳統文化,相比較而言,上海的城市文化更加國際化和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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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作家的作品中,帶有著滬言滬語的特色,與北京文學有著截然不同的感官印象。

          1. 海派文學的千回百轉

          海派文學有著自己的發展歷程。鴛鴦蝴蝶派流行時期屬于海派市民小說的濫觴階段,上承《紅樓夢》、《花月痕》的傳統,外受《茶花女》的哀怨與世紀末感傷的影響,展現出一種落魄者的孤獨感。

          第二階段是30年代新感覺派,帶來的是舊上海30年代聲光電影般的城市形象,同時描繪出標志性人文景觀與生活方式;同期還有一些左翼作家,如茅盾的《子夜》,以一種理性社會剖析視角去呈現30年代大上海波云詭譎的時代風云。

          第三個階段是40年代承言情傳統和現代主義探索的新海派,代表人物是徐訏、無名氏、蘇青、張愛玲等,他們把宏大的家國情懷和上流社會目光轉向普通的市民階層。比如在張愛玲的作品中,多取滬港雙城,表現飲食男女日常悲歡,寫她對于生命、愛情的理解。

          新中國成立后,市民文學進入衰落期,直至1980年代中后期,市民文學又重回人們視野。王安憶、陳丹燕、唐穎、王宏圖、張生、滕肖瀾、小白等作家,從不同視角進入城市生活,以不同的身心體驗帶給我們都市的心跳與呼吸,為讀者塑造了他們各自眼中的上海形象。

          2. 王安憶:一個人與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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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憶的《長恨歌》通過王琦瑤一生來記錄上海這座城市的跌宕起伏,一個人是一座城的縮影。她的《眾聲喧嘩》通過三個人的因緣際會,呈現了三種文化的交融,構成了大上海眾聲喧嘩的一個場景。喧囂眾生,有新上海中的舊人,也有舊時代中的新人。王安憶對中國社會結構、現實路徑的認知,枝枝蔓蔓的理性里多少含著反諷,她不去追蹤大上海的飛速向前、新氣象,普通人的生活和命運讓她不能釋懷,那種隱約的歷史追問和現實質疑,不堅韌,卻自有一份宏闊的縱深感。

          上海成就了王安憶,她也成就了上海文學。

          3. 金宇澄:歲月如繁花似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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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出發點和審美表現形式的不同,作品給人帶來的閱讀感受也會有差別。金宇澄的《繁花》細膩地描繪出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史。60年代少年舊夢人間煙火,90年代物質喧囂,繁花落盡,又是新生。一座城池,一段人與人的糾葛,繁花建立了一座與城市有關的人情世態的博物館。小說中的語言方式以滬地方言為主,正是這種語言的陌生感帶來了審美的距離感,讓讀者有更多的興趣去了解那個時代的上海。

          無論是北京還是上海,在飛速前進的同時,有些東西是凝固不動的,在變與不變之中去了解、認識一座城市,文學是一個捷徑。我們一面懷舊,一面患上了嚴重的健忘癥。以消費主義為核心的都市癥候,覆蓋了心靈的繁花如夢,我們在浦東的高速發展中體驗到了科幻感,這種超越時空局限的震驚感和眩暈癥,也正是作家們書寫城市的某種心理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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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深圳文學的消費景觀與精神突圍

          新城市或許缺少時光積淀和歲月磨礪,但這樣的城市會給人以一種年輕的朝氣和新鮮的活力,深圳就是這樣一座城市。深圳是一座充滿青春感的城市,其快速發展的經濟帶來許多社會福利;另一方面,又被期望著在人文方面帶給人以精神的享受。就像人們享受著科技的便利,同時懷念著童年,渴望著綠水青山。

          我們經常說起這個時代文學不斷邊緣化的狀態,那么,在這個泛娛樂化時代,文學藝術的力量、意義和價值到底如何體現?網絡小說、短視頻、段子手,智能AI的寫作,都是對傳統意義上的文學的沖擊,文學在消費性社會,不得不面對被異化和弱化的現實,突圍的路徑其實還是最基本的兩個支點,人與生活,寫出人的存在與靈魂,寫出生活的本質與關懷。

          2. 鄧一光:打工群體的生存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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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一光用十年時間,寫下了深圳這座城市的呼吸、律動、喜悅和疼痛,既寫出了高速發展的一面,也看到了底層人民的掙扎。底層關懷在當代作家筆下,主要表現為對現實的介入以及人性的透視。陳應松,劉慶邦,王祥夫,羅偉章,曹征路等作家,從不同視角觀察社會各階層的生活,以不同題材和風格的小說作品,拓展了我們社會認知和文學理解的視域。

          在鄧一光的作品中,出現了許多深圳的標志性景觀,包括蓮花山、市民中心、萬象城、紅樹林、羅湖、仙湖、前海、梧桐山、關外等等,他不是刻意把故事放置在這些空間里,而是在這樣特定的時空中,去把握深圳這座城市的脈搏,《在龍華跳舞的兩個原則》《你可以讓百合生長》《寶貝我們去北大》《萬象城不知道錢的命運》等作品,既寫出了深圳的城市氣息,明亮的朝氣蓬勃的那一面;也寫出了打工者艱辛困苦的現實處境,包括情感、心理和精神層面的各種困境。把鄧一光的作品連綴起來,就是一部他對深圳的認知史。

          3. 蔡東:知識分子的城市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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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東小說大多以知識分子的視角進行創作,在她的筆下,很多主人公都有著一個自救與救贖的努力過程。近期的《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天元》《照夜白》《伶仃》等作品中,無論是大學老師和電臺播音員對滔滔不絕的厭倦,還是患上阿爾茨海默癥的失智教授,抑或是拒絕狼文化渴望慢生活的海歸精英,還有婚姻失敗從逃避到面對的中年滄桑,都從不同視角隱喻了這個時代人們共同面臨著的精神遭遇。在她的作品中,無論是哪類人,遭遇了怎樣的困境,對于蔡東而言,都是試圖帶領著讀者解開都市人生的心結,找到生活失敗的癥結,找回失落的、出離的自我。

          面對喧囂的種種,蔡東亦能沉下心來,有沉思的能力和耐力,能思及問題根本。她的寫作能力體現在,面對日常題材時總是能再進一步,再深一層。她還懂得運用智性和詩性的力量,借此減輕現實的重量,擺脫現實的限制,讓人物身上那些黏稠的泥淖逐漸風干,一一脫落。

          還有一批書寫深圳的年輕作家活躍在中國文壇,包括丁力、吳君、畢亮等人,將深圳形象帶給讀者,他們具有這座城市年輕的、朝氣蓬勃的一面,同時也在不斷探尋復雜的時代性和現實性,始終懷著文學的責任感,不斷追問生活,表達對人與社會的關懷。

          無論是哪一種城市形態,生活在其中的人們都在享受著這座城市的文明,科技進步,經濟發展,除了帶來生活便利之外,還帶來更多精神文化追求的可能性,例如,博物館、展覽館、科技館、美術館、音樂廳、茶館、咖啡館等,提供了一種在日常生活之上的審美感受和審美體驗,使人們擁有了一種更高的文化認知和文化體驗。隨著科技發展,社會進步,我們對未來城市的想象,基于智能生活的愿景,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5G、智慧交通等等,期待實現智慧人居生態。這種智能化生活對文學的創作產生的影響以及其他相關話題,值得大家一起探討。

          城市不是烏托邦,也不是惡托邦,時代的裂變、人心的裂變,價值觀的裂變是人們每天面對的生活,新人類與舊世界,大時代與微生活,不斷被消費性擠占的公共空間,不斷被意識形態滲透的私人空間,群體的道德考驗與個體的精神隱疾,全球化與地域性,無論從知識體系建構,還是文化、心理、情感層面,每一代人的體驗、思考和記錄,呈現在作家筆下,這些都將成為歷史的見證。

          《千與千尋》結尾,千尋問:我要一直走嗎?白龍答:是的,別回頭。千尋又問:那我們還會再相遇嗎?白龍點頭:會的。希望在尋找自我的路上,我們能夠遇見更好的自己,我們能夠和更好的時代、更好的彼此再次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