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深圳用一種開放型的經濟思維引領著中國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讓人們的收入水平獲得了實質性的飛躍。而在未來，中國經濟特區與“一帶一路”相結合，讓深圳的成功經驗和資本一起走出去，在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同時開拓一個新的市場。接下來，請看曲建老師做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的精彩演講內容。

　　  

　　中國經濟特區走出去的戰略

　　中國經濟特區要走出去，就先要把眼光從深圳放眼至全球，找到能吸引他人的重點之處，給中國經濟特區走出去配備一個高度戰略。

　　1、全球視野下的難題

　　著名雜志《Science》在創刊125周年之際，發布了全世界最前沿的125個科學問題，包括宇宙由什么構成？遺傳變異與人類健康的相關程度如何？人類壽命到底可以延長多久？是什么控制著器官再生？地球人類在宇宙中是否獨一無二？......等許多哲學、自然科學的重要疑難問題。其中，它所列舉的第119個難題是“為什么改變撒哈拉地區貧困狀態的努力幾乎全部失敗？”

　　  

　　▲  《Science》封面

　　2、中國與撒哈拉以南地區的經濟對比

　　從中國與撒哈拉以南非洲在過去40年的經濟發展對比圖中可以看出，在1992年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人均GDP是低于非洲的。

　　  

　　▲ 中國與非洲在過去的四十余年經濟發展的對比圖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發組織）

　　而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后，中國的經濟一路高歌猛進，儼然是一條跳躍式的增長線。而撒哈拉以南地區的非洲則幾乎是一條水平線。

　　  

　　▲ 深圳人口和人均GDP變化對比圖

　　上圖顯示，從1980到2018年，深圳在相同面積下解決的人口生產問題從30萬上升至1300萬，人均GDP從1980年的70美元升至2.92萬美元。

　　中國經濟特區可復制的模式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主要依靠黨的領導和穩定的政治環境，執政環境是很難被其他國家進行復制的，但在發展過程中的具體路徑和經驗是可以復制、借鑒的。

　　研究對比發現，在中國快速成長的曲線中，若將中國開發建設的新區域（如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園、新區和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等）的增量部分扣除，剩余部分的增長幅度并不驚人。說明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新區域的開發建設模式是推動中國取得改革開放成就的重要元素，而整個新區域的開發便是以深圳經濟特區為代表的開發模式在全國不斷地演進、推進所形成。

　　1、埃塞俄比亞總統三次訪深

　　埃塞俄比亞總統曾三次到過深圳。1974年，還是學生的他在羅湖口岸回望深圳，看到一片荒山野嶺；1994年，他帶著夫人又一次在羅湖口岸回望深圳，看到一片熱火朝天的大工地；2014年，作為總統的他帶領夫人、孩子以及所有重要部門的部長來到深圳，目的是為了讓他們相信中國有個城市用了30年建設成了一個非常現代化的大城市。

　　從埃塞俄比亞總統三次訪深的目的可以看出，很多國家對中國的發展并不了解。基于他的請求，我們專門為埃塞俄比亞規劃了經濟特區，如今已建成投產，使得當地經濟增長的速度明顯拉升。

　　2、深圳與香港對比

　　世界上很多人不了解深圳卻十分清楚香港，在介紹深圳時以香港為對比是一個好辦法。

　　  

　　▲ 香港與深圳GDP對比圖

　　眾所周知，香港在全球經濟體中一直保持著快速增長。1979年，2500個深圳創造的GDP才等同于一個香港。截至2018年，香港公布的數據顯示，0.99個深圳創造的GDP等同于一個香港，即代表深圳GDP的總量已經超越香港，說明深圳的發展速度極快。

　　3、將深圳經濟特區的經驗帶到發展中國家

　　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在2015年刊發了題為《不那么特別》一文，指出全球四分之三的國家擁有至少一個經濟特區，全世界現有大約4300個經濟特區，經濟特區的擁躉可說出若干成功典范，最突出的莫過于中國香港附近的那一個，它建立于1980年，后來被稱為“深圳奇跡”。

　　該文在發展中國家引起了巨大震動，他們認為能把“深圳模式”復制到他們國家，同時在解決撒哈拉以南地區的貧窮問題上，這種經濟特區模式值得一試。應其要求，我們已在多個非洲國家幫助規劃產業園區、工業園區、經濟特區等。

　　  

　　▲Economist， April 4th 2015

　　  

　　  

　　▲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經濟特區經驗表現出極大興趣

　　  

　　印度一共創建了250個經濟特區，但他們認為并未成功，下圖為中方與其一起診斷未達到預期的原因。

　　  

　　▲印度經濟特區發展戰略與政策研究

　　  

　　阿拉伯世界一直想實現去油氣產業，科威特為人均GDP為2.6萬美金，地下石油為主要依靠。相較之下，深圳的2.9萬美元不靠地下的一滴油。因此，他們提出建設絲綢城等經濟特區方案，我們應邀幫助規劃建設經濟特區，同時考察了迪拜服務業模式，它和深圳的制造業模式都是成功典范。

　　  

　　▲迪拜空港自由區研究

　　  

　　在比對各國的需求中發現各國的發展模式不盡相同，深圳只能提供部分經驗能供其使用。前往各國的人員、專業人士均要適應當地文化，一方面要適應當地的生活習俗，另一方面還要去適應他們的傳統文化，通過磨合逐漸將中國經濟特區的發展成功經驗導入到他們國家。

　　  

　　▲近年來，CDI支持中國企業和園區“走出去”，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規劃了一批經濟特區和境外經貿合作區。包括：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印度、斯里蘭卡、剛果（布）、巴基斯坦、科特迪瓦、科威特、阿聯酋、白俄羅斯、南太平洋島國等多個亞非歐國家規劃經濟特區和產業園區。

　　  

　　4、深圳近40年發生的變化

　　以下圖片可以直觀展示深圳經濟特區建設成功的信息。

　　  

　　▲ 1980年的深圳

　　  

　　▲ 2016年的深圳

　　  

　　  

　　▲ 1980的衛星圖片

　　  

　　▲ 2016的衛星圖片

　　  

　　  

　　 

　　▲ 1983年的深南大道                  ▲ 2015年的深南大道

　　 

　　▲ 1983正在建設的上海賓館               ▲ 2015的上海賓館

　　  

　　  

　　  

　　▲ 1989年的鹽田港

　　  

　　  

　　▲ 2008年的鹽田港

　　  

　　  

　　  

　　▲1980年、2016年深圳灣對比圖

　　  

　　  

　　▲1980年、2016年深南路對比圖

　　  

　　中國經濟特區成功經驗

　　1、中國經濟特區與產業園區的發展模式

　　中國通過建設經濟特區掌握了一套完整的園區開發建設管理運營知識體系。如下圖：中間為特殊經濟園區（SEZ），右邊是西方推動經濟發展的各類園區，左邊是中國建設的各類園區。中國的園區種類和方案明顯多于西方，意味著對同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案我們可選擇的空間更多。

　　  

　　▲ 中國經濟特區與產業園區的發展模式圖

　　2、深圳成為中國園區種類最齊全的城市

　　中國城市里唯一能夠與深圳產業種類接近的只有上海。深圳是個產業園區種類齊全、數量眾多的大城市，它的輝煌背后是若干個產業平臺以及3000個產業園區在支撐著整個經濟的發展，通過3000個產業園區將各類產業分別裝入不同的產業空間里，讓四代產業之間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配套體系。深圳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就是這套產業體系和產業體系背后的產業園區。

　　3、以建立經濟特區為手段解決發展中國家的三大難題

　　  

　　▲ 以建立經濟特區為手段解決發展中國家的三大難題

　　 

　　第一，落后的制度與低經濟的成長。經濟發展要有現代制度，現代制度改革需要成本，成本又需要有經濟增長的支撐，雞和蛋的問題相互交織。

　　第二，援助無法轉化為生產力。一些發展中國家在遇到資金不夠時，便一味地指責發達國家進行捐款，認為貧窮的原因皆因他國導致。

　　第三，基礎設施嚴重的落后。基礎設施的建設是一個無法輕易解決的問題。

　　“一帶一路”國家對中國的兩大能力十分關注，這也是可以為發展中國家解決難題的有效方法：一是大型基礎設施的建造能力，中國在架橋、上電站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資力量十分強大；二是大型產業園區尤其是經濟特區的構建能力，中國有別于發達國家的專業化經濟特區，而是建立綜合型經濟特區。

　　中國經濟開始從GDP向GNP轉型

　　“走出去”不是一味的援助，而是要讓走出去的資本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增長。

　　  

　　▲ 中國引進來的資金減去中國走出去對外投資的資表

　　  

　　上圖揭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幾個階段：1980-1992年中國引入引出資金均較少，二者之差自然較小，因此曲線一直橫盤在低水平中；1992年起，引進的資金遠高于走出去的投資資金，導致二者之差較大，直到2004年達到峰值；2004-2015年對外投資資金增長速度超過引入資金，二者之差開始減少，走向拋物線第三階段。說明過去依靠別人推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學習階段告一段落。

　　深圳現在人均GDP2.9萬美元，已然達到一個發達經濟體的水平，是中國經濟城市中靠非資源類產業推動下最富有的個體。經濟學中有個“中等收入陷阱”，當收入水平、工人工資要求等均不斷上漲時，本土便難以創造出更大的市場空間，當產業無法可持續發展時便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2015年后，除了要保證本土的經濟發展，還需走出去帶動其他地區的發展，學習歐美、日韓等發達經濟體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從引進來階段轉變成走出去階段。中國整個經濟發展階段也決定了深圳將成為向境外發展的領頭城市。

　　1、全球新一輪的產業轉移

　　美國和日本在1950年及1972年之前就走出到其他國家去，其主要對外投資方式均以挖煤、采礦、石油開采即以資源依賴型經濟為主導，韓國在90年代對外投資時也做著相同類型的投資，中國在2003年走出去時的投資類型依舊如此。

　　  

　　▲ 資源類投資的占比

　　  

　　數據顯示，美國于2011年在資源類的投資總量從40%降至4.5%，日本從40%降至2%-3%，而在制造業上，美國從1950年的18.2%上升至41.7%，越來越多地走向制造投資，日本、韓國走的也是相同的道路。

　　這給予中國很大啟示，中國在2013年資源投資達到頂峰后，便將主要制造業留在本土，而其他制造業成為中國走出去的重要環節。五年前開始搬遷的企業集中在食品、玩具、鐘表、紡織、印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五年后搬遷第一位的產業是IT行業、電子信息化產業、化工產業等資本密集型產業；在將來，很有可能技術密集型的加工組裝產業也要向外搬遷。

　　  

　　▲  第四輪產業轉移的行業變化

　　  

　　事實上，全世界的制造業供應鏈每隔25年左右都要搬一次家。從歷史上看，凡是能引入抓住產業轉移趨勢的就是經濟發展的贏家，而能夠將產業成功往外移的便是產業升級的贏家。我國的這次搬遷是二戰后全球供應鏈轉移的第四輪，第一輪在50年代，歐美把制造業的供應鏈放入日本；第二輪在70年代，將供應鏈系統放至亞洲四小龍；第三輪在90年代，1992年鄧小平同志講話以后將全球供應鏈系統向以深圳經濟特區為首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和以上海、蘇州為首的長江三角洲流域進行集結。

　　數據顯示，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產業已開始向外搬遷。通過調查發現五年前進行搬遷的主要原因是為了降低成本，五年后搬遷的第一目標是為了占領其他地區市場。其中，華為是走出去最成功的典型代表。

　　2、中國經濟要由獲取資源向配置要素轉型

　　30年前，中國的經濟發展依靠來料加工。通過引入機器設備、資源、資金加工組裝成產品再出口，從中間獲取些勞務費，這是“三來一補”加工貿易的概念。而今天，我們要帶著原材料、機器設備、找到下一個市場空間更大的地方加工組裝產品出售。

　　  

　　  

　　當今國際貿易體系統計規則計算方式是，所有價值均會計算在生產終端產品的一方上，實質上生產終端僅是賺了組裝費。因此，我們需將來料加工轉移為代理加工的方式，將出口的終端制造環節帶入到當地，變成投資帶動當地的就業，也會廣受當地國家歡迎。

　　改善發展中國家投資環境

　　中國企業到東道國投資、建廠遇到的主要問題有：（1）基礎設施不完善；（2）產業的配套能力差；（3）上游原材料供給不足；（4）優惠政策不夠等。

　　  

　　抽樣企業在投資地面臨的主要障礙統計

　　  

　　針對這些問題有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是在當地建設經濟特區，在建設經濟特區前需與當地主管部門協商具備出臺優惠政策、出讓土地、建設基礎設施等條件，投資企業才會有搬進來的意愿。

　　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特備關注的風險點

　　在建設經濟特區時要做好以下風險防范：

　　第一，政治風險。一個國家的執政黨更換會直接影響之前簽訂的協議，在風險動蕩的國家建設經濟特區的建設周期要延長許多。

　　第二，土地風險。由于東道國國家的政府更迭，同樣一塊地不同政府發布了不同產權證明，從而造成歸屬問題，需在投資前做好安全準備。

　　第三，外匯。人民幣、美元與東道國的兌換匯率會出現斷崖式下跌，或外匯短缺。

　　第四，經常會發生治安行的惡行事件。

　　  

　　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特備關注的風險點

　　  

　　因此，要進行一系列包括財稅、法律等方面的安全防范。

　　中國經濟特區的“123”前期工程

　　基于建設經濟特區及“一帶一路”國家的經驗，總結了一套中國經濟特區走出去的發展經驗——123工程。內容如下：

　　1個保障：要求出臺一部經濟特區法。無論執政黨還是反對黨都得坐下來通過議會通過法律。

　　2個規劃：要明確建設經濟特區其自身的優勢及能夠發展的產業，即產業規劃；還要給東道國規劃好產業引入后如何做好基礎設施配套的準備，即空間規劃。

　　3個方案：第一個要有實現可持續的盈利模式投資的可行性報告；第二是項目的融資方案；第三是園區建成后的管理運營方案。

　　  

　　中國經濟特區的“123”前期工程

　　  

　　通過完整的知識體系輸出，在建設經濟特區前就理清所有的難點問題。經濟特區的建設是走S型曲線的，底部是建設經濟特區的虧損期，所花費的時間少則5年多則15年；成長期則要有10年以上，最后平穩發展才有可能達到良好的成功。深圳的重要經營理念是讓投資者賺到錢，在援助的背后一定要有一條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通過“一帶一路”與中國經濟特區走出去，讓深圳實現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發展模式，在建設好本土深圳的同時，能夠在海外再建一個新“深圳”，真正實現中國人經濟復興的強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