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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

        曾國藩的識人用人之道

         日期:2020-06-30   來源:深圳特區報

        “誠”是曾國藩用人的法寶,也是他做人的底色。

        歷史學者肖敏

          

          ■ 深圳特區報記者 趙鑫

          提要

          曾國藩識人的智慧、待人的誠心和用人的寬厚情懷,不僅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為現代人上了一堂深刻的人才管理實踐課。都說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社會上也充滿了對人才重要性的討論,但是,僅僅認識到重要性是遠遠不夠的,學會識別人才、對待人才、使用人才,掌握人才管理的“方法論”,才能讓人才的重要作用充分發揮。

          人才是第一資源 創新是第一動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快實施人才強國戰略,確立人才引領發展的戰略地位,努力建設一支矢志愛國奉獻、勇于創新創造的優秀人才隊伍。人才無疑是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國家振興的重要支撐力量。

          對深圳來說,人才是奇跡的締造者,是深圳得以高速發展的“秘笈”。深圳因人才而興旺,如何聚集人才、使用人才、為人才打造適于其發揮所長的優質環境,是深圳一直探索的命題。我國歷史上,善識人者并不鮮見,而曾國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他推薦的人才曾遍布各行各業,甚至出現“國之重臣,悉出曾門矣”的景象。近日,《羊城晚報》原高級編輯、歷史學者肖敏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開講曾國藩識人用人的智慧,聽眾反響熱烈。深圳特區報對肖敏進行了專訪,她向記者講述了曾國藩的識人用人之道,她認為曾國藩識人用人的智慧在當代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

          肖敏認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想要實現夢想、要持續興旺發達,最重要的是靠人才,這被人們視為一條普遍經驗。但縱使人們知曉了這條經驗,在歷史上,仍然有國家長期貧窮落后,成為失敗的典型,問題就出在管理者和決策者在識人用人的方法上。

          世界上本無庸才,所謂的庸才也只是管理者和決策者沒有識別出其才能,沒有把人放到合適的位置上去。管理者和決策者的才能不僅在于個人是否表現卓越,更在于能否在看似平凡普通的人當中發現不同人的優點和潛質、發揮才能,進而帶領組織朝著更加遠大的目標前進。我國歷史上出現過不少這樣的管理者和決策者,在肖敏看來,曾國藩就是這樣的管理者,他把識人用人之道發揮到了極致。

          曾國藩生于1811年,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謚文正,湖南省長沙府湘鄉縣人。晚清重臣,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者,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被譽為是具備“立功”“立德”“立言”三大德的圣人。曾國藩以善于用才著稱,他始終認為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人才是致勝的法寶,人才集聚得越多,國家強盛的希望也就越大,縱然影響治國優劣的因素數之不盡,但人才對國家的重要作用是排在第一位的。

          二、用人之道,以推誠得人心為本

          肖敏講到,曾國藩的用人之道,以推誠得人心為本。她解釋說,曾國藩的“誠”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自誠之道”,凡事都誠心誠意地做;其次是對他人要真誠,這樣才能“無人不可以為友”,別人皆會被其誠心所打動;最后是對國家忠誠,忠誠是報國之本,有了忠誠之心,才能“一呼而百應”。

          曾國藩的“誠”尤其體現在他對湘軍的建設上。湘軍本是一支地方武裝力量,但戰功赫赫,絲毫不比清朝“正規軍”差,在歷史上也被稱為“湘勇”,隊伍中涌現出許多著名將領。

          “誠樸”是曾國藩對湘軍的要求,他認為湘軍首先要練好“內功”,磨礪品質,須誠實、質樸,踏實肯干。湘軍選拔士兵也必以樸實之人為主,而對于“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則概不收用。

          對于招攬人才,曾國藩更是秉持一個“誠”字。湘軍建立之初,缺餉少糧,人才招募極為困難,但曾國藩堅信以誠待人,人才必會為其所用。歷史上許多仁人志士就有感于曾國藩的真誠,而歸入其麾下,彭玉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彭玉麟原是一個舉人,因他心愛之人去世而變得萎靡不振。曾國藩知道彭玉麟的才能,其對水軍管理十分擅長。曾國藩三番五次上門求教,請他出山。為了讓彭玉麟盡快振作起來,曾國藩陪他談詩論史,還陪他去青山寺燒香,以排解他心中的憂愁,最終彭玉麟終于被曾國藩所打動,歸入其賬下,協助曾國藩對湘軍水師進行改制,之后成為長江水師的統領,立下赫赫戰功,而長江水師之后也成為北洋水師的主要力量。

          其實,不僅是對彭玉麟,曾國藩對其他人也是推心置腹,以誠待之。曾經有將領生病了,曾國藩把他接進家中,特意請名醫調養,還親奉醫藥。近代思想家薛福成這樣評價曾國藩:“其待部下,一秉至誠將士來謁無不立時接見,殷勤訓誨,或有難辦之事,難言之隱,鮮不博訪周知,代為籌畫,別后馳書告誡,有師弟督課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故非常之士與自好之徒,皆樂為用,而國藩見有善則無不極口稱譽。”

          曾國藩尤其看重對國家忠誠之人,把“忠義血性”放在用才的第一位。他在《治心經》中寫到,“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于亡等之欲,奸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意思是說,君子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忠誠,天下大亂時,人們傾向于使用奸詐的手段來奪取勝負,想辦法讓別人處于危險的境地,怕難避害,不肯出力來拯救天下危難。唯有忠誠的君子,才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為天下百姓做出貢獻,為了國家,不惜拋卻自己的生命,視死如歸,而沒有一絲一毫的畏懼。曾國藩重用塔齊布,就是因為他“忠義血性”。

          塔齊布本來只是綠營里的一個守備中隊長,官職低微,但曾國藩知道此人對國忠誠,視死如歸,便向皇帝大力舉薦,他甚至還保證,塔齊布如果臨陣退縮,就愿與他同受責罰。在岳州之戰、九江之戰、湘潭之戰中,塔齊布沒有辜負曾國藩的期望,每上戰場都沖在前線,遇敵毫不畏懼,屢立奇功,后被提拔湖南提督。值得一提的是,塔齊布還曾在左臂專門刻下了“忠心報國”四個字,提醒自己深刻要為國盡忠,為此民間還把他比作“岳飛”。

          選用有忠義血性的人為將,整支軍隊就可以達到“以類相囚,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余”的效果,而以這種思想為主導的軍隊,能夠精誠合作、緊密配合,為共同的目標而戰。

          可以說,曾國藩把“誠”刻在了骨子里,也貫徹到了他的用人實踐中。他先以“誠”要求自己,處事以誠,待人以誠,用人以誠,再用“誠”影響別人,使其領會“誠”之真諦。“誠”是曾國藩用人的法寶,也是他做人的底色,“誠”帶給了他高貴的品質,也讓他得到了聚才的力量,牢牢抓住了人才的心。

          三、愛惜人才,要善于用人之長容人之短

          肖敏認為,我們雖然常說鼓勵人才“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應該讓后人超越前人,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人卻少之又少,曾國藩是其中之一。肖敏特別舉出曾國藩重用左宗棠的例子,她認為,曾國藩是真正愛惜人才之人,他大度容人的品質尤為可貴,因為它不僅能看到左宗棠的才能,更能包容他的缺點,正是得益于曾國藩的重用,左宗棠最終成長為“一代名臣”。

          左宗棠才能卓著,但自視甚高,還是個暴脾氣。他自號今亮,取當今諸葛亮之意。起初,他看不起曾國藩,在給朋友的信中談到對曾國藩的第一印象說:曾滌生侍郎來此幫辦團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開展。與仆甚相得,惜其來之遲也。應該說左宗棠對曾國藩總體印象不錯,但“才具稍欠開展”說明左宗棠覺得曾國藩才略平平,而此時曾國藩已官居二品,左宗棠還只是湖南巡撫的師爺。

          有一回,二品總兵樊燮調到四川去任職。臨行前,樊燮向巡撫告辭,因為沒有向旁邊的左宗棠行禮打招呼,左宗棠就跳起來,一腳把樊燮踢開,大罵讓他滾出去。這位二品大臣深感受辱,馬上向皇帝稟告,皇帝聽了十分生氣,下令徹查,如果發現左宗棠確實有此狂妄之舉,就定他死罪。

          曾國藩聽到這個消息后十分著急,就趕緊向皇帝保薦左宗棠,還特意請了當時文筆甚佳的狀元潘祖蔭寫奏折,奏折有兩句話流傳至今——“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也。”在曾國藩的影響下,湘軍大臣也紛紛向皇帝求情,最終保住了左宗棠的性命。但是,死罪雖免,活罪難逃,皇帝派左宗棠到曾國藩的軍營,讓他戴罪立功。

          左宗棠到軍營后,曾國藩處處照顧,給他施展拳腳的機會,凡左宗棠有立功表現,曾國藩立馬向皇帝稟報,僅過了十九天,左宗棠的官位就被升至四品。

          一次,曾國藩語重心長地問左宗棠,以后究竟想要做什么?左宗棠說他只想在亂世領兵打仗。曾國藩為實現左宗棠的心愿傾力支持。左宗棠一生最值得被銘記的功績就是收復新疆,但若沒有曾國藩的鼎力相助,左宗棠的收復之路恐怕會是另一種結局。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之后建立“哲德沙爾汗國”,盤踞新疆大部。1871年,沙俄又侵占新疆伊犁。左宗棠臨危受命,任欽差大臣專門督辦新疆軍務,力圖收回失地。但當時清政府內憂外患,根本沒有足夠的錢糧供給左宗棠行軍打仗,此時曾國藩雪中送炭,伸出援手、傾力相助,把雖然已經裁掉九成兵力的湘軍中最能打仗的一支隊伍全部交給左宗棠調遣,由于曾國藩正任兩江總督,管轄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他便向左宗棠源源不斷地供應糧餉、裝備等軍需,為收復新疆之戰提供了必要的物質保障。經過3年艱苦卓絕的戰斗,左宗棠取得最終勝利,這也是中國近代抵抗外侮史上,中華民族難得一見的勝利。這一壯舉不但為全體中國人所贊嘆,也得到外國有識之士的高度評價。1890年,有位叫史密斯的美國人在他的著作《中國人的氣質》一書中評論道:“在任何現代國家的史冊上都是卓著的。”這些功績是左宗棠創造的,但同時也是曾國藩成就的。

          經歷這些,左宗棠真心敬佩起曾國藩來。曾國藩逝世時,左宗棠寫了一幅挽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正是曾國藩的謀國之忠、知人之明,才贏得了左宗棠的“自愧”,而不論兩人是協力同心還是指出對方錯誤,目的都是為了盡忠國家。左宗棠的這副對聯一半在挽曾國藩,一半在責備自己,一半在頌揚曾國藩的道德品格,一半在抒發自己的感情,滿溢出對曾國藩的贊賞與欽佩。

          曾國藩識人的智慧、待人的誠心和用人的寬厚情懷,不僅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為現代人上了一堂深刻的人才管理實踐課。都說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社會上也充滿了對人才重要性的討論,但是,僅僅認識到重要性是遠遠不夠的,學會識別人才、對待人才、使用人才,掌握人才管理的“方法論”,才能讓人才的重要作用充分發揮。

          (本文源自對深圳市委宣傳部和深圳市社會科學聯合會主辦的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第1160期嘉賓的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