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報道 | 王曉明：魯迅在當代的意義

在時間上，魯迅其實與我們不遠。魯迅（1881.9-1936.10）辭世的時候是56歲，如果他再活20年——現在的人一般都能活到八十歲，那他辭世的時候我們這一代人已經出生，可以說與我們是同時代人了。

魯迅和我們面對相似的“今天”：劇變中的“今天”。如果今天和昨天差不多，那么人通常不會多想，若是今天和昨天很不一樣，昨天的經驗不夠用了，那么人就必須想了。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想——這是怎樣的現實？

終其一生，魯迅都在想：這是怎樣的現實？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現實？它會通向哪里？他進一步發現：今天之所以令人困惑，不只是因為它在劇變，還因為它同時又在很多方面沒有變，與昨天、甚至更久以前差不多。巨變與不變混在一起——有一些不變，恰恰是以劇變的方式保持了不變，因此，常常看起來是劇變的現象，深入下去看到的，卻是頑固的不變。

在這樣的情況下，魯迅對“今天”的深究，勢必要擴展到“昨天”和“更久以前”：它們不只是造就今天的歷史原因，更同時是今天的一部分。越是這么理解今天，越要遠望未來：會不會有跟今天不一樣的明天？魯迅是一個竭力深究現實，并因此深究過去和關注未來的人，而非聚焦在“未來” 或“永恒” 的人。

今天，我們正面對著劇變的現實，面對著劇變與不變相混雜的現實，因此也需要深究今天與昨天的關系，想象今天與未來的關系。這就需要了解魯迅，看他如何深究他面對的現實。當然不只是魯迅，所有深究現實的思想家，對我們都有參考的意義。

魯迅看人衡世的視角和側重點：首先是“人”，再進一步是“人心”。

這并非他獨有的眼光，而是中國人一代一代發展起來的一種特別的眼光。

遠的不說，就說龔自珍，他比魯迅早了大半個世紀，他就認為，區分不同的世代：盛世、亂世或者衰世，關鍵是看“才”（有是非有理想的優秀的人），“才”的狀況和遭遇，是分辨世代的第一標準。

再比如嚴復，他是魯迅的老師輩的人，他在甲午戰爭之后寫下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說：如果沒有來自外部的戰爭，或者雖然有這樣的戰爭，但我們幸運地打贏了，這樣的情況，在他看來反而更不好，因為這會讓國人在明明陷入危機的時候反而非常自滿，覺得自己很了不起，錯失了自我反省、改變社會的時機。所以，在嚴復看來，人的普遍的狀況是自滿、虛驕的，還是清醒、反思的，這比一時的勝敗更重要。

不過，龔自珍和嚴復那幾代人所關注的，主要都是社會上的精英階層，讀書人或士大夫的人心狀況，魯迅就不同了，他也看知識分子和精英的人心，但是他更多是在看千千萬萬普通人的人心。

魯迅最有名的小說《阿Q正傳》中的未莊，可以說是整個中國的全景縮影，未莊里有當權者也有老百姓，魯迅自己也是出自與趙府類似的家庭，但是這部小說中的立傳的對象，并不是趙老太爺這些人，而是阿Q和他的同類。可以說，魯迅其實更多的是關注普通人，關注被壓迫的老百姓的人心。

這就是魯迅思想的主要方法：總是從人和人心的角度，而且往往側重于普通國民的精神狀況，從這樣的角度去理解社會與世界。

1. 什么是現實的關鍵因素？

魯迅做學生的時候，他的老師輩就已經開始討論這個問題。最初流行的一個詞叫“三千年未遇之變局”，意思是說，現在中國遇到了危機，而這個危機是幾千年都沒有遇到過的，因此是用過去的經驗沒辦法理解和對付的。接著認識更深入了，就出現了“國民劣根性”這個流行詞，意思是說，這個危機的最根本的地方，在于中國人出了問題，從體力到道德都很差，所以要“改造國民性”?！皣裥浴北臼且粋€外來詞，當時的人覺得這個詞有用，就流行起來了。

到了魯迅這里，他對于現實的關鍵點的判斷修更明確和具體了，叫“愚民的專制”。

魯迅對“愚民”的認識是有個發展過程的，他最初認為他們是真的糊涂無知，因此是在鐵屋子里“昏睡”，后來卻發現他們并不是真的昏睡，而是覺得掙扎和反抗沒有用，不如干脆裝睡。所以魯迅說，“愚民”的根本原因在于“怯懦”，有糊涂，但不完全是糊涂，而是他覺得沒有辦法反抗。

在魯迅看來，“愚民的專制”也是有一個變化的過程的。開始的時候，是精英愚弄百姓，精英自己并不愚，很聰明，他認為不能讓老百姓知道得太多，正如《論語》里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是這樣的狀況持續久了，精英也會被這個狀況所改變，最后精英也變成了愚民，于是愚民構成了社會的主流。1930年代，一位外國記者問魯迅：“您筆下的阿Q現在如何??？”魯迅哈哈一笑說，“他們正在南京政府里做官呢”。當時國民政府的首都是在南京。

民眾是社會的基礎，所以人們常把民眾比喻成泥土，但魯迅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人民不一定都是泥土，在很多時候他們其實是灰塵，在灰塵中是長不出好的花木的。在我看來，這是魯迅對“愚民的專制”這個概念的一個非常深刻的擴展。

魯迅當然明白，人民的“一盤散沙”，是被當權者和社會環境“治”成的，因此，他要深究那個把人民“治”成這樣的歷史。

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寫到：歷史上歪歪曲曲就寫著“吃人”二字。你看，他看歷史的時候，著眼的不是帝王的豐功偉績，而是這個歷史對人的影響：焦點還是在“人”。

魯迅所說的“吃人”，主要不是指真的把人殺掉，而是把人變成灰塵一般，只受本能的驅使，如動物一般只知道自私求生，而不懂得最求“真善美”的人形“非人”。

魯迅以這樣的角度看待中國，也以這樣的角度看待世界。

在魯迅生活的時代，主要由西方現代化推動造成的現代世界，已經形成席卷全球之勢，中國也被卷入其中，被迫改革自救。魯迅知道，中國必須按照這個現代世界的規則改變自己，所以他鼓吹“拿來主義”，向西方學習，改造中國，以適應現代世界的生存法則。

但魯迅同時認為，現代世界是一個野蠻的世界，“獸性”主導的世界（弱肉強食、人類妄自尊大……），因此，中國不能為了適應現代世界而“自返于獸性”。

魯迅之所以對現代世界有這樣多面的看法，關鍵還是在于他的眼光：他關注的是人群和人群、社會和社會、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由這種關系所強化的交往之道。如果單看物質狀況，那與以前的世界相比，現代世界大大增加了人類的物質財富，但是魯迅最在意的，卻不是物質財富、高樓巨輪和科技進步，而是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強弱關系所強化的交往倫理。

2. 什么是改革現實/社會的重點？

魯迅有個很有名的說法——立人，他說，人能立起來，國也就能立了，創造一個新中國的關鍵，是要有新的中國人。

這是什么樣的人呢？魯迅說，是埋頭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為民請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 這些人是“中國的脊梁”，他們的一個共同的特點，是“硬骨頭”——這是與愚民的“怯懦”正相對立的精神品格。

魯迅之所以強調歷史“吃人”，就因為他知道，即使經過這么漫長的歷史，還是有很多沒有被這么吃掉的人，正是這些人襯顯了被“吃”是什么意思，并且讓魯迅有激情去揭發“吃人”。

但是，人的進步是很慢的，所以魯迅有時候憤激地說：“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但總體來看，他還是認為應該“從改革國民性入手”，還是盯住“人”。

所以他棄醫從文，從救治肉體生命，轉向改造無形的靈魂。

所以他踐行“韌性的戰斗”、“不期速勝”，甚至“不期必勝”。改造國民性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真正的奮斗不應該出自“很快就能勝利”的判斷，而是出自即使看不到希望也要奮斗的意志。

3. 改革的未來的可能是怎樣的？

魯迅早年的歷史觀是所謂的進化論。但到1920-30年代的時候，他有了一個新的說法——“大時代”。這個詞不是指偉大的時代，而是就像一個健康的人，身體出了問題，于是身上的健康細胞與病毒開始斗爭，斗爭到了極點，要一決勝負了，而勝負無非兩種可能：或者“由此得生”，社會逐步恢復健康，或者“由此得死”，社會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這個最后決戰的時刻，就是“大時代”。

魯迅說，他所面對的社會，還沒有到達“大時代”，而是正在接近“大時代”，處在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

當嚴肅地判斷從現在到未來的走向的時候，當然要考慮很多因素，例如政治狀況、國際形勢等等，但在魯迅看來，最關鍵的還是人與人心。物質或者有形的狀況，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支持“歷史=持續進步”的觀念；但在與環境/制度持續互動中形成的“人/人心”的變化軌跡，卻多半很難證明，歷史是在持續地線性進步的，相反的情況也非常多。所以魯迅才會采取這樣的判斷方式：不是說將來一定會怎樣，而是說矛盾正在不斷地激化，各種問題正在尖銳化，他似乎是覺得，對于置身于社會動蕩中的人來說，那種“矛盾沖突正在激化”的感受，是最真實可信的。

所以，魯迅有個幾乎是特有的自我激勵的思路：對于革命一定成功這件事，他早年就很少談，后來就完全不談了，他不把自己的奮斗寄托在一定成功這一點上；相反，他說自己是“絕望的抗戰”，這看上去很悲觀，卻讓他不容易被失敗感和挫敗感壓垮。他用“絕望”這樣激烈的詞描繪自己的精神支點，正說明他是決心無論怎樣也要繼續奮斗了。

4. 現實中的個人處世。

最后簡單說介紹魯迅與人交往的特點。

他會與怎樣的人做朋友？總的來說，他是品性重于才華，道德高于事功，喜歡樸實、誠懇、正派這些品格的，這些遠比地位、身價、立場和名聲更重要。

在這方面，魯迅可能也是受他老師章太炎先生的影響。章太炎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方今中國之所短者，不在智謀而在貞信，不在權術而在公廉，其所需求，乃與漢時絕異”。具體的就不展開了。

魯迅的思想有很多方面，但在我看來，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注重人和人心，總是從這個角度去評判和深究現實，包括深究現實背后的歷史和未來這一個方面。

這也是與今天關系最大的一個方面。當今社會，人口眾多，社會變化很快很大，挫折和困難也很大，容易“內卷”…… 在這樣的狀態里，人與人心的狀況就更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越是重物輕人、功利至上的觀念日漸膨脹的時候，魯迅這樣的的思路和眼光，就越顯出對于今天的意義。

從前講人性，后來講國民性，再后來講精神文明，今天又流行講三觀：這些詞的用法和含義都各不相同，但是它們共同凸顯了一個一百多年來貫穿中國現代化歷史的大問題：要成就一個偉大的國家，官民上下一定得有大器之心，如果我們缺乏理想，輕視精神，也不勇敢，只看眼前，只顧自己，理直氣壯地斤斤計較，除了物質利益，別的基本無感，那就不可能有好的社會、好的生活和好的國家。

這是今時今日每個人都要面臨的大問題，也是魯迅給我們最大的啟示之一。

關于從人和人心的角度判斷社會現實，我的理解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觀察人本身的精神狀態。比如大多數人的精神狀態是積極昂揚、充滿自信的，那么這是一種較好的狀態；如果社會中大部分人處于緊張、焦慮、惶恐，甚至沮喪、失敗感，那么說明這個社會出現了一些問題。

第二，觀察人和人的關系狀況。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是判斷社會人民狀況重要的指標。比如人和人之間相互友善、彼此信賴，那么可以說明這個社會是人性比較好的社會；反之如果大家都互不信任，甚至彼此勾心斗角，以鄰為壑，那這就是個糟糕的狀況了。在魯迅所處的時代，那種互不信任、以鄰為壑的現象比較普遍，反觀今時今日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會好很多。這些現象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社會性的問題，這些年社會公眾比較關注的問題——在很多事情曝光的時候，對于陌生人持警惕、戒防的態度，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缺乏社會信任。有些相處，看似交往甚密，但是其實他們的人際關系是建立在利益框架的機制上的。這種把利益看得比情意更重的現象，表明對人心缺乏一個基本的行為。

第三，人和社會、國家、世界之間的關系。到達這個層面，其實和前面兩點是彼此關聯的。這個社會人與人之間能夠普遍互相信賴、互相友善，那么理所當然會對這個社會更有信心，個人的狀態也會更好一些。從國家角度說社會制度、國家政治治理狀況，其實也能夠影響到每個人的精神狀況。

這三個層面其實也是包含在魯迅的作品當中，它們互相關聯。正是因為這三個層面的互相關聯才使得魯迅的作品擁有這種思想意識。而且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觀察現實的方式對今天來說也是一種共性。

倪偉老師提到魯迅從人和人心的角度去觀察他所處的社會；王曉明老師在演講結束的時候提到無論是人心、國民性、精神文明，還是今天流行的三觀，實際上都是我們對于中國、我們中國人在思考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時代的時候，那一條100多年來貫穿始終的線索。

今年正好是魯迅誕辰140周年，中國有句古話——人生70古來稀，140年也許對于一個人來說算兩輩子了。從魯迅出生到今年的140年間，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猶記得那時候我閱讀李哲厚先生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他說中國有六代知識分子，第一代是康有為、章太炎那部分人，魯迅屬于第二代知識分子。我覺得第二代知識分子跟今天所有的中國人聯系是最密切的，因為第二代知識分子在某種程度上也是20世紀的知識分子，因為魯迅真正開始形成自己的思想始于1960年。

魯迅是20世紀戰爭年代的知識分子。魯迅棄醫從文的故事廣為流傳，之所以有這樣的選擇，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看了日俄戰爭的幻燈片。日俄戰爭又稱為“零次世界大戰”，相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來說，它是一場預演。魯迅在世56年的時光，經歷了零次世界大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如果把1931年918事件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期，那么魯迅也算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了。

十九世紀，西方代表了人類的黃金世界。全人類都要向它看齊，朝他努力，如果不努力就會被淘汰、被消滅。但是就是這樣的典范，到二十世紀爆發了慘絕人寰的戰爭，突然覺醒意識到這條本來視為典范的路走不通。于是，魯迅想中國或者世界其他國家是不是可以開辟另一條道路。實際上走另外一條路是非常艱難的，直至今天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世界沒有別的路可以選擇，只有西方經典的現代化道路。

再這樣的背景下，能重新理解魯迅的“絕望的抗戰”。王曉明老師一篇關于魯迅的文章——《現代中國最苦痛的靈魂》，我們如何理解魯迅的苦痛，是因為他個人找不到出路的苦痛；還是為周圍的中國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苦痛；還是他心事茫茫、惶恐，個人與民族、人類的命運關聯在一起，去走一條人類從未涉足的道路，不僅未知甚至可能行不通所帶來的苦痛？在這樣的意義下，魯迅認為我們要反看絕望，所以在魯迅的很多文章中都在表達——我不能夠承諾你們一個黃金世界，不能夠承諾未來的希望是美好的。包括魯迅那句“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強調自己是要跟黑暗一同消失。

在魯迅誕辰140周年的今天，這對個人來說是漫長的時間，但是對于一個民族或是一個國家來講，還僅僅處于對自己未來命運探索的過程。魯迅給予我們的啟示，無論是今天或是在未來更長的道路都會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因為人類對于另外一條道路的探索，向生還是向死并不是一個非常明了的結構。

在王曉明老師的間接影響下走上了魯迅研究這條道路，今天重聽王老師的演講，有以下三方面感受：

第一，法國一位思想家對所謂現代有一個經典的定義，就是不同于古代，現代指人們立足于當下想要改變現實的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是一個英雄的時代”，其實魯迅跟這個英雄不一樣，魯迅曾經非常坦誠得承認他并不是一個英雄。魯迅的內心非常復雜，他既讓我們“恨”，又讓我們“愛”?！昂蕖痹谟谒衣读酥袊鴩裥缘膫?；“愛”在于他對國民性、對未來、對我們民族的人心，對我們民族未來抱有的一種熱望，還有他筆下充滿詩意的文學。

第二，在重讀王曉明老師《魯迅傳》之后有一個深刻的感覺：魯迅看待現實的方法，第一個標準是人、是這個社會普遍的人心。魯迅不是革命家，也不是政治家，所以他感受國民性的出發點就是人心。我們經常把魯迅視為一個啟蒙主義者，其實他和歐洲的啟蒙思想是不同的。歐洲的啟蒙思想家更多是從理性出發，按照理性的要求人類會自動戒備。而魯迅是間接在歐洲浪漫主義的影響下，強調理想和感性的一種和諧發展。魯迅早期是按照浪漫主義去看待這個社會，但是在回國經歷了一系列事情（例如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戰爭等政治事件）之后，他看到的是一系列感到失望和不完美的人性。這種時期他不斷地向朋友提問題——什么樣才是理想的人性，那么感性和理性的和諧是理想的人性還是其他？所以魯迅在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漫長歷史當中我們國民性所謂懦弱、卑賤的國民性形成的原因，由此他走向了歷史，這是魯迅思想的特點，從歷史中去觀察人和觀察人心。

第三，魯迅改造現實和社會的出發點。魯迅不再堅持過去那種所謂的唯文化、唯思想的觀念，也不是簡單的唯物質的觀點，他走向主觀和客觀相結合的道路。同時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的這一批知識分子，魯迅和韋伯等都是一致的。韋伯經歷了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德國帝制的覆滅、羅馬共和國的建立……這一系列的事件讓他在政治態度上從自由的保守主義者轉變成民主主義者，甚至是一個積極的民主主義者。韋伯更多的是認為民族、國家都是意識形成的，在漫長的歷史中人類為了爭奪有限的資源、財產而形成的一系列暫時性的團結共同體，那么人心是這樣，人性也是這樣。

由此可見，這些生于戰亂的知識分子第一個特點就是權力、政治。人類目前看到的民族和國家都是在戰斗、沖突，甚至在殘酷的戰爭中形成的。所以改造國民性永遠不是屬于精神和文化單純的因素，一個國民性的形成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戰爭，這是魯迅給我們啟示。精神、文化，還有物質要結合起來，這才造就了魯迅的另外一個面容——精神界的戰士。

魯迅不僅是思想家，更是一個特別在乎人與人心的作家，怎么思考魯迅對于我們的意義？

“街燈的光穿窗而過，屋子里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悉的墻壁，壁端的棱線，熟悉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欲望……”

這是1936年，魯迅臨終前寫下了《這也是生活》中的一段話。這段話的表達中，魯迅把那些日常的所見的，家中的環境、自己的勞作、朝夕相處的書桌和書堆、窗外無邊的暗夜與在暗夜中掙扎、奮斗的無窮遠方、無數的人們，這些事物在魯迅的筆下那么自然地連在一起，家國一體。在這樣的書寫和思索中，人在生命最終時刻的那種反省，是重新確定自己生命的意識和價值的追求。像這樣一種家常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生活和精神勞作，就像我們每個人所堅持的那份工作、那件事情一樣，并不會因為日常的瑣碎而失去意義，相反恰恰構成了我們生活中實在且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是我們生活經驗中最基本和最穩固的核心基礎。

魯迅終其一生都是在絕望中抗爭的戰士，一個真正的戰士是不會把日常和戰斗割裂、對立起來的。日常和戰斗彼此相連、密切相關，日常生活勞作是為戰斗積蓄了心力和能量；戰斗為瑣碎的、繁雜的生活指明了方向、明確了意義。所以真正勇敢的戰士是以日常為根據地，不斷地去突破、前行的。他扎扎實實的踏在土地上，沉入到社會生活中，有形無形的和周圍的人在一起，這大概就是魯迅作為戰士的本色，也是我們今天可以去理解的“絕望的抗戰”的精神所在。

“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變成了路”。

這是魯迅1921年寫的《故鄉》的結尾。魯迅在今天對我們的意義，其實是鼓舞和體貼，甚至是砥礪每一個在艱難行徑中堅持往前走的人。在這樣一個看似各自獨立，又在各種有形無形的關聯往前走的過程中，每個人一定是有息息相關的那些時刻，甚至可不可以希望有那種能讓大家產生共情、共鳴，乃至可以靈魂共振的那個時刻。

魯迅今年140歲，沉沉浮浮100年。魯迅，包括整個魯迅文集和閱讀魯迅已經成為一種時代跡象。1998年，北京文學刊發過一篇在當時引起震蕩的文章——《斷裂》。全國56份檔案，當時作家提出了很多問題：你是否以魯迅作為自己寫作的楷模？你認為作為思想家，請問魯迅在當代中國有無指導意義？當時調查數據統計顯示有98.2%的作家不以魯迅為楷模，有91%的人認為魯迅對當代中國已經沒有指導意義了。

這個數據，即使放在今天也令人驚訝。在那個個人寫作、民間思想、情感寫作都特別喧嘩的年代，只有3.6%的作家認為魯迅還有意義。當然我們知道魯迅不可能被拉下馬，不過是一個時代幕布。

魯迅在今時今日依然是中國最大的文學現象，比四大名著還要厲害，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作家可以和時代有如此精準的鏈接關系。好像每個年份都能從魯迅身上照見自己，每個年代都有自己的一個魯迅，2001年的魯迅和2010年的魯迅其實都是一個時代的表征。

從2001年開始，魯迅或者說新世紀的魯迅有一個新出發。魯迅從各類刊物中走到互聯網來了，在網上關于魯迅的論壇非常多，實際上單單是魯迅的表情包就是中國其他作家表情包的總和了。魯迅被拉入日常生活和上個世紀要被拉下來是截然不同的，他是全中國學生最害怕的男人?！皩W醫救不了中國”是魯迅的名言，也是魯迅棄醫從文的標準答案，網上跟帖的非常多，包括“學醫救不了禿頭”、“學醫救不了豬隊友”等等。過去的魯迅只有“腦袋”，而表情包在魯迅身上是獲得了肉身，而且這個獲得肉身的魯迅能走得更遠。

王曉明老師給予魯迅的關鍵詞都是“脊梁、絕望的抗戰、斗士”這類，而對于我來說，魯迅可以是喜感的。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改變了魯迅的神話史，魯迅的修辭風格也進入了民眾的視野，這也是魯迅真正大眾化的開始。換言之是“表情包上的魯迅”超越了“刊物上的魯迅”，當代“教科書上的魯迅”終于能以渾身的方式重新被理解了。魯迅能在這個大時代被理解，說明魯迅從來沒有走遠過。

魯迅有一句話不只體現了他的謙虛和批判性，還體現了一個比批判性要更根本、更深刻，一個在他所處的年代很難做到的事情。

魯迅的這段話提醒我們：對魯迅而言，他的文字并不僅僅是為了完成文學，而是完成與時代的交鋒，完成與這個時代同時代共在的狀態。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時代，甚至可以談論自己的時代，但熟知并非真知，我們生活在自己的時代，但并不等于我們真正自覺的了解自己的同時代。

對于一般狀況而言，在各自談論自己時代或者與自己時代相處的時候，應當從時代中抽身出去，和時代劃開距離，然后在距離外運用自己既有的知識、經驗去打量、審視、評判這個時代。這種方式其實是相當安全的，甚至于這種批判也是相當安全的。

魯迅提供了和時代共在的自覺性。和時代共在指：以時代為自己的時代，以時代的狀況為自己的狀況，以時代的病痛為自己的病痛。這是一個對于思想上來說并不安全的位置，因為強烈地將自己投身于時代，而對這個時代產生負重的感覺。會使自己的思想陷入到一種不設防、不充分、無效、短缺的危險狀態中，但也正是這種狀態，恰好成為了新思想產生的一個奇跡。

所以，當我們把握了自己思想的不充分、思想的危險和思想的不安分這些狀況之后，就要開始學著創造自己的思想。一旦達成了這樣的意識之后，我們和世界的關系就不再是旁觀的關系，我們和思想的關系就不再只是現成的既有思想成果的消費者的位置，而是思想創造者的位置。

孔子是誰？孟子說孔子是生于世者也；那么孟子是誰？孟子說必有世界；王陽明是誰？王陽明說要在事情上磨練自己；顧炎武是誰？顧炎武說心懷四海困境。古今的大者在用詞方向是各不相同，思考的成果也各不相同，但是他們關心自己的同時代，和自己的同時代進行交鋒的方式是相同的，將魯迅置于這一序列也毫不遜色。

那么和自己的時代共在，去承擔自己的時代，以時代的病痛為自己的病痛的相關感覺，就是對一個時代的忠誠。但是對一個時代的忠誠是非常艱難的事情，這樣做必然會帶來思考的艱苦。因為對于時代的忠誠就是將自己交付出去，和時代共同擺蕩。當進入到這種狀態時，個人的思想也會面臨危機，仿佛要把自己消失掉、否定掉。這種狀態下若是無法苦苦的掙扎，那么就無法更新自己的思想。我想這就是魯迅的狀態。

對于90年代的我來說，魯迅是一個巨大的象征。無論是在精神世界里，還是在學術研究上，于我都是極具挑戰性的對象。

2010年，當我真正走進魯迅研究，才開始逐漸形成了對于魯迅的理解。這樣的時代，多多少少與我讀書的背景有關系。當時我的院長讓我們看一本書——《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當時讀的時候可能是不知其所以然，但是這本書對于后來的我形成對魯迅的關照有很大的影響。

把魯迅放在文明對話或者古今中西這樣世界大變局中，放在晚清以下到今天大時代的語境之中關照魯迅。我把魯迅作為支持的研究者對象，某種程度上跟他保持距離，這種距離是歷史性的。我無法感受魯迅的痛苦，因為確實他跟我的生活經歷有一定的距離。

2010年，現在的文化政策也是在談文化自信和文明自覺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看魯迅其實是件變得更復雜的問題，因為在很長的時間里魯迅的形象是反傳統、反封建的，而今天更多的是談文明復興。這樣一個重建中華民族歷史和偉大的形象，于魯迅確實是邁不過的一個坎。魯迅給我們提了很多很多的難題，因為他有很多非常尖銳的文化批判，比如魯迅講的傳統文化是“吃人”的……這種問題在今天看來是非常的尖銳。50年代之前的時代，我國處于對文明自信跌到谷底的時期，有很強的歷史的張力的存在，這需要直面的一個問題。

魯迅面臨的問題又是和我們相似的。這個問題在于魯迅確實是和歷史共在的，他把自己的思考、文學和歷史的變革非常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同時他的敏感、他的思想意識處在現代社會中國傳統，以及中國面對西方轉型過程中非常根本的問題，比如立人、人性之類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我們當下依然非?，F實的凸顯著，魯迅的問題是經典的問題，也促使我們不斷地去閱讀魯迅、思考魯迅。

魯迅其實有一種歷史的象征意義存在。雖然他在那個時代共振，但又有很強的對抗的意志。尤其在全球化語境下的今天，中國道路、中國文明往何處去？我們對于西方的認識無疑要比魯迅那個時代更加深刻，尤其是近些年，我們對西方的認識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魯迅那個時代，同時在某種程度使得我們對傳統文化有了更新的認識。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否定魯迅。魯迅的問題意識就是如何面對西方，如何面對中國的傳統。這樣的問題意識是在我們當下閱讀魯迅，其實也是在接續著魯迅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魯迅對于歷史的思考在他的文字中可能是占比最多的一部分。當他進行一定的社會批評時，總是能找到相應的歷史案例，所以他的思維方式中凝固了很多對于歷史的觀察。正因為魯迅對于中國歷史的觀察和對中國歷史的閱讀，所以魯迅對中國人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

魯迅不是歷史的預言家，也不是歷史的先知，他只是和歷史是共同搖擺的罷了。魯迅具有很強的批判精神，如果說文化的復興、文明的復興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于歷史的某種覆蓋，那么魯迅好像是某種歷史，一直存在。他充滿了各種否定性，這種否定性會激發我們思考更多的可能性，并且讓我們永遠不自滿。

王曉明：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當代著名學者。主要從事當代文化分析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主要著作：《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沙汀艾蕪的小說世界》《所羅門的瓶子》《潛流與漩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