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亞平 | 論漢字傳承與中國文明延續的辯證發展關系

作者 | 黃亞平

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本文原載《深圳社會科學》2022年第1期

中國文明的連續性發展已經為史學界所公認。在中國文明的連續性發展進程中，漢字傳承與中國文明的延續始終相互伴隨，形影不離。從早期中國的“漢字萌芽”“漢字先行形態”，到漢字體系在夏商之際最終完成，雖歷經不同發展階段，雖有形體演變，卻始終沒有發生本質的改變。

在歷史的長河中，漢字傳承與中國文明的延續始終保持著相互成就、共同成長，不斷變化創新的辯證發展關系，這一辯證發展關系在歷史長河中始終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它不但出現在中國文明內部，而且在東亞漢字文明圈內的許多國家都有所體現。提出“漢字傳承與中國文明延續存在高度一致性”，不但對中國文字史研究有重大價值，而且對中國文明史研究同樣具有重大意義。只有立足于漢字傳承與中國文明延續辯證發展關系的認識基礎之上，從東亞文明史甚至世界文明史的高度看待漢字與中國文明的關系，才能更加清醒地認識漢字起源和漢字體系形成對中國文明的發生發展和奠基定型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深刻認識漢字傳承活動與中國文明的發展壯大過程始終相互伴隨的重要事實，進一步明確漢字傳承對當下進行的中國文明復興偉業，對中國文明再度復興的重大現實意義。

仰韶文化廟底溝期文化（約距今5500年左右）空前強大，表現出強烈地向四周擴張的態勢，其黑彩和花瓣紋彩陶圖案一路向東進入山東，然后轉向東北進入紅山文化；另一路向南滲透到湖北、四川的大溪文化。河南汝州閻村陶缸上發現的“鸛魚石斧圖”，嚴文明認為乃是一幅白鸛氏族戰勝鰱魚氏族的圖畫。韓建業認為“也可能是崇鳥的廟底溝類型人群戰勝崇魚的半坡類型人群的‘紀念碑’性圖畫，‘斧’或‘鉞’應當已有象征軍權的屬性。”廟底溝期文化在西北地區馬家窯文化中也有表現，“不少陶器形制和花紋都與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相似或接近，顯然是從廟底溝類型脫胎發展起來的。”約距今4900—4800年左右的廟底溝類型二期文化雖然承襲仰韶文化，但已經出現了較多外來因素，如彩陶罕見而灰陶居多，出現雙耳盆、陶斝等新器型，以及半月形石刀和石鐮等，表明“它是一種過渡階段的遺存”。

中原廟底溝期文化前后，在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江南的良渚文化等史前文化中，都發現了數量不等的陶器刻劃符號。大汶口文化晚期發生了深刻的社會變革，出現了家庭-家族-宗族的社會層級結構，并由若干個宗族構成聚落共同體，出現了較大的中心聚落。大汶口社會貧富分化現象嚴重，大型墓隨葬品多達180余件，眾多小型墓陪葬品只有數件，甚至連一件也沒有。在莒縣陵陽河、大朱村、諸城前寨等遺址出土和采集的大型陶缸和陶甕腹部發現了10余種約距今4800—4600年左右的象形符號，此類大汶口晚期陶符與商周文字一脈相承，既有象形文字，又有意符文字，還有繁簡之分，已經脫離了草創階段，通常被認為是比較進步的文字。李學勤、裘錫圭、高廣仁、欒豐實等人都認為大汶口晚期陶符已經是“原始文字”，而且是其后的古漢字的基礎。

良渚文化已經發展到地域性王國階段，出現了規模巨大的宮城、墓葬和水利設施、專門的祭壇、制玉作坊和玉禮器、豐富繁縟的神人紋與陶器紋飾，以及多達632個刻畫符號及其部分符號組合形式。良渚文化刻畫符號可分為象形符號、抽象記號和其它符號三類。其中一部分組合記號和組合象形符號被文字學家釋讀為文字，如在吳縣澄湖古井群遺址黑陶魚簍形罐腹部發現的四個成排分布的符號，李學勤釋讀為“巫戉五俞”，意思是“神巫所用的五對鉞”；饒宗頤釋讀為“冓戉五個”；董楚平釋讀為“方鉞會矢”。在良渚文化中，不僅單個符號的數量眾多，而且許多單個符號有“組詞成句”的能力，此類符號組合形式甚至多達數十例。這一現象充分說明良渚文化中的符號組合形式，已經初步具備了原始記事與表意功能，其性質已經是“漢字先行形態”。

約距今4600—4000年左右的龍山時代“有許多重大發明和成就，使生產力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社會面貌亦隨之有很大改變。”龍山時代的重大發明包括銅器制作、輪制陶器、骨卜、養蠶和打井以及大型城防設施建筑，等等。在一些生產力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還出現了地域性方國，如江漢平原的石家河文化，東部的山東龍山城子崖遺址、北部的老虎山文化石峁遺址、晉南龍山文化陶寺遺址，等等。在這些史前文化向中原匯攏的發展過程中，各史前地域文化的器物及其符號都得以充分交流與借鑒，為漢字體系在夏商之際在中原腹地最終定型打下了字符構形與構意的堅實基礎。

江漢平原石家河文化出土了數量龐大，種類繁多的陶制小動物偶和人偶陶像。其中人像大概是巫師，小動物像則可能是巫師通神的工具。在肖家屋脊和鄧家灣兩地遺址中發現陶器刻符55個，絕大多數符號發現在泥質灰陶大口尊腹部，表示容器、農具、紡織工具、自然現象等。這些刻畫符號是具有一定通神功能的地域性原始文字。其中的一些符號和符號載具還與大汶口-龍山、崧澤-良渚文化符號的情況有所牽連，如符號“

山東龍山文化社會經濟活躍。黑陶制作工藝達到古代制陶史的高峰，制玉工藝和冶銅技術比較發達。城子崖等遺址的城防設施，尹家城大墓表現的貧富懸殊與貴賤對立程度，說明山東龍山文化社會已經進入階級社會的前夜。雖然山東龍山文化考古發現的陶符數量少，但成組的“丁公陶文”的發現仍獨具特色。眾多學者都充分肯定該陶文與古漢字的關系。從地望、社會發展程度、骨卜傳統、史前符號的多種形態以及與岳石文化桓臺史家遺址等地發現的文字卜骨等因素來綜合判斷，大汶口文化晚期—山東龍山文化時期該地出土的陶器和玉器上的圖案和符號，同樣可能是與古漢字有所關聯的漢字萌芽之一。

河南龍山文化既保持著本地仰韶文化的底色，又帶有龍山時代史前文化大交流的鮮明特征。如河南淮濱遺址墓葬中出土的缽形鼎、高柄壺形罐、圈足壺形器等就與屈家嶺晚期同類器形相似，高柄鏤孔杯、三角鏤孔裝飾等就可以從山東大汶口文化、江蘇青蓮崗文化中找到根源。河南禹州瓦房店遺址發現的兩個符號

約距今4300—3900年左右的中原龍山文化陶寺遺址發現了規模空前的城址，氣勢恢宏的宮殿，王者等級的大墓等文化遺跡。陶寺貴族大墓中的陪葬品異常豐富且等級分明，如以玉鉞、玉圭、玉璧、玉琮為代表的玉禮器及其彩繪陶器、彩繪漆木器等禮器群。在其中5座大墓中還發現了鼉鼓、特磬等禮樂重器。充分表明當時的陶寺社會貧富分化懸殊，社會矛盾持續激化，戰爭頻仍不斷的狀態。在陶寺遺址出土的1件殘破扁壺上發現的三個朱書陶文，這是目前考古發現的龍山時代中原地區最早的漢字原始初文。李建民、羅琨、高煒、馮時、何弩等人都認為右側的1個朱書符號為“文”字，且與“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現在通行的漢字屬同一個系統”。羅琨認為左側的兩個朱書陶文應為“昜文”二字，記述堯的功績；何弩認為應是“文堯”二字，“文”應當是堯的尊號；馮時認為朱書陶文應為“文命”二字，正好與文獻記載里所說的夏禹的名字“文命”相應。2017年，何弩發表了在陶寺遺址ⅠM26墓底北側壁龕中新發現的1件骨耜，其上刻有“辰”字。該字的發現“不僅豐富了陶寺文化文字的數量，而且將漢字體系的出現年代再次提前，進一步證明陶寺文化文字是甲骨文、金文文字系統的先河。”

綜上可知，仰韶文化廟底溝期，尤其是廟底溝二期及其后繼的“龍山時代”是“早期中國”及“漢字萌芽”的孕育期。在這一時期，中國境內各地域性史前文化出現了匯聚中原的趨勢，帶有“漢字先行形態”性質的史前刻畫符號在較廣地域范圍內普遍流行。尤其在“龍山時代”，中國境內南、東、西、北各大史前文化在中原地區展開了激烈的角逐，各大地域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不但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文明“多元一體”的基礎底色，對最終定型于中原腹地的中國文明發展態勢起到了明顯的導向作用，而且在符號形態上從一開始就已經初步具備廣收兼備，結構互補的漢字底色。可以說，漢字符號的孕育及其符號構意起源于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之后及其龍山時代眾多史前文化在中原地區的相互作用，從符號源頭上就具有“多元”性質，并與早期中國文明的“多元”態勢基本保持一致。

雖然早在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及其后的龍山時代，早期中國“多元一體”的文明大格局和總框架就已經初步顯現，但這一文明大格局和總框架的最終定型，卻是以連續性崛起在中原腹地的夏、商文化及其使用的漢字體系為其根本標志的。

約距今3900—3600年左右的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被公認為夏代（含商代早期）的考古學文化。二里頭文化之前，來自中原周邊北方地區的老虎山文化、江漢平原的石家河文化就與中原王灣三期文化發生了激烈的碰撞與融合。西北部老虎山文化南下將陶鬲等帶入陶寺文化晚期的晉南臨汾盆地，并將陶鬲、卜骨、石鏃擴散到黃河中下游地區。南方江漢平原地區的石家河文化受到中原王灣三期文化南下的影響，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城垣被毀，紅陶杯、人物、動物小雕塑迅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出現的甕棺葬。長江流域下游的良渚文化受到中原造律臺類型文化大規模南下的影響，在較短的時期內迅速被同化乃至于最終湮沒。江漢平原、江浙地區區域文明中心急劇衰落，“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區域間的交流和融合也不斷得以加強，并最終促成了二里頭廣域王權國家的形成。”

二里頭遺址考古發現了宏偉的宮殿建筑、青銅器及其各類手工藝作坊、普遍共存和成群出現的陶器，以及墓葬中成組陶制酒器陪葬的現象，還在宮殿區及其附近集中發現了“龍文物”，尤其是大型綠松石“龍形器”等文物，均說明二里頭遺址已經完全具備王國形態和禮文化的特征，很可能就是夏代的王都。

二里頭遺址發現的較多的“龍文物”與文獻記載的夏禹、夏啟、孔甲御龍的傳說遙相呼應，絕非空穴來風。在二里頭遺址3-4期（約當夏代至商代早期）出土的陶器上共發現了46種刻劃符號，這些符號“主要出自大口尊的口沿內側和其他器類的口部，有粗細不同的豎線、十字形、交叉型、簇形、樹枝形等，有的近似象形文字。”二里頭遺址3-4期刻劃符號不但形狀和風格如出一轍，且有重復出現的情況，曹定云認為：二里頭文化陶器刻符中的一部分是原始的數字，如

等已經是夏代晚期的文字。高明、李先登、裘錫圭等人也都認為夏代已經有漢字出現。

中原腹地考古發現的商代早、中期王都遺址主要是約距今3550—3300年左右的洛陽偃師商城遺址，約距今3500年左右的鄭州商城遺址群等。前者被認為是商早期的都城“西亳”，后者被認為是商中期“仲丁遷隞”的“隞都”。除了中原腹地殷商王畿范圍內發現的商代遺址外，另在河北藁城臺西，江西清江吳城等地也發現了部分商王畿之外的商代遺址。在以上所說的幾處商代遺址中還發現了約50個左右的早于殷墟的陶器刻劃符號。另在商代二里崗期遺址中還發現了兩塊刀法與殷墟甲骨文相似的字骨，以及一些無字卜骨。

雖然目前發現的商代前期的陶文材料的總量還比較少，但并不影響我們對這些符號性質的基本判斷：無論從符號產生的社會條件，還是從符號形態觀察，商代前期的50余個陶符都已然是“陶文”，它們上承二里頭陶文，下接殷墟陶文，并可與甲骨文、金文聯系起來。因此，商代前期的50余個陶文應當是商代通行文字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商代通行文字體系中較早出現的那一部分。

考古發現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主要是約距今3300—3000年左右的殷墟。殷墟遺址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部分銅器銘文以及數十例陶文。與商前期陶文相比，殷墟陶文中新增陶文單字的數量約在40例左右，另有數例多字陶文。李濟將這些陶文區分為數碼符號與文字、位置符號與文字、象形符號與文字、人名及其他符號與文字、符號與文字雜例、待問等六種情況。考古發現的殷墟陶文雖然在書寫風格、文字規范等方面與同地發現的甲骨文、金文略有差別，其中還夾雜了部分陶符，但已經能夠按照甲骨文、金文的釋讀方法進行確切的考釋，是殷商文字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殷墟考古發現的甲骨文、金文和陶文，不但證實商代晚期漢字系統已經完全成熟，而且充分說明殷商文字在整體上是一個廣泛通行的文字系統，該文字系統由許多組成部分，其中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以及大量的竹簡書，等等。

綜上可知，漢字體系的形成與中國文明在中原腹地的最終定型存在一致性。漢字體系的形成在距今約4900—4800年左右的中原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及其龍山時代各史前地域文化向中原聚攏的過程中就已經展開，在約距今4000—3600年左右的夏、商之際最終完成，又與中國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一體”狀態高度一致。

在世界歷史上，任何一種先進文明在初興之后，都必須經過長期的、艱苦卓絕的制度性建設，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并且具備適時改進與自我完善的能力，絕非一蹴而就。中國文明與漢字體系在中原腹地定型之后，同樣需要其后繼者付出艱辛的勞動，制定出完善的文教政策，在“書同文”、“儒學經典化”與“漢字規范化”、“科舉取士”等一系列文教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逐步得以完善，最終完成制度化建設的任務。

（一）秦漢時期的“書同文”政策與童蒙識字教育相向而行

早在東周時期，就有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作為“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秦統一后，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書同文”政策，丞相李斯受命統一文字。李斯刪繁就簡，創造出形態優美、筆畫齊整的“小篆”，作為通行全國的標準字體。李斯等人還親自編訂童蒙識字課本《三倉》，將秦王朝使用標準字體的文教政策落實到兒童教育領域，在中國歷史上，首開政府頒布童蒙識字課本之先例，在確保童蒙識字教育的質量，切實起到了推行漢字標準字體的作用。

漢代沿用李斯編訂的“三倉”（《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作為童蒙識字課本，另由官方學者模仿《三倉》體例，新編《訓纂篇》《滂喜篇》《急就篇》《元尚篇》等作為新識字課本。以上童蒙識字課本均由官方授意，由一時著名學者編纂和參訂，蒙學教材于是成為集識字與書寫范本于一體的啟蒙教育的基石。

漢代國家層面對童蒙識字教育和書寫規范的重視，還表現在朝廷先后舉行過多次由皇帝親自主持的高規格的文字會議。朝廷征召各地著名文字學者，論定文字是非優劣，統一認識，強化文字規范。《漢書·宣帝紀》：“《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漢書·平帝紀》：“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數百，各令記字于庭中。”此外，漢代對漢字書寫規范的要求還被寫入國家的法律條文之中，作為“正字”之法予以嚴格貫徹執行。如若書寫不規范，書寫者則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尉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大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漢官儀》：“丞相辟召，刺史，兩千石察舉，有非其人，書疏不端正，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在漢武帝時期，甚至還出現了郎中令石建因誤寫“馬”字，而惶惶不可終日，擔心被治罪的事件。

從東漢時期開始，朝廷還征召著名學者蔡邕專門書寫《魯詩》、《尚書》、《周易》、《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等七種儒家文獻作為官定經書范本，將其刻碑立于太廟之前，即著名的“熹平石經”，供太學生模仿學習，以此確保士子們閱讀和傳抄的儒學文獻和漢字書寫的規范性。“熹平石經”開啟了后世以碑刻方式建立典范文本和漢字書寫規范的做法。曹魏時期的“正始石經”、唐代的“開成石經”皆步其后塵。雕刻石經之法甚至還被佛、道兩家采用，在中國文化史上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

（二）漢代“儒學經典化”與“漢字規范化”相輔相成

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納道、名、法、陰陽于儒學之中，儒學從此獨大，成為官學，一躍而成為中國封建文化的主流思想。從漢武帝時期開始，儒學文獻的確立和傳承經歷了一個歷時百余年的“經典化”過程，其中，其中最具標志性的事件是儒學專經博士的建立。從漢武帝建立儒家“五經博士”，至漢宣帝、元帝時期，漢朝先后設立了14個儒學專經博士：《詩》有齊、魯、韓三家，《書》有歐陽、大夏侯、小夏侯三家，《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四家，《禮》有大戴、小戴二家，《春秋公羊傳》有嚴、顏二家。14個儒學專經博士的確立，標志著“儒學經典化”歷程的基本完成，儒家經書的排他性地位和今文隸書的“正字”地位也被同時確立起來，從此再也沒有發生過根本性的改變。漢宣帝時期，為了評議儒家五經傳承中出現的分歧，還在未央宮石渠閣舉行了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會議，召集著名儒者考訂五經傳承中出現的歧義，并由皇帝親自訂正是非，史稱“石渠閣議”。王莽之后延至東漢時期，古文經學派的《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周官》《爾雅》等才陸續列入學官，起到了進一步擴大和補充儒學文獻的積極作用。

儒學文獻的經典化歷程完成之后，在漢代官方的思想文化領域中就出現了儒學正典文本、權威注釋、規范文字三位一體的“權力話語三角”。這一權力話語三角的出現，不但起到了確立“正典”，壟斷經典解釋權的作用，而且為廣大士人“通經致仕”鋪平了道路。

（三）隋唐以來推行“科舉取士”，真正完成了儒學教育的制度化建設

隋唐以來開始的“科舉取士”制度真正完成了儒學教育制度化建設的重任。

隋唐時期開始推行的“科舉取士”制度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創舉，科舉考試為朝廷統治人才的選拔提供了公正的平臺，極大地拓展了封建時代人才選拔的社會覆蓋面，為大量社會下層人士提供了進入仕途的門徑，許多寒門士子通過科舉走上政壇，發揮政治才干，成為安邦治世之能臣。

雖然科舉考試的內容非常廣泛，而且隨時代而有所變化，但常設的科目主要包括秀才、明經、進士（雜文、帖經、策問）等，這些考試科目除了部分應用型專業人才的考試如“明法、明算、武舉”外，主要考察學生對儒家經書和經過儒家學者注釋整理的文學文獻的掌握程度，以及士子們的品行才能，還有他們對時事政治的看法和應對處理問題的能力，始終以儒學教育的內容為主。

“科舉取士”制度在為廣大社會人士進入仕途鋪平道路的同時，為儒學經典和漢字傳承活動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礎。經此一制度化建設，形成一個運轉自如的圍繞著儒學教育運轉的閉環。在此一閉環中，漢字文言習得因儒學經典的學習與應用而生，儒學經典的內容符合統治者對統治思想的需求，確保人才選拔的目標和方向，因此，在漢字文言習得—儒學經典學習—行政管理需求三者之間就形成了一種具有高度向心力的內循環系統，而且每隔幾年舉行一次，從隋唐一直延續到清末，兩千年以來始終如一，成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觀。

“科舉取士”制度的創立和完善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極為深遠，儒學教育的制度化，中國封建制度的長治久安，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這一先進的儒學教育模式和人才選拔制度。

（四）漢字文言習得活動與科舉取士制度在少數民族執掌政權時期發揮了巨大影響

漢字文言習得與“科舉取士”制度不但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存在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且還被中國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政權自覺接受與模仿學習。

北魏統一北方之后建立的鮮卑族政權，其歷代君主都重視漢文化。孝文帝受漢文化影響較深，對漢文化高度認同并心向往之。在孝文帝的親自主持下，北魏進行了大規模的漢化改革，遷都洛陽，改族性，禁胡服，斷北語，興學校、與漢人通婚。遷都洛陽之后，北魏迅速確立儒學為統治思想，修建孔廟，又給予孔子后裔土地與銀錢，讓他們繼續祭祀孔子。同時廢除了鮮卑族原有的“西郊祀天”禮儀，改為漢族帝王式的祭祀天地儀式，圜丘祭天，方澤祭地，以祖宗配天。鮮卑族從此大踏步地融入于中原漢文化之中。

元世祖忽必烈“尊用漢法”，重視文教，設立儒戶，保護文人儒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九月,加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以祭祀社稷的太牢之禮祭祀曲阜孔廟。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各朝都重視興辦學校。元代學校的教育內容，無論國子學還是官化的書院制學校，均以“宋代理學”為宗，科舉考試以《四書》及“程朱理學”經注為主，注重品德和實際能力的考察。雖然元代的文教政策并不完善，如對漢人和南人的歧視，科舉考試時斷時續，等等，但在整體上還是對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業，對維護民族團結發揮了積極的影響。

清順治二年，加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師孔子”。清順治十二年，清王朝確立了“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的文教政策。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于大成殿行三跪九叩之禮拜謁孔子，書“萬世師表”四字懸掛大成殿，免去曲阜縣康熙二十四年的地丁錢糧。雍正元年，又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為王爵。清朝還在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中均設立孔子牌位，并在每年春秋仲月行釋奠先師禮。清代尊崇程朱理學，順治、康熙年間下詔朱熹子孫襲《五經》博士職。康熙五十一年，下詔朱熹配享孔廟，列為“十哲之次”。此年，又命熊賜履、李光地等理學名臣編輯《朱子全書》，親為之序。五十六年，他又為新編《性理精義》一書撰序，“程朱理學”遂成為清朝推行儒學教育的指導思想，其經學注釋也是清代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

中國文明和漢字體系在中原腹地定型并完成制度化建設的同時就邁開了向四周輸出的步伐，并且受到中原周邊少數民族和域外國家的熱忱歡迎與真誠期待。漢字文明圈內國家和周邊少數民族對集中體現中原文明禮儀典章制度的儒學文獻和漢字文言始終抱著虛心學習、積極受容的態度，這一點與字母文字文明向世界各地輸出過程中對當地土著文化實行滅絕的歷史截然不同。

儒學文獻與漢字文言向四周輸出的路線大致可分為向南方、西南方向的輸出，向東輸出到朝鮮和日本，以及向北和西北方向的輸出。

（一）向南、向西南方傳入嶺南地區

早在秦漢時期，漢字文言就隨著行政管理的需要進入嶺南地區，輸入到廣西和越南，并在當地使用1000年以上。其后出現的“方塊壯字”大致創始于唐朝（618—907），其性質屬于“漢字式詞符文字”。

公元939年，交趾人吳權建立起第一個獨立的越南王朝，但每一代越南王朝都把漢字文言當作自己的正式文字來使用，并稱其為“儒字”，以示正統之意。《大越史記》《越南史略》《欽定越史通鑒綱目》《大南實錄》等越南史書，不但書名、體例仿自中國史書，而且都用“儒字”書寫。大約在公元960—1279（中國宋朝）之間，越南人才仿制漢字創造了本土文字，稱之為“字喃”或“喃字”，“喃字”表示土俗之意，與正統的“儒字”相對，其性質屬于“漢字式詞符文字”，被用來書寫民族詩歌等通俗文學作品，如著名的《金云翹傳》等。中國明朝時期，安南黎朝尤重儒學經典，設立“五經博士”，專治一經。從童蒙識字教育至科舉考試，皆以儒學文獻“四書五經”為教材，旁及子、史部文獻。在長期的文化交往和人員交流過程中，中原文化和漢字文言已經融入越南民族的血液之中，被當成自己的文化傳統與正統對待。

在中國境內的西南地區，仿照漢字造成的“漢字式詞符文字”還有苗文、瑤文、布依文、侗文、白文和哈尼文，等等，他們都出現較晚。其創制過程或借鑒漢字，或受到漢族學者和中央政府的幫助。

（二）向東傳入朝鮮、日本

西漢末年建立的高句麗國把漢字文言視為本族文字普遍使用，新發現的《好太王碑》《冉牟墓志》以及在忠清北道中原郡發現的《中原高句麗碑》等早期高句麗國歷史文獻都是用漢字文言書寫的。公元372年，高句麗模仿中原王朝建立“太學”，以儒家經典傳授貴族子弟。唐貞觀年間，高句麗派出“遣唐生”進入長安，廣泛搜求中原典籍，尤重儒學經典、文學文獻以及規范化字書。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朝鮮都使用漢字文言記載本國歷史，并引入中原科舉考試制度，以儒學文獻和漢字文言作為考試內容。公元7世紀，朝鮮人才發明了“吏讀（Ido）”，15世紀發明了“諺文（Hangul）”，但同時也使用漢字文言。直至20世紀，朝鮮才徹底廢除漢字。

約公元3—4世紀的中國晉朝時期，漢字傳入日本。日報應神天皇十五年（公元284年）,百濟王遣熟悉中國經典的阿直崎赴日本。285年,百濟博士王仁受阿直崎之邀，攜《論語》和《千字文》赴日,向太子菟道稚郎子傳授漢字與漢文化。公元8世紀,日本才創造出舍去漢字字意,單用讀音作音符拼寫日語，按漢字意思訓釋日語的“萬葉假名”，標志著在日本大約持續了500年左右的與漢字文言“同文時代”的結束。日本在歷史上雖然不像朝鮮和越南那樣與中國有著極強的政治紐帶關系，但長期受容并積極學習中國文化的熱情卻絲毫不減。

（三）向北、東北、西北傳入遼、金、西夏

遼太祖實行文、武并重的治國策略，大量起用南人，實行耕、稼合治。神冊五年(公元920年)“始制契丹大字”，但創制者“多用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制契丹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其后又命其弟迭刺另“制契丹小字”契丹文字的創制，既起到了傳承契丹族固有的尚武騎射習俗的作用，又極大地方便了儒學經典與漢字文言的輸入與受容活動，為契丹社會養成誦經習儒的社會風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遼國在各地建立孔子廟，在上京、中京、西京等地仿中原漢人制度設立“國子監”和“五京學”，專門教授儒家經學，沿用唐、五代科舉考試制度，以詩賦、法律和經義取士。經過契丹統治者大力提倡，誦讀儒經、尊奉孔子、提倡中原儒家文化成為遼朝社會風尚，儒學教育對遼朝教育的發展和普及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金朝繼承遼代文教政策，既發展女真文化，又尊孔崇儒。金初，太祖命完顏希尹和葉魯“乃依漢人楷字，因契丹制度合本國語，制女真字。”熙宗天眷元年（1138），又另創“女真小字”。同時仿中原制度，開辦女真學校，開設女真科舉。并使用女真文翻譯漢文儒學經典，作為貴族學校的教材。從金熙宗、海陵時期開始，金朝推行儒學教育，各地公私女真、漢人學校皆以儒學經書為主要內容，同時兼含史部、子部。清人趙翼評價說：“金初未有文字,而開國以后,典章誥命皆彬彬可觀。……惟帝王宗親,性皆與文事相浹,是以朝野習尚,遂成風會。金源一代文物，上掩遼而下軼元，非偶然也。”

北宋仁宗寶元1年（1038），西北地區的黨項族建立大夏國，與宋、遼、金形成對峙之勢。黨項族本無文字，其創始者“（李）元昊自制藩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書頗重復”，號稱“國字”，后世稱“西夏文”。西夏建國初期就開始廣泛搜求漢籍，并用新創立的西夏字翻譯了許多儒家經典。西夏在州、縣各地設立蕃、漢學校，實行科舉考試，尊崇孔子，同樣推行儒學教育。

通過周秦乃至隋唐宋明以來中原歷代王朝前赴后繼的持續努力，中國文明最終成為古代東亞地區先進文化的代表，成為周邊少數民族和域外國家傾心仰慕和心儀的文明典范。中國文明向周邊少數民族地區和域外國家的文化輸出和以上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受容活動也是自然發生的，文化輸出和文化受容活動始終在相互學習、和睦相處的背景中順利進行，其間并沒有經過太過激烈的文化碰撞。而在這一文明輸出與受容的過程中，漢字文言和儒學文獻的輸出與受容活動始終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環節。例如越南就在學習漢字的過程中創造了“喃字”。無論政體發生什么變化，各民族、各國都能自覺維護儒學文獻和漢字文言的正統地位。

綿延近兩千年的儒學經典化、漢字規范化活動，以及儒學教育的制度化建設，極大地培育、滋養和潤澤了東亞漢字文明圈內各民族的文化品性，并由此催生出唯其獨有的“讀書至上”觀念與熱愛“書法藝術”的優良傳統。東亞漢字文明圈內人民對知識和讀書人的普遍尊敬，對漢字書法藝術的共同熱愛，不但培育了全體人民喜愛學習的風氣、等差有別而又和諧共生的文化理念，珍視生命與熱愛生活的良好習慣，博大的家國情懷與人文理想，而且滲入古典藝術的方方面面，涵養了人民的品性，提升了全民的審美能力，提高了他們的藝術修養，從根本上引導了詩、書、畫、藝審美趣味殊途同歸，文、史、哲合治，而歸于“經世致用”的治學模式，為特色鮮明的漢字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做出了獨特貢獻。

（一）重視學習，喜好讀書，重視文獻傳承和法帖模仿，自覺向先賢學習的社會風氣

長期的儒學文獻和漢字文言傳承活動，以及漢字書法藝術的推波助瀾，在中國乃至東亞漢字文明圈全社會中養成了重視學習，喜好讀書，重視文獻傳承與法帖模仿，向先賢和英雄模范人物學習的社會風氣。

春秋時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在中國歷史上首開私人教育，孔子對學習的目的、學習態度、學習內容、學習方法等一系列問題，都做出了極為精辟的論述。孔子的教學實踐及其理性思考為中國社會重視學習、喜好讀書的風氣建立了穩固的思想基礎。孔門教育始終強調德行培養的重要性，強調通過不斷學習與實際培養君子品格，實行仁政。這一教育模式被孔門后學概括為“修齊治平”，成為中國古代讀書人一生追求的遠大理想。孔門教育的內容雖然包容廣泛，但始終以禮樂、典章、法度、綱紀等為主，其學習內容主要是《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儒學文獻。“反復溫習”與“溫故知新”則是其所推崇的最為有效的學習方法。

荀子撰寫了專門論述學習的重要文獻——《勸學》，并將其置于卷首，以凸顯“為學”在其學說中的重要地位。荀子本人又是儒學文獻傳承的一代宗師，儒家“五經之學”大都經其傳承，秦漢經學大師多出其門下。與孟子提倡“性善”說，主張一切知識皆從“心性”所出不同，荀子認為人性本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因此，他提出“圣人化性而起偽”，主張“性偽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尤其重視外部知識的學習對修身的重要作用，并具體論述了不同類型經典在修身養性、齊家治國的不同作用。

荀子之后，孔門后學撰成《禮記·學記》一文，集中討論了教育活動中教學的宗旨和目的、尊師重道、教與學的關系、學習的規程和次第，教學環節、教學方法、如何為人師表以及怎樣才能有志于學等一系列教學問題，將孔門教育倡導的學習理論進一步落實于具體的教學活動。在教學宗旨與教學目的方面，《學記》強調教學為治國理政之根本，強調教學活動的社會作用是“化民成俗”，提出“尊師重道”與“師道尊嚴”，賦予教師以崇高地位。在教與學的關系方面，《學記》提出了著名的“教學相長”理論，在中國教育史上產生廣泛影響。《學記》還首次明確了學校教育的規程和次第，主張從地方到中央皆設立教學場所和機構，分階段教學并按期考核，其具體的教學環節應為正式課程與課后復習結合，循序漸進學習并反復練習，并且提出了預防、時宜、循序、觀摩等四種教學方法。《學記》還對如何為人師表提出了指導性的意見，指出一位好的老師應該是能夠引導、勉勵、啟發、溫和而平易地對待學生，了解學生學習資質的優劣，知道學習的深淺難易的教育者。并且提出老師一定要對自己所教的內容比較熟悉而且有自己的心得，不能馬虎應付。關于學習者如何做到有志于學的問題，《學記》也提出了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從大處著眼，從細處入手的具體方法。

經過先秦以來以孔子和以孔門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者的反復重申，中國古代社會全民重視學習的觀念遍地生根，綿延乃至漢字文明圈內各國，并在中國文明影響所到之處結出累累碩果，為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雅士乃至全體民眾普遍接受與傳承，不斷發揚光大，成為至今影響東亞社會，促進中國乃至東亞文明不斷延續與進步的根本觀念。

（二）儒學文獻宣揚的政治理想與漢字書法的審美追求相互契合

儒學文獻內容豐富，雖各有所長與偏重，但其根本宗旨不外乎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與人的關系，既認識到自然與人類社會發展變化規律的永恒性，又追求一種人與自然的結構平衡關系，謀求和諧發展。

漢字書法的審美趣味之一是對“動態平衡”關系的藝術追求，既要體現層次分明，變化萬千的靈動，又要表現出對立互補、結構穩定的思想。早在古文字階段，古漢字就有“獨體字”和“合體字”之分。獨體字主要是象形字，如

漢字書法的藝術追求不限于書法本身，而是對中國古典藝術，如繪畫、雕塑、園林建筑等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傳統中國畫的“皴法”即以書法中的筆法入畫，來表現山石﹑峰巒和樹身表皮的脈絡紋理。書法中的“布白”（又稱“留白”），本是書家處理篇章空間的技術，但在文人畫中也同樣受到重視，以至于我們很少見到將整幅畫面全部占滿而不留空白的中國畫作品，如宋代馬遠的《寒江獨釣圖》，等等。中國書、畫藝術家對“墨色”和“筆意”“筆勢”的運用，大都來自古漢字的“意象”與上古文學詩歌作品渲染的文學“意境”，并非全然出自于藝術家對自然的觀察和再現。漢字書法的“間架結構”原理還被引入中國古建筑之中，尤其體現在建筑屋面和梁柱之間的配合，以及古建筑對梁柱和屋面的裝飾和美化方面。如甘肅秦安元代建筑興國寺般若殿內部的屋頂與梁柱之間的設計，就頗能代表古建筑既重視屋頂坡面，又刻意保留多級梁柱的骨架式設計理念。

（三）意象、意境、理想，共同釀造出中國文明濃厚的人文傾向

漢字從一開始就是從人的視角進行符號構意，表現出強烈的“人化意象”。文學家余光中曾經舉出了一個非常生動漢字文學意象的例子，“杏花。春雨。江南。六個方塊字，或許那片土地就在那里面。而無論赤縣也好神州也好中國也好，變來變去，只要倉頡的靈感不滅美麗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當必然長在。因為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漢族的心靈他祖先的回憶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憑空寫一個‘雨’字，點點滴滴，滂滂沱沱，淅瀝淅瀝淅瀝，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視覺上的這種美感，豈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滿足？”漢字書寫中表現出的“人化意象”與中國古典詩歌、中國畫的意象表達手法存在天然的聯系，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借景生情、因情立象的作品比比皆是，如李白的《靜夜思》，字面上描寫的是“明月、霜雪、故鄉”，但實際上卻隱含著中國古典文學中源遠流長的“明月”“霜雪”“思鄉”等等意象，詩人將“明月”與冰冷的“霜雪”聯系起來，一下子就觸動了人們的“思鄉”情緒，在讀者的內心引發了連鎖反應，產生了強烈的精神共鳴。詩人心目中豐富的文學意象，同時也為“文人畫”所青睞，經過歷代畫家反復揣摩和一次又一次的“重新”發現這些文學意象，竟創作出不勝枚舉的中國畫，成為長盛不衰的文人畫范式與文化母題。

中國古代的“經學”非常發達，內涵也非常豐富。其中蘊涵著先王的政教典章與治國理政思想，在中國文明史上始終擁有“垂范后世，綱維天下”的巨大作用。以“六經”為代表的經學與現代學科分類范疇的文、史、哲、政治、倫理、教育等學科皆有所關聯，不但“六經皆史”，而且文、史、哲等領域皆囊括其中，融為一爐、合而治之。經過兩千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六經”宣揚的政治理想，不但釀造出中國文明濃厚的“人文傾向”，成就了文人士子們的家國情懷與使命擔當，并將他們的個體發展價值與社會、民族、國家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通過文人士子的宣揚與推介，經學思想又演化出全社會共同遵守和奉行的價值觀念，滲透到全體人民的審美觀念之中，成為中國古典藝術表現的根本內容。

綜上可知，中國文明自古以來就具有多元一體、求同存異，相互依存的特質。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以文化立國，以文化多姿多彩而著稱于世，眾多民族和諧相處，團結和睦，欣欣向榮，共同譜寫了燦爛輝煌的中國文明。而在中國文明定型于中原腹地之后向四周擴散的過程中，儒學文獻和漢字文言傳承活動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漢字跨越方言和語言的鴻溝，成為東亞文明圈內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儒學文獻塑造了東亞文化圈內各民族、各國共同的價值觀念，表達了“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德國學者弗羅利安·庫爾馬斯（Florian Coulmas）指出：“從歷史上來說，作為一種帝國語言，漢語書面文字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自古以來，它就作為一種紐帶聯系著中央政府及它的附屬國和中國宗主權力下的保護國。中國的書面文字是中國在東亞統治地位的最明顯的表現方式。事實上，文字與中華民族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以至于只要漢民族文化與尚未使用文字的文化發生聯系，書面語言就會連同文字書寫體系一同被借鑒，而并非只有后者。”

近現代以來，在西方堅船利炮的壓迫之下，中國社會被迫從事全盤“西化”的激進式改革，各種現代思潮從西方傳入，如戊戌變法、洋務運動、五四運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等等，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作為國家的根本指導思想，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奮斗實踐業已證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現代中國制勝的根本思想保證。雖然儒家學說和儒學文獻宣揚的許多思想觀念和言論已經時過境遷，不能完全契合當前的現實，但儒家學說中對家國情懷的倡導，對和諧發展理念的推崇等等并未過時，而且在當今社會仍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新時期全體人民文化自信的提升，仍需要建立在對中國古老文化和悠久歷史認同的基礎之上，并以漢字和儒學文獻傳承作為根基。當然，同時也要主動吸收世界范圍內的一切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密切跟蹤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最新前沿動態，不斷地創新與發展，與時俱進。或許我們今天應再次明確馬克思主義進一步中國化的問題，讓代表西方先進思想的馬克思主義與歷史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握手。讓馬克思擁抱孔夫子，或許是一條繼往開來實現中國文明的再度復興、切實提升全體人民文化自信的不二之途。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藝術、考古與文字起源：前文字研究”（18FYY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