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家園•和諧社會——報紙接受對深圳移民城市歸屬認知的影響》課題成果簡介

　日期：2011-08-17   來源：深圳市社會科學院

《媒體·家園·和諧社會

——報紙接受對深圳移民城市歸屬認知的影響》

課題成果簡介

王曉華

研究背景

移民對城市的歸屬感是移民城市社會穩定發展的基礎，也是形成城市內在精神資產的前提。心理歸屬感，即是否把自己的身份歸屬于這個城市，是移民對城市認同程度的反映。一個城市，一旦她的社會群體對她產生美好的情感依賴，就會迸發出巨大的力量。把握移民對城市歸屬的認知狀況，是培養社會群體的城市歸屬感，加強城市精神資產積累的基礎，也是維持社會和諧，城市長期穩定發展的保證。生活在深圳的移民，究竟如何認同自己對城市的歸屬，是把她看成自己的家園，還是認為自己只是這個城市的匆匆過客？

在媒介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大眾媒體對建構城市文化，確立城市歸屬感有著重要作用。早期傳播學研究就指出報紙使社會“由受‘習慣和傳統’支配的時代前進到以‘流行和革新’為主流的時代”。[1] 尤其在移民社會中，當“習慣和傳統”不占有支配地位的情況下，媒介將構成社會“流行和革新”的主導，因此大眾媒介的信息傳播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對城市歸屬的定位。本研究首先考察深圳移民的城市歸屬認知狀況，并進一步以報紙閱讀為例，通過對城市中三個不同群體對報紙接觸情況的分析，探索大眾媒體在深圳移民城市歸屬認知上的影響，以期對城市媒體的未來發展提供一些借鑒，共同致力建設一個和諧的移民社會。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的戶籍制度對人們的身份歸屬有著重要的影響，合法身份的獲得是移民建立對移入地心理歸屬感的基本條件。因為伴隨戶籍制度而來的經濟利益，社會福利，安全保障的差異，是形成人們對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最直接的因素。在深圳的移民中，那些從全國各地引進的，主要分布于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的中高級管理階層的高素質人才，他們多數擁有深圳戶口，而占人口90％以上，構成城市體力勞動者主體的打工者群體，基本上都沒有深圳戶口，而且深圳的人事政策也決定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很難獲得深圳戶口。因此，本文以 “戶籍”和“出生地”為標準，把城市中的人群分為三類：本地人（建特區前就生活在這里的人），戶籍移民，非戶籍移民，重點分析非戶籍人口在城市中的歸屬狀況，因為他們是深圳人口的主體，而且相對于本地人和戶籍移民，非戶籍移民在城市中的歸屬狀況最受爭議，他們對城市的融合程度是影響社會和諧最重要的因素。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2005年“深圳移民文化調查”[2]，有效樣本容量1130人，樣本的性別、年齡結構保持了與深圳人口的總體水平接近。調查中以“戶籍”為核心對各種人口進行了一定的配額, 其中本地人113人，戶籍移民406人，非戶籍移民611人，分析中各群體作為獨立的子樣本進行比較。

“鏡中我”理論與深圳人的心理歸屬

實證資料證明，深圳移民對城市歸屬感的建立與法律身份并不完全一致[3]，隨著社會的發展，非戶籍因素對人們的影響日益顯著，例如平等競爭機制，經濟利益的共享，保險業的普遍興起，醫療保障的健全，人生安全保障體制的完善，政府和社會對非戶籍人口的關愛，以及戶籍制度的相應調整，人們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已經不再只局限于持什么樣的“戶口”；因此，較之于戶籍制度對身份的標識，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在心理上對城市歸屬的真實定位。心理歸屬感是指人們把城市文化所體現的價值觀、思想、信仰等當成自己心理文化的一部分，并把自己完全融入這種文化中。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深圳的移民，移民的心理歸屬感體現在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是否把自己看作是城市的一員，認同移入地的文化，認同自己是城市的一分子。

在本研究中，把城市中的三個群體——本地人、戶籍移民和非戶籍移民分別看作一個主體。運用“鏡中我”的理論，提出這樣的假設：對于某個群體而言，他們對自身心理歸屬的認知不僅來自自我的認識，而且也是社會上其他群體對他們身份歸屬的反映；因此在本研究中，要考察的是：

問題一：戶籍移民，非戶籍移民和本地人各自的歸屬認知狀況如何？其中包括

1．              本地人對自身歸屬的認知，戶籍移民和非戶籍移民兩個群體對本地人歸屬的認知。

2．              戶籍移民對自身歸屬的認知，本地人和非戶籍移民兩個群體對戶籍移民歸屬的認知。

3．              非戶籍移民對自身份歸屬的認知，本地人對和戶籍移民兩個群體對非戶籍移民歸屬的認知。

在問卷中，我們把在心理上認為“深圳是自己的城市”看作是對城市的心理歸屬，分別測量每個群體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和其他兩個群體猜想該群體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觀點，下表顯示認為“深圳是自己的城市”的人在各自群體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其它兩個群體猜想的比例：

表1. 三個群體對城市歸屬感的自我認知和相互猜想比較

上述數據顯示：

1.本地人（83%）和戶籍移民（76%）中都有80%左右的人認為 “深圳是自己的城市”，反映比較明確的城市歸屬感；非戶籍移民中只有44%的人認為“深圳是自己的城市”，顯示歸屬感不明確；三組群體中，本地人自認歸屬感最高。

2.每個群體自己對城市歸屬感的認知都高于其它組對它的認知， 而且非戶籍移民看戶籍移民或本地人的城市歸屬感比戶籍移民和本地人兩者之間的相互認知要高。（非-本80% > 戶-本75%，非-戶75% > 本-戶69%；這些差別在統計上可能不顯著[Penny1] ），戶籍移民比本地人對非戶籍移民的城市歸屬感認知程度高（戶-非36% > 本-非27%）。

這一調查結果顯示：非戶籍移民還沒有完全建立起對城市的歸屬感（44%<50%；即未到半數的非戶籍人口對深圳有歸屬感）；另外，本地人和戶籍移民之間由于存在對城市所有權的爭執，因此在相互認知對方對城市的所有權時都有所保留，即隨著戶籍移民對城市管理的廣度和深度的加大，本地人群體邊緣化的趨勢勢不可擋，作為土生土長的深圳本地人，心理的失落和對城市移民管理者的復雜情感使其對戶籍移民城市歸屬權的猜測有所保留。而戶籍移民在管理深圳的同時享受深圳發展的成果，在深圳建立的是與本地人文化截然不同的移民文化，社會語言、游戲規則、習俗文化與本地人的原有文化幾乎是割裂的，因此在戶籍移民的視野中，本地人與現代化的城市生活有很大的距離，他們在對本地人城市歸屬感的猜測有所保留也在所難免。但是戶籍移民和非戶籍移民之間相互的認同和理解程度高于本地人對這兩個群體的認同。

“互動認知”理論與和諧社會

考察城市中不同社會群體對城市歸屬的認知，除了了解某個群體的自我認知，我們還需要把握不同群體間的相互認知和影響。“傳播的基本功能是使兩個或更多個體相互之間對外部環境中的物體同時保持意向。”[4]

一個個體對某一事件的態度通常受到他對別人是如何看待同一事件的認識的影響，這個過程被紐科姆稱為“互動認知過程”（Coorientation Process），他提出“ ABX 模式”用來說明兩個不同個體之間的傳播[5]：其模式為一個三角形，三個點分別代表兩個個體A和B以及他們共同環境中的X事件（如圖2）。這個模式表示以下三種關系：

1．              A對X的看法

2．              B對X的看法

3．              A和B之間相互猜測的看法

紐科姆認為，“A對X的看法與B對X的看法相關，A有可能影響并且猜測出B對X的看法”[6]。

“互動認知”（Coorientation）和傳播緊密相關，它既是傳播的前提也是傳播的結果。個人或者群體之間的有效溝通需要具備兩個前提條件：共同的環境和相互能理解的語言或符號。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和共識是傳播的先決條件，離開這一點，持不同觀點的傳播雙方就失去了互動和相互理解的基礎。同樣，沒有能夠相互理解的語言或符號，傳播雙方也無法進行互動。

此外，傳播雙方在傳播前不同的互動認知情況有不同的互動認知狀態系統(Coorientation States System)相對應，每一類互動認知系統決定了一定形式的傳播結果。圖4.1－圖4.4顯示了不同的互動認知狀態系統 (Hak Soo Kim, 1986)。在每個系統中，互動狀態的每一個三角模型都是獨立的（Mcleod and Chaffee, 1972），并且三者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歸納起來可以分為“高準確度”和“低準確度”兩類關系。

A、高準確度（圖4.1－圖4.2）三角關系的兩種表現形式：

1）高同意度（agreement）和高一致性（congruency）決定了高準確度（accuracy）；

2）低同意度（-）和低一致性（-）決定了高準確度（+）；

B、低準確度（圖4.3－圖4.4）三角關系的兩種表現形式：

1) 高同意度（+）和低一致性（-）決定了低準確度（-）；

2）低同意度（-）和高一致性（+）決定了低準確度（-）；

可見在三角形的三對關系中，其中兩對相同的關系推出第三對關系為正，兩對相異的關系則推出第三對關系為負。由此我們推出四種互動認知狀態系統：分別為：同意互動認知狀態系統（the consensus coorientation states system），不同意互動認知狀態系統（the dissensus coorientation states system），忽視互動認知狀態系統（the ignorance coorientation states system）和錯覺互動認知狀態系統（the pseudo coorientation states system）。

表2. 各個互動認知模型在同意度、一致性和準確度三方面的分布情況

（根據Hak Soo Kim的互動認知狀態系統（Coorientation States Systems）繪制）（Hak Soo Kim,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 1986）

同意互動認知狀態系統：A與B對 X的看法很接近，并且A猜B對X的看法和B對X的實際看法接近。這一模型反映A、B兩者有很高的共識，而且他們也清楚彼此的一致性，這是一種理想的前傳播狀態，傳播雙方有共同的觀點和背景，他們之間的交流也會更加順利。

不同意互動認知狀態系統：A與B對X的看法不同，并且A知道他自己的看法和B的看法有差別，因此他猜B的想法也比較準確。如果社會各群體之間對某些事情的看法屬于這種狀態，說明社會群體之間存在很大的疏離感，人們的集體意識不強，社會融合度不高，社會凝聚力較弱，可能社會各階層之間會形成所謂“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

忽視互動認知狀態系統：A與B實際上對X的看法相同，但是他們之間以為彼此的觀點不同，因此在猜想對方觀點時產生錯誤的判斷。這種情況說明A和B之間溝通不充分，彼此不了解，需要增強彼此的溝通以消除誤解。

錯覺互動認知狀態系統：它與忽視互動系統恰相反，A和B對X的看法實際上不一致，但是A錯誤地認為他和B的意見相同，因而他猜B的觀點和B實際的想法之間就存在差異。造成這個狀況的原因之一是：客觀上兩者確實存在差異，但是由于兩者勢力不均，強勢的人更容易夸大彼此的相同點，而弱勢的人對彼此的差別更加敏感，因此在強者猜想弱者時會忽視兩者的差異性，錯認為雙方持相同觀點；二是兩者之間的溝通不充分或者不準確，對差異認識不足。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之間的差異被隱蔽，雙方處于暫時的平靜。一旦兩者通過交流發現彼此的差異，雙方的矛盾就可能突顯出來。這種差別可能體現在物質上，也可能體現在精神上；認知差異將會引起群體之間相互排斥的態度，甚至可能成為矛盾或沖突的潛在危機，不利于群體之間的和睦與穩定以及社會的長期健康發展。

在一個社會里，如果各階層在某些方面差別比較大，如薪酬或者福利待遇，并且這種差別通過各種方式如群體間的人際溝通、大眾媒體的報道等成為明確的認知，這種差異性就可能成為引起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同時，如果媒體在反映社會不同群體時存在一定的傾向性，不同的傾向性同樣會夸大或者縮小各群體間認知的差異性。

用互動認知模型分析深圳本地人、戶籍移民和非戶籍移民三個群體對深圳城市歸屬問題上的相互認知狀況，如果同時以三個群體為主體做分析，情況過于復雜。在三個群體中，非戶籍移民對城市的歸屬感最弱，并且這個群體的身份歸屬問題也最有爭議，因此本文只以“非戶籍移民”為分析主體A，把“深圳是屬于非戶籍移民的城市”作為對象X，將本地人和戶籍移民分別定義為三角關系中的B（分別用B1和B2來表示），模型建構如圖5。

根據互動認知理論，需要測量三個群體之間的同意度（agreement），一致性（congruency） 和準確度（accuracy），相關統計結果見表3。

表3. 本地、戶籍移民和非戶籍移民的互動認知模式測量值

注：三個群體中持“深圳是非戶籍移民的城市”這一觀點的人在各自群體中所占的比例數表示。

上表顯示：本地人、戶籍移民和非戶籍移民中分別只有29%，33%和38%的人認同“深圳是非戶籍移民的城市”。三個群體之間的不同意度（disagreement）和不準確度（inaccuracy）都很大，分別為9%和11%，不一致性（incongruency）相對較小（2%）；根據互動認知理論，即他們之間呈現了高一致度、低同意度和低準確度的關系，構成了“錯覺互動認知狀態系統”。圖形的左邊顯示：本地人和非戶籍移民各持不同的觀點，而本地人認為自己和非戶籍人口持同樣的觀點，因此本地人在估計非戶籍移民對深圳的歸屬感時與實際情況出入比較大（相差11％）。本地人群體同意“深圳是非戶籍人口的城市”這種說法的比例明顯低于非戶籍移民群體自己的認知，而本地人群體

認為非戶籍移民和他們的同意程度一樣，都比較低，本地人在猜測非戶籍移民的想法時，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非戶籍移民身上，產生和非戶籍移民自我估計的差別。客觀上，這種差別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本地人作為深圳土生土長的居民，當看到城市漸漸被更多的外來人口，尤其是沒有戶口的打工者所占領，而他們在城市中的地位由中心走向了邊緣，因此無論從情感上還是從實際的利益上，他們都不愿意承認“深圳是非戶籍移民的城市”。相反，非戶籍移民則是帶著夢想與憧憬來到這個城市，他們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創造了城市的繁榮和興盛，即使這個城市并沒有賦予他們法律上的合法身份，他們在情感上也更愿意把深圳看作是自己的城市。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差異是社會現實的折射。而導致本地人忽視這種差異，形成認識錯誤的原因，或者是兩者之間的直接交流較少，或者是間接傳播的影響。

圖形的右邊顯示：戶籍移民和非戶籍移民之間的互動認知關系為高同意度，高一致性和高準確度，形成了“同意互動認知狀態系統”。說明他們之間的觀點比較接近，而且戶籍移民對非戶籍移民群體的想法比較了解，因此在猜測非戶籍移民的想法時比較準確。

報紙的接受與歸屬感的形成

有關移民社會的實證研究證實，媒介的使用有助于移民對社會的適應[7]，交往能力的提高，以及對自身在移入地的發展擁有更為積極樂觀的態度[8]。早期的芝加哥學派對移民社會的研究發現報紙有利于移民和移入地主流文化的融合和同化。[9]在前人有關移民的報紙使用情況的研究中發現，移民若更傾向于接觸本地報紙，則表示他們更愿意接近移入城市的文化，對移入地的身份認同感越強。如果他們更傾向于接觸非本地報紙，則表示他們對移入地仍懷有一定的疏離感，沒有真正建立歸屬感。[10]深圳的移民作為國內移民，他們在語言、文化和習慣上和移入地區的差異沒有像跨國移民那樣顯著，但是不同媒介的使用同樣會對移民的身份認同產生影響。本地報紙很重要的職能是協助政府促進社會各階層的和諧與穩定，因此在反映城市不同群體的立場上，會傾向于弱化各群體直接利益的沖突和矛盾，并盡力通過媒體表達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關注，以達到社會穩定的目的，如深圳“關愛行動（指關愛外來工）”是報紙經常要報道的主題；而外地報紙更多從如何吸引讀者的角度考慮，他們往往更愿意觸及社會各種矛盾的話題，在報道傾向上多數時候站在弱勢群體的立場上，為弱勢群體爭取權利和話語，并不關注由此可能引起的群體之間的矛盾。因此，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本地人而言，愿意接受本地媒體的人可能對本地事件比較關注，體現自己對城市的擁有感；他們中愿意接受外地報紙的人，可能具有比較寬容、開放的心態，排他性小，愿意接受不同文化，因此越接受外地媒體，則可能產生對外來移民群體的同情，并接納他們為城市的一分子。戶籍移民和非戶籍移民同屬于移民群體，報紙接觸對他們的影響會比較接近上述境外移民的情況，基于以上分析做出如下假設：

假設一：對于戶籍移民群體，接受本地報紙的人更傾向于認同“深圳是非戶籍移民的城市”。

假設二：對于戶籍移民群體，接受外地報紙的人更傾向于不認同“深圳是非戶籍移民的城市”。

假設三：對于非戶籍移民群體，接受本地報紙的人更傾向于認同“深圳是非戶籍移民的城市”。

假設四：對于非戶籍移民群體，接受外地報紙的人更傾向于不認同“深圳是非戶籍移民的城市”。

假設五：對于本地人群體，接受本地報紙的人更傾向于不認同“深圳是非戶籍移民的城市”。

假設六：對于本地人群體，接受外地報紙的人更傾向于認同“深圳是非戶籍移民的城市”。

本研究將《南方都市報》作為外地報紙的代表，將風格、讀者群和市場定位與南方都市報最接近的《晶報》作為本地報紙的代表。研究三個群體接受不同報紙的人對“深圳是非戶籍移民的城市”這一觀點的認同是否有差異。分析的自變量有三個：是否喜歡閱讀這份報紙？是否信任這份報紙？是否是這份報紙的訂戶？三個變量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相關，即喜歡一份報紙的人通常對這份報紙的信任程度會比較高[11]，訂閱這份報紙的可能性最大。但是三個自變量無法相互替代，本研究以三個自變量分別與因變量進行交互分類統計，在組合的18中關系中，以下五種關系呈顯著。

1）訂閱本地報紙的戶籍移民和信任本地報紙的戶籍移民更認同“深圳是非戶籍移民的城市”，檢驗假設的三個自變量中有兩個與因變量的關系顯著，假設一得到驗證。但是訂閱和喜歡閱讀外地報紙的戶籍移民對該觀點的認同沒有顯著性差異，信任外地報紙的戶籍移民與信任本地報紙的人有顯著在該觀點上有顯著差異，但是與該觀點的認同與“不信任任何報紙”的戶籍移民相比明顯高，假設二沒有得到驗證，即接受外地報紙并沒有使戶籍移民對“深圳是非戶籍移民城市”的認同度降低。（表4）和（表5）。

表4. 訂閱本地報紙的戶籍移民認同“深圳是非戶籍移民城市”情況

x² =4.468^(b) , df=1, p< 0.1

表5.戶籍移民信任報紙與認同“深圳是非戶籍移民的城市”交互分類統計

x² =8.672^(b) , df=3, p< 0.1

表6. 非戶籍移民喜歡閱讀報紙與認同“深圳是非戶籍移民的城市”交互分類統計

x² =2.14^(b) , df=1, p< 0.1

表7. 非戶籍移民對報紙信任情況和城市歸屬認知的交互分類統計

x2=8.099 ^(b) , df=3, p< 0.1

3）本地人群體在六組關系的檢驗中都不顯著，即對本地報紙和對外地報紙的訂閱、信任和喜歡三個方面都沒有對其是否認同“深圳是非戶籍移民的城市”產生顯著影響，假設五和假設六沒有得到驗證。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首先，媒體能夠一定程度影響人們對城市歸屬的認知：不同媒體（如本地報紙和外地報紙）由于角度和立場不同，其影響也不同；即使同一媒介對不同群體（如本地人、戶籍移民和非戶籍移民）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其次，從前文的假設得到部分論證這一情況說明，媒介對移民的身份認知有影響，但其影響并不是決定性的，這符合客觀現實：因為移民對城市歸屬感認知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它受到多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包括戶籍制度，社會保障體制，醫療保險服務等等，而我們的研究恰恰說明媒介作為一種無形的力量，正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媒體能夠一定程度影響人們對城市歸屬的認知，而且媒體角度的不同，如本地和外地的報紙，其產生的社會影響也不同。在今后的研究中，如果能加入對不同報紙有關移民（更多以打工者為對象）報道的內容分析，則能更好地揭示不同的報紙傾向是如何影響移民的城市歸屬認知。

在一個移民城市中，媒體對于形成和諧社會，增強城市的內在凝聚力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格伯納認為，大眾傳播是緩和社會各異質部分的矛盾與沖突的“熔爐”（melting-pot），在形成現代社會的“共識”方面，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會屬性，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人們關于社會的共同印象。因此，移民城市的大眾媒介要繼續加強樹立城市形象，創造和傳播城市主體文化，同時給予各群體更多切實的關懷和積極的反映，培養移民對社會的心理歸屬感和認同感；為建設和諧融洽的社會環境，為整個城市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基礎。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上述的數據分析是以雙元分析為基礎的，在控制讀者的其他人口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教育水平、收入、職業）對三組人口分別進行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時，沒有發現上述媒體接觸對身份歸屬的顯著影響；同時，在雙元分析和回歸分析中，只在一個變量上對本地報紙和外地報紙的影響進行同時考慮，其它兩個變量在本研究中沒有考慮兩份報紙同時影響的問題，這是本文在分析中存在的局限，期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得以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