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與政策研究》課題成果簡介

　日期：2011-07-22   來源：深圳市社會科學院

《深圳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與政策研究》

課題成果簡介

郭萬達

深圳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城市，與世界經濟的聯系非常緊密，全球經濟的任何波動都迅速傳導到深圳，給深圳的經濟和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2008年全球性的國際金融危機，給深圳的經濟、社會和城市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展望未來，世界經濟復蘇的進程依然受到各種因素的干擾，發達經濟體的低就業、通脹的全球化、石油價格的跌蕩起伏以及北非和中東局勢的突變等，都是深圳經濟面臨的各種不確定性，和各種外部沖擊。因此，總結深圳應對金融危機的經驗和教訓，研究和借鑒其他經濟體的成功案例，可以為深圳儲備應對外部經濟沖擊時的應變措施，豐富應對手段，增強抗風險能力，有助于深圳經濟長期穩定發展。

已有的國內外文獻對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研究和分析以及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經驗總結，主要著重在短期宏觀經濟政策領域，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調控政策上。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暴發后，世界各國協同一致采取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應對金融危機的短期沖擊方面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觀察世界上不同經濟體，在相似的經濟環境和宏觀政策環境下，有的受沖擊很嚴重，復蘇進程極為緩慢，甚至一蹶不振，有的表現出了很強的抗沖擊能力，較快地走出了金融危機的影響，走上復蘇的征途。這反應出除了短期政策外，還有長期因素的影響。

每一次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對國家或地區經濟產生的影響可以分為短期沖擊和長期影響。應對短期沖擊可以通過短期政策來調整，比如貨幣政策和政府應用財稅手段對企業進行補貼等；而應對長期影響和促進長期增長，則需要長期持續的政策引導，比如制度的調整和變革，產業的引導和促進，持續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創新活動的鼓勵等。對于深圳這樣一個城市經濟體而言，在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的背景下，總結研究增強抗擊金融危機和其它外部沖擊的“長期因素”就顯得更有意義。有鑒于此，我們不僅研究了應對金融危機的短期措施，還重點研究了什么樣的長期政策和長期因素才能提高深圳抗擊金融危機和其它外部沖擊的能力。

本報告首先分析了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深圳經濟各方面的表現，認為：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中，深圳經濟相比全國和其他兄弟城市受到的沖擊更大，經濟下滑的時間早、程度深，但復蘇過程與全國及其他外向型沿海城市同步，并不落后。受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圳經濟從2007年開始減速，2006年到2009年間，GDP增速累計下滑5.9個百分點，而全國及其他兄弟城市到2008年才開始受到影響，受影響的程度也較深圳小。2006年到2009年，GDP增速方面，全國累計下降3.5個百分點，上海是4.5個百分點，蘇州是4個百分點，廣州是3.4個百分點，北京是2.8個百分點，天津和重慶的GDP增速是提高的，2009年比2006年分別提高1.8和2.5個百分點。到了2010年，隨著全國經濟的回升，深圳、上海、廣州和蘇州等外向度較高的城市經濟增速也開始回升。到2010年，在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尚未全面結束時，深圳GDP增速基本回到2008年的水平。

在對照分析了深圳經濟在97亞洲金融危機和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的表現后，本報告認為：深圳經濟在本次金融危機中的表現好于97亞洲金融危機，抵抗外部沖擊的能力明顯提高。相比97亞洲金融危機，深圳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受到的打擊更嚴重：97亞洲金融危機時，深圳經濟連續下滑三年，GDP增速降幅2.5個百分點；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深圳經濟也是連續下降三年，GDP增速降幅5.9個百分點。三年后，深圳經濟開始回升，回升進程相似：97亞洲金融危機后期，深圳在經濟回升過程中出現了“二次探底”，整體表現落后于全國和其他沿海外向型城市，而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中，深圳的回升時間與全國和其他沿海外向型城市同步，回升態勢（截止2011年一季度）更加穩定。

本報告認為，深圳能夠比較有效地抵抗兩次金融危機的沖擊，與深圳在三個方面進行長期的改進分不開，這是深圳抗擊金融危機沖擊的“長期因素”。

第一是持續投資于基礎設施和產業。兩次危機過程中，深圳的投資都明顯擴大，投資增幅超過平常年份的一倍以上，持續時間長達兩到三年。危機期間持續擴大投資明顯穩定了深圳經濟的運行，遏制了經濟的深度下滑，成為危機期間深圳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可以說擴大投資，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力度，是深圳抗擊突發性、外部負面經濟擾動，穩定經濟運行最重要的、最有成效的應對舉措。同時，這種持續的投資還是未來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為未來經濟增長創造可能性。我們之所以沒有把深圳擴大投資的行為當成“短期因素”，而是當成“長期因素”，是因為深圳擴大投資主要在基礎設施領域，這是一個需要時間、需要持續進行的領域。此外，深圳擴大投資還加強了對產業進行投資，從長遠來看，這些投資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構成了城市未來的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構建了深圳可持續抗擊外部沖擊的基礎。

第二是持續地鼓勵企業自主創新。深圳持續地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催生新的技術、新的產業，推動產業的升級轉型，是實現深圳經濟長期增長的根本動力因素。97亞洲金融危機暴發后的第二年，深圳頒布了《關于進一步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若干規定》(22條)，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扶持力度，增加財政資助、建立面向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融資體系、發展風險投資、鼓勵科技創業、減免稅收、優先采購等。明確把我市建成高新技術產業基地的戰略目標。這一政策極大的推動了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使高新技術產業成為了97亞洲金融危機后，深圳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并為深圳帶來了超過10年的穩定、快速增長。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深圳選擇生物、新能源和互聯網為未來發展的戰略性支柱產業。2009年，深圳瞄準世界科技發展新趨勢，希望提升深圳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制訂了生物、新能源和互聯網產業的振興規劃，明確這三個產業為深圳今后重點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振興規劃的主要內容是通過資金支持、鼓勵創業、減免稅收、保障產業用房用地、優先采購等政策，扶持和培育生物、新能源和互聯網產業發展，計劃扶持資金總規模是105億元，目標是到2015年實現，三個產業的產值總規模達到6500億元，使深圳成為世界知名、國內領先的國家生物產業基地、我國乃至東南亞地區互聯網產業的領先地區、以及國家新能源的重要基地和低碳城市。在這一產業政策支持下，2010年，深圳向這三個產業中的694個項目提供了資金資助，極大的促進了這三個產業的發展。2010年，生物、互聯網和新能源產業增加值總規模達到1480億元，增速明顯提高，分別達到24%、17%和29%，三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15.6%。到2011年一季度，這三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更加迅速，分別實現增加值35.37億元、315億元和55.4億元，增速均達到20%左右。同時，這三大產業中的創新資源、項目資源和企業向深圳集聚發展的趨勢已經出現，有望成為未來深圳經濟持續發展的新動力。

第三是持續地擴大內需。持續地擴大內需，減輕外需萎縮帶來的沖擊，是深圳經濟增強抵抗金融危機的基本因素。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暴發后，海外需求大幅萎縮，深圳外貿自2007年就開始下滑，進出口增速到2009年降至負增長超過10%，對經濟增長負貢獻65%，比全國-40.6%的水平還要低得多，嚴重拖累了深圳經濟的回升。持續地擴大內需，降低深圳經濟對外需市場的依賴，就成為深圳抗擊金融危機重要的因素之一。

深圳擴大內需，首先是穩定本地消費。深圳的消費市場與國內其他兄弟城市相比，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深圳的消費主體除了本地居民和國內消費者外，香港居民也是深圳消費市場的重要成員，所以深圳的消費不僅受國內經濟環境的影響，還受香港經濟形勢的影響，同時對人民幣匯率變動也非常敏感。在本次金融危機中，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大幅升值，深圳商業零售領域受到的沖擊非常大，但深圳服務領域的消費穩步增長，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商業零售領域的萎縮。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深圳的最終消費率一直穩定在38.6-39%之間，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穩定在36-39%之間。危機期間穩定消費，就是一種擴大內需。擴大內需的另一方面是開拓國內的內需市場，2008年以來，深圳對內地貿易的貨運量快速增長，貨運的流量、流向和產品構成反映出深圳開拓內需市場取得了明顯的成效。2008年以來，深圳內貿航空貨運進出深圳機場的貨物總量從2008年的36.84萬噸升至2009年40.47萬噸；深圳機場南航貨運站進出港貨物總量從2008年的11.45萬噸升至2009年11.9萬噸。據測算，2009年深圳機場內貿航空貨運直接拉動深圳本地GDP為662.6億元（折合每萬噸直接拉動GDP12.41億元），對2009年深圳GDP總量的貢獻率達到8%。

從國際經驗來看，比較成功的走出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經濟體），都比較注重促進長期增長的制度和政策因素。本報告重點分析了歐洲的德國、亞洲的新加坡和美國的硅谷三個案例。

德國是一個需求飽和的發達工業國，與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德國經濟更加依賴出口。2003-2009年德國一直是世界貨物出口的冠軍，2004-2007年，出口對增長的貢獻率高達60%，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快速蔓延、不斷加深的2008年，德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依然高達47.2%。因此，德國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遭受的打擊尤其慘重，德國2009年經歷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GDP同比下降5.3%。為了挽救國家的經濟，德國政府跟隨歐盟采取了非常規的救市措施以及經濟振興計劃，主要有兩項：其一是鼓勵企業短時用工，而不是解雇人員，并幫助企業支付60%以上的工資和50%以上的社會保障費，以穩定居民消費。其二是給德國最重要的支柱產業——汽車業以資助，補貼車主以舊換新，不僅刺激了國內需求，而且緩解了汽車產業的減員壓力，穩定了德國經濟。這兩項短期措施的出發點都是穩定就業，目的是擴大和刺激總需求，取得了明顯的效果。2010年，德國GDP增長3.6%，成為歐美發達國家中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本報告認為，德國能較快地從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復蘇，主要得益于德國在過去十年，持續地改革和調整經濟結構和社會制度。首先，在經濟結構方面，德國一直維護制造業的地位。德國的制造業產業占GDP的20%以上。其次，德國的產品抓住了需求最旺盛的新興市場國家，分享了新興市場國家的快速增長。比如中國，5年前，中國是德國第10-12 名的出口國，而現在是德國的第三大出口國。第三，德國培育了大量的新興產業。德國在危機前的十年持續發展能源、新能源、生物能源、低碳經濟、汽車制造、資源有效利用的機器制造等領域，這些新產業、新項目和新企業創造了相當多的新就業機會，減少了經濟結構調整造成的失業。第四，德國政府支持企業創新，世界先進技術和高端技術被廣泛應用到企業生產中。同時，德國企業非常關注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這使得德國制造產品廣泛出口世界各國。第五，德國培養了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生產效率極高，成本優勢極突出。由于德國培養了大量的高素質勞動力，德國的單位工資成本(它反映勞動成本與生產率增長的關系)在1998-2008年中期幾乎沒有增長，而在荷蘭、法國、波蘭、西班牙和丹麥則增長了20%-35%。高素質的勞動力，穩定的單位工資成本創造了德國極高的成本優勢。

新加坡是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經濟發展對外依賴性大。受金融危機的沖擊,新加坡經濟從2008年第三季度開始進入衰退,全年經濟增長率僅為1.1%,遠遠低于2007年7.8%的增長率。2009年第一、二、三季度經濟分別為下滑11.5%、增長21.6%和增長14.9%,同比則分別為下滑9.4%、下滑3.2%和增長0.9%，經歷了1965年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但進入2010年以后，在全球金融危機尚未結束時，新加坡就率先踏上了復蘇的進程，而且經濟出現了快速的反彈。第一季度新加坡GDP增速為16.9%，第二季度為19.6%，第三季度為10.6%，全年增長14.7%，打破了1970年新加坡經濟增長13.8%的歷史紀錄，達到40年來的新高。進入2011年，新加坡經濟繼續強勁增長，一季度增長８.３%，全年經濟增長預期為５%-７%。新加坡不僅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中表現出了強大的經濟修復能力，在97亞洲金融危機中也是如此。本報告認為，這與其四個方面的長期措施密切相關。首先，新加坡政府堅持財政收支盈余政策，不搞赤字預算。財政穩健盈余增強了政府在金融危機期間的調控能力。第二，持續投資于基礎設施，不斷改善新加坡的投資環境，帶動經濟增長。本次金融危機期間，2008年，新加坡引進“世界賭王”金沙集團，投資54億美元興建新加坡濱海灣金沙酒店，并如期在2009年底開業，同時開業的還有耗資44億美元開發的新加坡圣淘沙環球影城，這些投資和項目帶動了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有助于新加坡走出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第三，新加坡也一直致力于保持較為均衡的經濟結構。不僅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比重（35：75）均衡，第三產業內部各類服務業的發展也非常均衡。新加坡產業結構中比重最高的是金融和商業服務業，占全部GDP的比重是30%，制造業排第二，占23%，商業占19%，交通和通訊業占11%，建筑業占9.4%。新加坡政府一直致力于保持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一定比例，把制造業占國內生產總值25%確定為經濟結構目標。新加坡國土有限，不利于制造業的發展，但新加坡政府長期出資創造基本條件，引導制造業的投資和發展。從制造業內部結構看，1996年比重超過5%的支柱產業有4個，占制造業總量為72.6%，到2009年比重超過5%的支柱產業有6個，占制造業總量比例上升為83.7%，特別是傳統的電子產品制造由于產業轉移而比重大幅下降，但是石油加工、化學工業、機械制造與運輸設備等高端制造業比重上升，以醫藥制造業為代表的新興生物產業比重大幅提升。制造業高端化的趨勢強化了新加坡的整體競爭力。使得新加坡不僅能夠比較有效地抵御金融危機的沖擊，而且能夠保持比較充分的就業和活力。第四，持續吸引全球的優秀人才，同時增加財政支出用于提高和培養勞動力素質。

硅谷是一個高科技產業集聚的經濟區。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硅谷也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增長速度急劇放緩，風險投資規模開始快速萎縮，就業崗位減少，人均收入也自2003年以來首次下降。到了2010年，硅谷先于美國出現好轉跡象。硅谷這樣一個不擁有國家或者州政府的資源支持和強力推動的經濟區，自20世紀中期以來，先后經歷了五次大起大落，20世紀60年代的國防工業、70年代的集成電路、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個人電腦，2000年的信息網絡技術泡沫破裂，以及2007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每一次都浴火重生。硅谷這種快速的修復能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基于硅谷本身強大的創新能力，歸功于硅谷企業本身。危機沒有從根本上削弱硅谷的創新熱情和創新能力。2008年美國注冊專利排名前15位的城市中，硅谷的城市中占有七席，專利注冊數占全美一半。二是硅谷與全球的鏈接能力正在增強，硅谷在風險投資、觀念和高技術人才方面越來越依賴全球市場。第三，硅谷對新興產業高度敏感，資金和人才總能迅速的轉移和集中到新興產業，實現新興產業快速發展，帶動硅谷走出危機。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后，硅谷產業結構再一次發生了重大轉變。“綠色技術”和“綠色產業”快速發展，相關投資增加一倍，相關企業數量快速增加，相關就業崗位增加超過14000個，硅谷在危機中實現了產業轉向，并走出困境。

最后，本報告借鑒國際經驗，提出了增強深圳抗擊未來經濟沖擊能力，促進長期增長的七點建議：

一是樹立秩序政策優先于過程政策的危機應對理念。一方面制訂短期政策以應對短期沖擊和經濟短期衰退；同時，關注危機對經濟的長期影響，從產業結構、技術進步和增長模式等角度制訂長期產業政策、結構調整性政策或制度性安排，以促進經濟在危機短期沖擊后實現長期增長。

二是保持一定的投資規模，持續完善基礎設施。完善的基礎設施是投資和財富創造的基礎。危機期間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對拉動經濟增長具有直接和間接的效應，對恢復和刺激經濟增長起著積極的作用。相比歐美日韓等先進國家，不論是在傳統的基礎設施領域，還是在信息基礎設施領域，深圳都有很大的投資和完善空間。未來十年，深圳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資規模，持續完善各類基礎設施。

三是形成綜合型產業結構，致力發展制造業。前面的分析顯示，從危機中較快復蘇的經濟體的產業結構都比較均衡，制造業在國家經濟中都占有較重要的份額。就深圳來講，需要形成與城市定位相匹配的綜合性產業結構，形成傳統優勢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共同發展、相輔相承的格局。既能包容高附加值的傳統制造業增長，也能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還能延伸壯大現代服務業，形成多元化產業均衡發展、多種就業人員集聚共生的城市產業發展格局。從城市產業結構發展趨勢看，深圳的現代服務業所占比重一定會逐步提升，并演變成為深圳產業的主體。但是，服務業發展取決于產業發展、收入水平和工業化的進程。只有工業發展、人口聚集，才有大的服務業發展。從長遠的產業結構發展目標來看，深圳的第二產業應在未來20年內長期保持在30%左右的比重。

四是摸準全球產業新動向，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新興產業。每一次經濟危機都催生了新技術、新產業和新的管理模式。深圳已經明確生物、新能源和互聯網是未來重點扶持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無疑，這些產業是我國的領先產業，在深圳希望擴大國內市場份額的目標下，這些產業會有非常大的市場潛力。放眼全球，生物和互聯網產業都是發達國家過去十到二十年持續快速發展的領域。深圳要提升自己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增強全球競爭力，應再上一個臺階，抓住全球范圍內的領先產業方向進行發展。

五是持續鼓勵自主創新，增強創新能力，保持經濟活力。從城市的發展歷史來看，創新一直是推動城市發展和實現城市轉型的主導力量，它深刻地改變一個城市的空間形態、功能結構和發展方向。創新不僅為城市產業結構帶來升級和優化，促進產業擴充和產業價值鏈的形成，還會增強城市價值活動和價值流，提升城市價值。深圳要繼續積極爭取國家級創新能力基礎設施布局，推動創新型總部經濟發展，以核心技術創新為重點，打造核心技術創新城市。

六是抓住增長最快、需求最強勁的市場，分享經濟增長。從本次全球金融危機和97亞洲金融危機中可以發現，抓住當時世界范圍內經濟增長最強勁，需求最旺盛的市場，是經濟快速復蘇的不二法寶。本次全球金融危機后，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持續低迷，而國內經濟繁榮穩定，深圳正在開始改變以往主要承接國際市場輻射的發展模式，從單純的外向，轉向同時對內、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模式，加大對國內市場的拓展力度，加強與國內市場的聯系，是深圳未來增長的重要動力。

七是持續資助教育和培訓體系，提高勞動力素質和勞動生產率。德國和新加坡的經驗顯示。持續的職業教育和培訓，不僅可以提升勞動力素質，為產業發展和升級提供人力資本基礎，更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保持成本優勢。深圳一直存在著勞動力素質和技能較低，不能滿足企業需求的情況。深圳的務工人員普遍來自農村，我國農村勞動力50%是初中文化程度，將近40%是小學或小學以下文化程度，不能滿足深圳企業的需要，更無法支持產業升級。深圳應正視勞動力與產業結構的特征，建立和培育職業技術教育和培訓體系，培育各種技能型、實用型人才。鼓勵和資助企業進行員工培訓，大力發展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服務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以提高深圳勞動力的素質，使深圳獲得制造業升級所必需的各類技能型熟練勞動力，并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保持單位工資成本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