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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大學城發展研究——“大家庭關系”隱喻的分析視角》課題成果簡介

         日期:2011-08-19   來源:深圳市社會科學院

         

        《深圳大學城發展研究

        ——“大家庭關系”隱喻的分析視角》    

        課題成果簡介    

        張祥云  

          

        一、引   

        20世紀末,知識社會初見端倪,知識和人才成為現代大都市競爭和發展的首要資源。深圳經過20年改革開放,由邊陲小鎮迅速成長為經濟實力雄厚的現代城市,開始了邁向現代化、國際化城市的征程。在城市發展的新階段,深圳面臨土地、資源、環境、人口“四個難以為繼”的瓶頸性制約。深圳只能走依靠知識——技術創新強力支撐的創新型、環保型現代城市發展之路。現代城市的激烈競爭,導致人才成為稀缺資源,高層次人才和核心科技人才不再能全靠引進來解決。深圳高級人才后續供給能力不足和城市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缺陷充分暴露,人才結構與產業結構升級需求不相適應。深圳迫切需要通過發展高等教育自主培養高層次人才以提升城市自主創新能力,以適應“國際性城市”、“高科技城市”、“創新型城市”戰略目標的要求。  

        深圳高等教育基礎薄弱。20世紀末,經濟特區創建20年,深圳逐步創辦了深圳大學和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兩所全日制普通高校,建立了深圳電視大學和深圳教育學院兩所成人高校。1998年的深圳僅有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生1.1萬余名,其中碩士研究生60名,尚無博士授予權。深圳的高等教育規模太小、數量太少、層次偏低、結構單一,整體實力薄弱,這與當時深圳在全國大中城市主要社會經濟發展指標名列前茅的地位極不相稱,更與深圳城市發展的未來宏偉目標極不匹配。深圳高等教育急需跨越式發展。但是,大學的創建和發展有其內在規律。人才的培養、科技的創新、學術權力的獲得、學術品牌的形成決定大學的成長不可能一蹴而就。創建高水平大學不是創建經濟特區,不是通過幾年的政策扶持和資金投入就可以實現的。加上我國現行高等教育體制的特性,深圳本土直接創辦一流大學,更是充滿了制度性障礙。  

        深圳沒有被動等待。新世紀開端,恰遇國家高教政策調整的機遇,深圳聯合國內一流大學,以政府與名校異地合作舉辦研究生教育的新模式進行高教體制改革的新探索,從而緩解了高等教育與其社會經濟發展不相匹配的尷尬局面。深圳大學城這樣一個復雜的“大家庭”因應而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簽約“入城”,在深圳“異地”創辦與校本部統一品牌的研究生院。可以說,深圳大學城的創建是深圳著眼我國高等教育體制難以短期內突破、深圳發展又迫切需要創辦高水平大學這樣一個歷史困境下的創舉,是歷史和機遇的結合,是智慧和勇氣的交響。  

        二、深圳大學城:“大家庭”的關系實質    

        合作是當代社會的主流發展方式,合作的關系性質因合作的內容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合作形成聯合政府,合作的關系性質是政治利益聯盟,政治合作中,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利益根本沖突,關系徹底瓦解;合作辦公司,合作的關系性質由經濟利益導向和維系,當經濟利益不能雙贏,關系就自行崩潰;合作辦大學,合作的關系性質由人才培養的性質來決定,合作辦大學不是直接為了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社會責任成為合作性質的主要界定者。大學不是政府,因此不能僅用政治原則來指導合作辦大學;大學不是公司,因此不能僅用經濟原則來指導合作辦大學;大學是人才成長的聚集地,因此,合作辦大學,更像是合作組建一個家庭。大學作為一種人才成長的社會組織,更多地似遵從家庭關系的人道原則去運行,在政治、經濟、法律原則之外,道義、信任、愛護、寬容、承擔、理解在家庭中是至關重要的原則。一個家庭,如果成員間主要用政治原則、經濟原則和法律原則來處理家庭關系,對家庭的發展,特別是對孩子的成長肯定不利。因此,我們在分析框架里,不打算用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的隱喻,而是用家庭關系的隱喻,來分析合作辦大學的關系叢。家庭關系隱喻是合作辦大學的理想關系模式,這是一種理想,一種導向,也是一種檢測標準。現實中,并不是合作辦大學的各方都能清晰地意識到用“家庭關系”原則來引導合作和處理合作矛盾的切實價值,合作方沉迷于用政治和經濟原則相互計較、計算。唯有更多地意識到合作辦大學只有形成一種家庭式的合作關系,才能辦好大學,合作才能雙贏,反之,合作就不利于大學的發展,將出現“雙輸”。這是我們為什么選擇用“大家庭關系”隱喻作為研究深圳大學城發展問題分析視角的基本理由。  

        深圳大學城通過突破地域、組織和體制的某些局限創造了一種新的合作方式,合作主體以一種新的方式構成了新的關系叢。深圳市政府著眼長遠戰略,創建大學城,“筑巢引鳳”,跨域“聯姻”,諸名校在深圳創辦研究生院,將“希望的種子”“播撒”在這座現代都市里。“希望的種子”在獨特的關系生態中逐步成長。在這個關系生態中,尤其在關系締結的初期,大學城內諸研究生院猶如一個個成長中的“孩子”,是“大家庭”的重心、寄托和希望;市政府和合作高校則似“大家庭”中的“父母”,必須為孩子的健康成長承擔責任,為“孩子”提供成長所需的營養與呵護,直到“孩子”獨立成人;而深圳大學城就似一個“家”,是家庭關系的聚集地,加上深圳當地的高校,就形成了以深圳大學城為中心而結成的“復雜大家庭”關系網。這個“復雜大家庭關系”主要包括:深圳市政府分別與各校本部及所屬深圳研究生院組成的多個“核心家庭關系”;城內諸研究生院之間的“同胞兄弟關系”;城內諸深圳研究生院與深圳當地高校的“宗族兄弟關系”。就這樣,深圳大學城成為一個集聚了帶著不同存在背景、不同組織性質、不同組織責任和不同價值追求的諸多不同身份的角色于一域,聚集了諸多復雜人際關系、利益關系、責任關系于一城,關系縱橫、多維互動,表現出“共生共長互爭分享”的生態性質的“復雜大家庭”。  

        用家庭關系隱喻分析深圳大學城的發展,還得到公共關系生態理論的啟發。學者陳先紅在其《公共關系生態論》中指出,“在生態系統中,組織是一個生命體,而非一個經濟體。……作為一個生命體,組織的理論視角是‘家庭隱喻’,其目的是要把組織建設成為一個‘關系和睦的’、‘充滿信任的’、‘家庭成員般緊密聯系’的組織”[1]。大學是人才成長、知識創新、精神涵養的生態組織,具有典型的生態意味。我們用“大家庭關系”來隱喻深圳大學城的關系性質,體現了對深圳大學城這個組織內在生態性和生命性特征的領悟。深圳大學城各利益相關者之間不存在所謂的敵對競爭關系,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合作互利共贏分享的關系。深圳大學城要得到好的發展,利益相關者之間需要形成“大家庭”式的“共生共長互爭分享”的關系形態和精神狀態。中國的家庭關系匯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深刻體現著“和”的精神。“家和萬事興”,將深圳大學城喻為“大家庭”也代表了我們對深圳大學城這種異地合作關系的理想訴求。用“大家庭關系”來隱喻深圳大學城諸多關系的性質,還折射出目前我國政府與大學之間關系性質的真實狀況,大學對政府的“家庭式”依賴和依附關系一直深刻影響著大學的發展。合作中,沖突總是存在的,解決矛盾和沖突需要好的制度,但比制度更根本的還是利益相關者各方精神上博大的胸懷,智慧上高遠的境界。因此,深圳大學城應是一個滋養精神和需要精神滋養的“大家園”。判斷好家庭的關鍵指標是看這個家庭是否適合孩子的成長,判斷好大學的關鍵指標是看這個大學是否適合人才的成長。好的大學與好的家庭具有深刻的相似性。  

        三、深圳大學城:“大家庭關系”的分析    

        (一)“大家庭”關系的多維復雜性。    

        深圳大學城的合作辦學,涉及深圳市政府和清華、北大、哈工大校本部及其所屬深圳研究生院等眾多直接相關者,以及教育部、廣東省教育廳、深圳當地高校和企業等眾多間接相關者,使得這個“大家庭”的關系異常復雜。其中的每個“成員”都不是簡單的個體,而是龐大的組織。每個組織身后都是復雜的利益關系網。深圳大學城儼然形成了一個由不同組織構成的生態關系叢,各種關系交互影響,具有異常的復雜性。理清這些關系,對于大學城的發展至關重要。  

        1.就關系的現狀來看,矛盾錯綜復雜。  

        第一,“核心家庭”關系。深圳大學城里有多個“核心家庭”,每個“核心家庭”都是由深圳市政府、合作高校及所屬深圳研究生院共同組成。其中每個“成員”在“家庭”利益公約數的基礎上都有各自的利益與責任,必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摩擦、誤解、矛盾與沖突。對深圳市政府來說,深圳大學城是為適應深圳“國際性城市”、“高科技城市、“創新型城市”戰略目標而創建的,期盼通過它的發展迅速帶動深圳高等教育和城市科技、經濟的發展。經濟社會發展的高速度,使經濟思維和效率原則深刻地成為這座新興特區大城市的集體無意識,加上對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缺乏認識,就容易導致從政府到民間、從領導到市民對大學城發展的價值判斷和效益定位急功近利、缺乏耐心。對合作高校本部來說,他們對自身品牌的無形價值有著高度珍惜和充分估價,他們強調在深圳辦學必須保證質量不低于本部,不影響品牌的聲譽,他們希望深圳市政府能尊重大學發展規律,為他們在深圳辦學的發展提供充分的政策條件和經濟支持,在一個沒有歷史包袱的新地方,為實現一流大學的夢想闖出一條改革發展的新路。對諸深圳研究生院來說,初創階段,他們就像是“年少的孩子”,特別需要來自市政府和校本部“父母”般的信賴和呵護。他們既需要深圳市政府提供的資金和寬松的政策,也需要校本部提供學術資源和適當放權。如何在校本部要求的“質量”和深圳要求的“效益”之間求得平衡,如何讓校本部和市政府在研究生院的發展過程中既保證支持又給予自由,這是“核心家庭”關系一直面臨的問題,也是必須解決的基本矛盾。諸深圳研究生院得到良好發展是市政府和校本部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如何認識、維護和擴大這個“公約數”,決定了處理和解決相互矛盾的基本方向。就像一個家庭,孩子的發展是父母間最大的公約數,圍繞孩子發展這個“公約數”,父母雙方最容易形成共識,達成妥協。  

        第二,“同胞兄弟”關系。深圳大學城內的辦學機構如同一個屋檐下命運相連的“同父異母兄弟”,“兄弟”間的和諧奮進是每個深圳研究生院順利成長并最終走向獨立自強的理想之路,更是深圳大學城這個“家”能否整體強大并興旺發達的重要支撐。深圳大學城引進的都是國內外知名高校,如果能讓名校聚集發揮出“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功效,將是最圓滿的狀態。但是,我國高等教育界還沒有形成良好的合作共享機制,越高層次的教育其優質資源越稀缺而寶貴,誰也難于大方輕易地將看家本領拿來與人共享,因此,名校聚集,關系微妙,常常容易把相互關系演變為品牌之爭、資源之爭。如何將競爭導向良性,求同存異,促進名校的開放合作,增強大學城的整體實力是處理“同胞兄弟”關系的理想追求。  

        第三,“宗族兄弟”關系。大學城里的幾個研究生院、深圳大學、深圳高職院及其他幾個高校和正在創辦的南方科技大學共同形成了高等教育的“深圳家族”,他們都是同屬一個“家族”的“兄弟”。“宗族兄弟”關系直接影響到整個深圳高等教育體系的穩定與和諧。因此,這類“兄弟”關系看似淡遠,但對整個深圳“家族”的未來有深遠的影響。深圳大學城雖然直接誕生在深圳的土地上,但其特殊來源和身份容易被當地市民看成“外來的孩子”。尤其對本地高校來說,深圳大學城的誕生給他們帶來的,不僅有辦學層次上的壓力,也有對資源分配政策性不公平的擔憂。心理的隔閡和競爭的壓力使“宗族兄弟”關系難以親密,十年來相互支持和彼此合作遠沒有達到預期的程度,“資源競爭”、“同行威脅”、“政策不公”等爭論始終不絕于耳。因此,如何讓每所高校都能在深圳高教體系中找到合理位置,如何合理配置資源,使各高校在深圳高等教育體系中“和諧共振”,是利益相關者各方,尤其是深圳市政府處理“宗族兄弟”關系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2.就關系的發展來看,矛盾變幻莫測。  

        在這個“大家庭”中,各利益相關者都在不斷發展變化,“大家庭關系”將更加交錯復雜。如,由于校本部與所屬深圳研究生院距離遙遠,所屬深圳研究生院成長過程中不可控因素的不斷增加,合作高校本部對深圳研究生院的情感和支持、與深圳的合作動力將始終處在變動狀態;隨著深圳研究生院自身的發展壯大,隨著國家高等教育體制和政策的變化,他們很可能會逐步產生掙脫校本部和深圳市政府雙重束縛的訴求,走上相對獨立甚至自主發展之路;隨著深圳大學城合作辦學范圍的擴大,也許還有國外大學、香港高校入駐深圳大學城,如果是這樣的話,政府與大學在利益與責任的糾葛中還會揉進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信仰、民族情結等因素,等等。因此,要用發展和變化的眼光看待深圳大學城發展中的關系矛盾,要以時俱進,用更具智慧的方式來處理這些關系。  

        3.就關系的實質來看,矛盾深重敏感。  

        “大家庭”主要包含深圳市政府與合作高校本部之間、深圳市政府與深圳研究生院之間、深圳研究生院之間、深圳研究生院與校本部之間、深圳研究生院與深圳當地高校之間等不同層面的大學與政府的關系以及大學與大學的關系。在這多重關系中,有合作、有沖突、有競爭、有親疏、有遠近。當然,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大學與政府的關系。深圳市政府與各合作高校以及深圳研究生院的關系,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政府與大學的關系。一方面,遠隔千里的各合作高校不是地方大學,而是國家大學,在行政關系上他們直接隸屬教育部,與深圳異地合作辦學必須得到教育部的支持,實際上,深圳大學城能引進名校辦學就是在教育部支持下才得以實現的,教育部對各高校異地合作辦學具有政策控制力;另一方面,諸深圳研究生院雖然創辦于深圳,卻在行政上不隸屬于深圳而直接隸屬于校本部,它與深圳市政府之間不是行政隸屬關系,而是一種合同契約關系,這個意義上的大學與政府的關系就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大學與政府的關系了。具體而言,深圳市政府能通過行政手段控制深圳大學,但是,深圳市政府對深圳大學城諸研究生院不存在行政控制手段,只存在契約控制和經濟控制手段。深圳大學城里大學與政府的關系既存在傳統意義的行政隸屬關系(深圳研究生院—校本部—教育部),又存在與行政隸屬關系不相重疊的特殊契約關系(深圳研究生院—深圳市政府,校本部—深圳市政府)。“一個家庭存在哪幾種家庭關系只是一種現象,重要的是這些關系的實質”[2]。無論政府與大學之間處于怎樣一種關系,重要的是這些關系的處理原則是否能尊重大學發展的規律、促進大學城內研究生院長足發展。顯然,大學與政府如何更好合作是“大家庭關系”的主要矛盾,其中政府如何理解大學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新舊關系的糾纏中,所有問題的處理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智慧和經濟力量。能否處理好政府與大學的關系是深圳大學城模式成敗的關鍵。  

        (二)合作“聯姻”各方的價值耦合    

        深圳大學城是大學與政府的異地合作,涉及多個利益主體。只有將該合作放到戰略意義的高度加以理解,才能尋找到各方合作共事的相互價值耦合關系。立足于合作的最大“公約數”,沖突和矛盾的解決才有共同的根據。  

        1.諸名校在深圳辦學的價值  

        第一,名校能提供深圳迫切需要的高等教育資源。“清華”、“北大”和“哈工大”等名校入駐深圳創辦研究生院,不僅給深圳帶來了不可替代的品牌無形資產的影響力,而且在優質生源、國家科研項目、高層次學位授予權、國家級重點學科、國家級實驗室、高層次對外交流合作等方面給深圳增添了切實的資源。  

        第二,名校為深圳的產業轉型與升級提供了支撐。世界上發展成功的高新技術產業園區有一個共同的條件,就是大都具有高等學校群落為依托。深圳是個自然資源稀缺的城市,要保持在全國大中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繼續處于前列,就必須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道路。深圳90%的高新技術人才、90%高新技術研究機構、90%高新技術專利數、90%高新技術創新能力都在企業,這既是深圳的長板也是深圳的短板。說明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的力量遠遠不夠,靠高新技術博覽會的品牌效應雖能緩解知識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但是,在城市競爭中,還是無法真正彌補沒有高水平大學強力支撐的缺陷。因此,引進名校辦高水平大學勢在必行。  

        第三,名校能增加深圳的城市深度。名校之所以成為名校,必定有其豐富深厚的精神積淀和文化底蘊,尤其是名牌綜合性大學更有名校之縱橫古今、懷抱世界的大氣。深圳引進名校的深層涵義是引入精神和文化。名校帶來的不僅是名校資源,更有名校精神。有了名校的深圳就能將深圳的多元創新與名校的深厚大氣有效結合,無形中增加深圳城市精神深度和文化厚度。  

        第四,名校能拓展深圳的城市廣度。知識社會,城市孕育大學,大學彰顯城市,大學是城市發展的動力站。名校能通過其學者、學生帶著其思想、知識和技術使城市的影響力快速延伸。全球化時代,名校是加快深圳國際化的重要力量。名校的人才優勢將深圳具有重大社會資本價值的關系網絡不斷鋪展。深圳大學城是深圳豐富的寶藏。  

        第五,名校能讓深圳更具城市靈敏性。大學對現代城市的重要性體現在大學對城市發展的率先反思和引領作用。大學是思想的殿堂、理性的場所。大學對時代、對問題具有自覺的敏感性、反思性和研究意識,名校在這方面的能力和靈敏度尤為出色。引入名校如同給深圳的城市安裝精良的雷達,他們將自覺立足深圳、關注深圳、研究深圳,敏銳地發現深圳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快速反應。深圳已進入第二輪發展,在為中國更深刻的改革開放探路。探索之路、創新之路,尤其需要一批精良的“雷達”來探測路上的“問題”。    

        2.深圳對于名校的意義  

        第一,深圳是高校改革的優良“試驗田”。我國大學難以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體制束縛,老牌大學長期發展容易形成強大的組織慣性和惰性,因此,老牌大學的改革難有大膽的突破和立竿見影的成效。深圳在改革開放二十年中形成了比較寬松、活躍的改革氛圍;發展良好的高新技術產業為大學產學研一體化提供了優越的成果轉化鏈條;高等教育的薄弱成了發展的助推劑,減少了改革的阻力,高校改革試驗在這里更容易得到允許和實施。可以說,深圳是高校探索人才培養、科研體制和管理體制新模式的最佳“試驗田”。  

        第二,深圳是改革開放問題前沿,值得名校常駐、融入。深圳是我國改革的前沿。深圳改革發展先行先試產生的問題,特別能代表中國發展的最前沿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具地方性也具全國性,顯示時代性。研究深圳,一定程度上就是研究中國、研究世界。問題的前沿性決定了研究成果的制高點,因此,國內名校值得關注深圳,常駐深圳,守候深圳,融入深圳,從而找到自身新的生長點。來深圳辦學就是在問題前沿陣地安放了課題研究的探測器。  

        第三,深圳是高校拓展國際的“窗口”。深圳毗鄰港澳、靠近臺灣和東南亞的地理優勢,使其成為拓展國際的橋頭堡。來深圳辦學不只縮短了國內名校與境外名校的空間距離,更拉近了心理距離,雙方都能更便捷地了解、交流和合作。同時,深圳經濟特區的身份使其減輕了過多的歷史包袱和過重的政治束縛,擁有更多改革創新的自由和條件。深圳和香港正致力于打造“深港國際大都市”,“雙城記”的鴻篇巨制正在徐徐上演……,這些表明,在深圳辦學無疑為內地高校拓展國際占據最佳地理位置。  

        總的來說,深圳大學城合作各方是基于各自未來發展的宏偉目標而牽手,是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并跨越障礙之后的“千里姻緣”。合作辦學對各方來說,都有著深遠的價值和意義,是長遠的戰略抉擇。合作共贏是最高目的。自私最大化不等于利己最大化,對合作各方來說,如果以單邊主義原則去計算利益和責任,沖突是無解困境,只有以共在關系原則去理解利益和責任,合作才能順利進行。未來決定歷史,未來甚至決定現在。因此應從“應在”去考慮存在,應從“應在”去選擇存在,對利益、責任的思考和處理要符合合作的長遠戰略,合作各方尤其是深圳市政府要深刻領會大學的特性和價值,胸懷大格局,登高望遠,合作才能獲得豐厚的共贏。  

        四、深圳大學城:“大家庭關系”的平衡智慧    

        深圳大學城存在和發展的實質不在“城”而在“大學”,猶如家的發展實質在孩子的成長。只有大學得到發展,“城”才有意義。大學不是公司,不是工廠,不是政府,大學有其特有的內在價值、規律和特性。辦大學不可能不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經濟的力量容易把大學辦成公司和工廠,政治的力量容易把大學辦成政府和軍隊,因此要智慧地堅守大學規律,使大學城體現大學的內在特性。大學的特性表明,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大學城當作“城”,用開公司和辦工廠的效益標準——每平方米獲得多少GDP——去衡量這所“城”,不能簡單以“產出”的人才數、技術量去評判,不能用解決多少本地生源去評價,也不能魯莽地以管理政府機構的方式去“規范”大學城之“家”。大學何等義是深圳大學城辦學模式的核心發問,對大學意義的理解更是測試深圳城市的思想高度和成熟度的標尺。深圳大學城的發展,需要合作各方尤其是深圳市政府在特別尊重深圳研究生院的大學特性基礎上,借助政治智慧、經濟思維和社會力量整合能力,推動深圳大學城的整體發展。  

        深圳大學城“大家庭”關系的復雜性、合作的戰略性以及大學的特性,決定了深圳大學城的發展“需要一種精細的平衡來保持關系均衡”[3]制度、溝通、膽略和時間等要素共同構成“大家庭”和諧發展的平衡系統。    

        (一)制度    

        制度是任何一個組織具有強大力量的原因,制度建設是理順深圳大學城這個復雜“大家庭”關系并促其健康發展的基礎。要使這個多方利益相關者共同組建的“大家庭”式共同體成為合作成功的組織,就需要可信賴的、促進長期共贏的公正制度來保證合作的可重復性和穩定性。深圳大學城這個“大家庭”關系的復雜性和前景的不確定性,往往使合作各方對眼前利益的追求高于對理想的信仰。如果合作要積極、可持續,深圳大學城就必須成為一個合作各方能長、反復博弈的環境,要給出合作各方能深切認同的戰略利益,對“短期行為”給予負反饋,對“長期行為”給予正反饋,讓合作各方為遠景目標而工作。戰略利益的長期性和互惠性,是維系“大家庭”關系最重要的手段。同時,深圳大學城的發展模式沒有先例可循,發展就意味著創新,深圳大學城諸多發展問題的解決對制度創新有著特別的依賴。比如,大學城內各研究生院并沒有很好發揮吸納全球高級人才的作用,離人才高地的目標還很遠;相互之間在師資、課程、學分、科研項目、實驗室等方面難以實現優質資源共享;產學研和國際化的深度與廣度還遠不夠,所有這些,都源于相關制度的缺位和不完善,以至于難以激發各方的內聚力和創造力。加快管理體制改革,調整相關政策,完善相關制度,應是深圳市政府發揮“家長”作用的重要領域,當然,值得提醒的是,制度建構是人類所有問題中最復雜、最冒險的問題,因此,深圳大學城的制度建設是一個需要大智慧、大耐心去完成的過程。  

        (二)溝通  

        相互性是關系的本質屬性,溝通是維系相互關系的重要方式。溝通猶如陰陽太極,能在你來我往中化解問題、形成共識、產生新知。溝通能力是合作能力的重要方面。家庭關系和睦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溝通,對家庭來說,關系因溝通而密切,成長因溝通而順利。深圳大學城要實現真正的相互合作、穩定發展,溝通是重要的軟性紐帶。實踐中,因溝通無渠道或渠道不便捷,深圳市政府、合作高校本部、深圳研究生院、深圳其他高校和企業與市民等之間未能及時、深刻、準確地理解彼此的想法和訴求,以致大學城各方合作發展的整體動力出現衰減的情況。深圳大學城這種多元主體的合作、創新的模式和需要有所突破的體制,特別需要規范溝通渠道,創新溝通方式,在管理架構上減少政府與大學溝通過程中不必要的環節,促進研究生院、市政府、校本部之間尤其是高層之間在辦學和合作問題上規范化的高效直通;建立多元高效的溝通渠道,增強深圳市民、企業、社會與深圳大學城之間的雙向了解與合作,使深圳大學城真正成為“深圳家族”自己的力量。  

        (三)膽                 

        深圳大學城的創建,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個先例,深圳大學城是創新而來。但是,創新并不是成功的代名詞,創新意味著試錯。深圳大學城的發展無經驗可循,必須要有大膽革新的勇氣和精神,在體制壁壘和矛盾叢林中闖出自己的路。如果深圳不敢承受挫折,不能大刀闊斧對傳統的大學與政府關系進行改革,不能打破沉重的舊體制和經濟思維,創新就會虎頭蛇尾;如果校本部沒有承受挫折的勇氣,不能突破體制放權,讓深圳研究生院根據發展需要確定招生規模、學科專業、培養模式和管理模式,深圳這塊“試驗田”只會是本部的復制品。創新需要膽識,需要敢于嘗試、敢于面對錯誤、挫折和失敗的精神,沒有一流的膽識,絕沒有成為一流的可能。深圳在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練就了敢闖敢試的創新精神,深圳要將這股精神之氣充分注入深圳大學城的肌體。  

        (四)時間  

        深圳大學城的發展需要有時間智慧。首先,合作是一個利益、責任、情感、價值觀等表達、溝通、博弈和協調的完整過程,沒有時間的參與則難以如愿完成。合作各方在精神、心理和文化上的認同與接納不是靠契約可強力改變的。高校師生在心態上需要一段調整與適應期,需要經歷從北方到深圳的心理“漂移”過程才能超越北方,扎根深圳。深圳人對外來大學在心態情感上也有一個理解、認同和接納的過程。其次,跨越式辦大學是包含著時間資源的。跨越式發展主要是通過其他資源的更大力度投入以節約時間資源的發展策略,但以其他資源換時間資源并不意味著可以無限制縮短發展時間,時間資源仍是不可替代的。盡管引進名校異地辦學,利用其品牌聚集人才,利用其學術權力使高層次人才培養和高水平技術研發得以高起點,但手段的“取巧”并不能徹底改變大學的屬性和內在規律。不管深圳搭建什么樣的高等教育平臺,大學才是臺上的“舞者”,知識創造、人才培養是大學運作的核心內容,也是其價值實現的方式。知識、人和教育的特性決定大學產出效益的基本方式很難從根本上改變,也不能改變。因而,時間是辦大學不可輕易跨越的元素,何況時間并不一定是障礙,很多時候,時間帶來創造。對大學來說,利益就在時間里,沒有時間的積累,大學的效益不能完全溢出。時間不是托詞而是智慧和胸懷。辦大學需要時間智慧,跨越式發展更需要時間智慧。  

        “教育不是運動,更不是戰爭,教育是我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它需要的是持續的永不疲倦的日常智慧和凡人的耐心執著”。[4]深圳大學城的發展,需要耐心和時間智慧。時間能改變事態,隨著時間推移許多影響因素會進入并發生作用。雖然深圳大學城還處于“少年成長期”,但他是生活在具有豐富社會資源、具有獨特價值的“大家庭”有機體里,只要能繼續給予充足的營養和耐心地關懷,擁有良好“基因”的深圳大學城便可以快速成長,最終回報給“家族”、回報給社會的必定會是更大的驚喜  

          

        參考文獻:



        [[1]] 陳先紅公共關系生態論[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6287

        [[2]]楊善華家庭社會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15

        [[3]] 陳先紅公共關系生態論[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633

        [[4]] 張祥云大學教育:回歸人文之蘊[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95    

            

            

        課題基本信息          

        課題立項名稱           

        深圳大學城發展研究        

        最終成果名稱           

        深圳大學城發展研究——“大家庭關系”隱喻的分析視角        

        課題成果形式           

        研究報告、系列論文        

        課題負責人姓名:          

        張祥云        

              位:          

        深圳大學        

        課題組成員姓名:          

        楊移貽、王燕華、湯錢蓉、李櫟、高德宏        

        課題立項時間           

        20024        

        課題結項時間           

        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