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經歷40年高速發展，通過分工與創新持續地轉型升級，迅速成為國際化創新城市代表。梳理深圳創新發展歷程，解碼深圳創新基因，探究深圳創新成長背后的機制原理，明晰政府政策在創新中的作用、市場和政府相互協調的關系等，是落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關鍵所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講好深圳故事，總結深圳經驗，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著重要、長遠和現實的意義。

　　自熊彼特（1912）提出“破壞性創新”與“創新蜂聚”的概念以來，企業是創新的主體、市場機制是創新驅動力量已成廣泛共識。熊彼特的創新蜂聚不只是企業數量，還在于企業利用經濟周期中要素價格的系統性變化，發現新的投資機會。足夠多的蜜蜂聚集創新會形成以新的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淘汰落后的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造成創造性破壞。[1]專業化分工的中小型創新企業蜂聚在一起，既強化了競爭，也產生了廣泛的創新激勵與示范協同效應。創新不再唯大企業馬首是瞻，中小企業也是重要的創新主體。Aaron Chatterji等人指出，全能式的大企業限制了分工，會形成不利于創新的“孤島”效應。相對于西雅圖和舊金山等全球著名創新城市，在大企業主導的美國大城市，創新活動并不活躍，經濟也不繁榮，發展也缺乏潛力。盡管中小微創新群體也可能和單純發展大企業模式一樣，存在創新生態枯竭的“孤獨”效應，但前者產業集群內企業的差異化發展與專業化分工，構成了同一產業和相關產業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協同過程，大大提升了企業群體相互依賴且相互競爭的創新效率。

　　專業化分工不僅創造了企業內部的規模經濟，同時因為產業技術與企業生產過程相關，還促進了知識溢出和信息共享，增強了空間集聚的產業集群規模效應。空間鄰近的企業往往共享公用基礎設施，技術交流和人才交流更為密切，知識溢出和人力資本溢出的效應更為強烈。同類企業和相關企業空間集聚程度高與企業技術效率提升之間有著明確的正向關系。空間集聚與創新的相關性還表現為豐富且復雜的分工體系，表現為空間聚集的差異性。企業在競爭性獲取創新政策支持時，傾向于高度重視創新能力和創新績效的提升，由此會產生向同類相關企業的空間集聚，由此也構成了因集聚效應而產生的空間集聚優勢的差異，空間集聚與空間分工并存，相互強化，形成了集聚創新與創新集聚的動態累積循環過程。

　　由于區位條件和貿易成本變化是影響空間集聚與擴散的重要因素，政府改善區域基礎設施，提升創新能力、消除行政壁壘和更廣泛的市場化改革，有利于實現經濟轉型和落后地區的追趕。無論是大企業還是中小企業，在產業鏈進一步升級的過程中，需要由政府提供優良的基礎設施與法治化的市場環境，形成完善的產業配套，帶動共享、學習、鄰近、匹配，從而創造出更加復雜多樣的產業形態。考慮到科技革命時代創新要素高度集中于城市與城市群，推動空間集聚型創新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停留在寬泛意義上的產業政策。產業政策以多種優惠政策為工具，實施過程中將會面對行政邊界的限制，超出行政邊界就不能享受優惠政策，在客觀上形成并加劇產業鏈的空間斷裂，加劇了行政區間的市場割裂。當我國走向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時，逐步淘汰省、區、市層級的產業政策工具，實施空間集聚型的創新政策，應當成為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推動產業升級的重要政策工具。

　　政府的創新政策是提高創新吸收能力的增長政策。[2]其核心是提高創新能力和投入，放大知識外溢效應和創新投入的效率，有利于形成以創新要素為核心的企業規模結構，推動產業集群發展，也有利于放大共享匹配學習的鄰近效應。創新政策不是挑選少數贏家，而是要創造更多的贏家。在阿吉翁等人（2015）的語境中，這是提升創新吸收能力的過程。一個部門或一個國家的創新往往基于另一個部門或國家的創新產生的知識，吸收能力與外部知識是互補的。阿羅（1962）最早提出了知識與知識產業化之間鴻溝的概念。[3]Audretsch（2007a）將歐美在創新領域的差距概括為歐洲悖論。相對于美國，歐洲存在過于強大的制度性知識過濾器，阻礙了知識走向產業化。[4]對新知識的投入是創新的必要條件，但只有將新知識開發成市場上能夠贏利的產業技術，才可以轉化為更高水平的競爭力和經濟增長。創新政策更加關注區域知識投資轉化為多樣化和復雜化的產業形態，以知識溢出和創新企業蜂聚，創造出復雜的相互激勵的創新過程。

　　因此，我們應當更準確地把握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內涵。在羅德里克（2009）看來，評估產業政策是否有效的過程是觀察政府與企業所開展的以市場為紐帶的合作是否成功的過程。政府既不應是高高在上且高瞻遠矚的獨立的政策制定者，也不應是受到特定產業利益集團俘獲的租金設置者。[5]政府不是簡單地糾正市場失靈，而是要致力于建設發達的市場經濟體系，讓市場而不是讓行為不一致的多級政府為企業創新行為穿針引線。政府要避免微觀管制過度，避免企業家精神缺失的現象，加大市場信號對創新行為的激勵；要讓創新政策串聯起一系列市場化改革。要準確把握政府是保障、企業是主體、法治是前提、市場是基礎的要義。市場公平競爭需要享有完備的法治支撐，這是政府應當創造和提供的盡可能充分供給的公共產品，以此為準劃清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的權責邊界，致力于培育不斷完善的法治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保護公平競爭，激勵創新。政府應當更加關注創新政策、人才政策、知識產權政策、公平競爭政策，特別是鼓勵知識溢出性政策，帶動企業創新蜂聚，助力中小企業在不確定性的創新中發現確定性的產業鏈節點位置，形成跨行業知識整合，激勵多元化創新協同，從而接近產業技術前沿。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深圳在政府與市場有效結合方面進行了諸多探索。本書嘗試以創新為主線，系統梳理深圳創新發展歷程，在評估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實施的創新創業發展政策效果的基礎上，從微觀角度進一步解釋深圳取得創新奇跡的內在原因和這一過程中深圳政府與市場互動的內在機制與效果，總結深圳伴隨持續轉型升級的經濟增長所具有的內在規律與經驗，概括出在更大范圍內可復制、可推廣的示范經驗。總體來看，深圳的市場機制不斷完善，從而吸引孕育海量的中小微企業，憑借不可替代的差異化生產能力，成為產業集群專業化產業鏈當中一個有效的組織部分，同時也是創新政策實施的重要基礎。創新政策加速培養樣本企業創新能力、構建創新網絡、促生創新集群，同時在增強公共知識的積累、加固產業鏈的創新關聯、增強空間溢出、推動區域產業互促共進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深圳通過持續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形成較為完善的法治環境，以法治規范市場經濟和政府行為，通過不懈努力，逐步走向世界創新城市的前沿。

　　劉世錦

　　2021年8月23日

　　摘自《深圳創新成長：過去與未來》

　　內容簡介

　　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經歷40多年高速發展，迅速成為國際化創新城市代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深圳在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有機結合方面做出了諸多探索。本書通過系統梳理深圳過去40多年的創新發展歷程，從微觀角度解釋了深圳取得創新奇跡的內在原因，以及深圳政府與市場互動的內在機制與效果，總結深圳經濟增長并伴隨著持續轉型升級所具有的內在規律與經驗。

　　深圳的市場機制不斷完善，從而吸引孕育海量的中小微企業，是創新政策實施的重要基礎。市場主體與有關政策的良性互動構成了高效的創新生態。創新政策在中小企業的人才、融資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加速培養樣本企業創新能力。創新政策通過加強行業內外企業與科研院校聯系，構建創新網絡，促生創新集群。創新政策在補齊企業發展短板，增強公共知識的積累，加固產業鏈的創新關聯及增強空間溢出，推動區域產業互促共進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者簡介

　　唐杰，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導，曾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南開大學經濟學博士，曾為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富布賴特教授、副教授級客座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空間（區域）經濟學、創新經濟學與低碳經濟學。

　　戴欣，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領域為創新經濟學、空間經濟學。

　　潘強，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創新經濟數據挖掘和分析公共服務平臺主任。

　　李玨，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領域為創新經濟學、空間經濟學。

　　張致鵬，美國印第安納伯明頓大學公共管理學碩士，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博士生，主要研究領域為公共政策、環境政策、創新政策。

　　袁帥，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領域為創新經濟學、空間經濟學。

　　崔文岳，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領域為創新經濟學、空間經濟學。

　　張猛，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高級講師，經濟學博士（世界經濟方向），中國社科院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發展中國家經濟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等領域，習近平經濟思想。

　　尹德云，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與管理學院助理教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技術創新戰略、創新經濟地理和知識產權大數據分析，研究主題涉及基于機器學習的專利數據挖掘、中國發明者的區域和組織間流動、全球創新集群和創新網絡、跨國公司研發戰略等。

　　陳鈺清，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生，主要研究領域為創新經濟學、創新政策。

　　黃琴，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生，主要研究領域為區域經濟發展和城市經濟等。

　　苗蕾，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領域為健康經濟學、創新經濟學。

　　江濤，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領域為創新經濟學。

　　吳昭，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領域為創新經濟學、知識產權大數據。

　　王夢，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領域為健康經濟學、創新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