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展開的全面從嚴治黨實踐，是中國政治發展進程中的重大事件。從打虎拍蠅、獵狐套狼、強力反腐，到“八項規定”、“四風”整治，到反對形式主義，從群眾路線教育、“三嚴三實”，到“兩學一做”以及初心使命主題教育……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執政黨的“六項建設”即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制度建設不斷推進，形成了較為徹底的政黨重塑運動，抓好黨建成為各級黨組織的“最大政績”。

　　黨的十九大確立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布局，把全面從嚴治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提出五個重要的新論斷：一是偉大工程的新定位：把黨的建設上升到“偉大工程”的新高度，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是偉大斗爭、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的根本保障和核心支撐。二是執政風險的新判斷：要深刻認識四大考驗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深刻認識四種危險的“尖銳性和嚴峻性”。三是長期執政能力的新主線：以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為主線，全面推進黨的建設。四是黨的建設新維度：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以堅定理想信念宗旨為根基，以調動全黨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著力點，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與以往黨代會相比，除了提出政治建設和紀律建設的維度之外，還突出強調以政治建設為統領。五是執政本領的新概括：學習本領、政治領導本領、改革創新本領、科學發展本領、依法執政本領、群眾工作本領、狠抓落實本領、駕馭風險本領。黨的十九大關于全面從嚴治黨所作出的戰略布局，不僅對于執政黨建設形成深遠影響，也成為理論研究的重大命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是“一個永恒課題”“一貫要求和根本方針”“永遠在路上”“必須持之以恒、毫不動搖”“決心不能動搖、要求不能降低、力度不能減弱”。黨的十九大期間，習近平同志更是用“三個不能有”告誡全黨：“在全面從嚴治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有差不多了，該松口氣、歇歇腳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勞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見成效就見好就收的想法。”[1]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2019年6月底，習近平同志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我們黨面臨的“四大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面臨的“四種危險”是尖銳的、嚴峻的，黨內存在的思想不純、政治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2]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報告中再次強調，“完善全面從嚴治黨制度。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增強憂患意識，不斷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不難看出，全面從嚴治黨是中國共產黨進行自我革命、回應危險挑戰的重要行動。當前全面從嚴治黨取得了階段性成效，同時也進入縱深推進階段，面臨新的問題，呈現新的風險挑戰。

　　基于上述背景，本書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建設一個什么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全面從嚴治黨歸根結底是中國共產黨對自身治理進行謀篇布局和頂層設計，進而實現其長期執政和歷史使命的行動，因此也可以簡化為“建設一個什么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對于“建設一個什么黨”的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給出了明確的回答：“我們黨要始終成為時代先鋒、民族脊梁，始終成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這一定位集中體現了黨的基本性質、根本宗旨、鮮明品格和精神風貌，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使命黨的歷史擔當。但是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上，執政黨只是提出了宏觀性的框架，包括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先進性和純潔性，全面推進黨的各項建設，不斷提高黨的建設質量，加強黨的制度建設，等等。為了深入解析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邏輯和理論基礎，本書重點關注四個問題。

　　第一，從政黨治理與國家治理的關系出發，關注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使命。中國共產黨是居于領導地位的執政黨，黨的執政能力、領導風格、組織紀律以及干部作風等都與國家治理密切關聯。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習近平同志指出：“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3] 面臨執政環境的變化、執政風險的增加以及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擔當，執政黨必須把內部治理的現代化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前提。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不僅對執政黨治國理政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對執政黨的內部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在一黨執政的政治生態下，優化國家治理結構的前提是優化政黨治理結構。通過黨的治理體系改革，構建層次合理、權責一致、規范有序、高效便捷和運行順暢的黨內權力運行體系，推動橫向治理與縱向治理結構的順暢銜接，以執政黨內部結構的現代化帶動國家治理結構的現代化。

　　第二，從風險研判到有效回應的動態關系出發，理解全面從嚴治黨的深層邏輯。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黨所面臨的“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黨的十九大報告重申了這些考驗和風險，并且強調當前考驗的復雜性和危險的嚴峻性。報告指出，要深刻認識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深刻認識黨面臨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的“尖銳性和嚴峻性”。“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可以看成是中國共產黨從外部和內部兩個方面對執政風險的深刻把握。“四大考驗”的長期性和復雜性，體現了執政環境的顯著變化。以領導革命起家的中國共產黨，也成功地領導了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反過來，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所引起的經濟社會的巨大變化本身也對黨執政提出了挑戰，如何在對外開放背景下應對國際政治競爭的挑戰，如何在多元經濟結構中鞏固黨的經濟基礎，如何在復雜政治思潮背景下提升“四個自信”，等等。上述變化要求黨必須加強外部風險的駕馭能力，加強執政安全的感知能力，提升偉大斗爭的應對能力。“四種危險”的尖銳性和嚴峻性，體現著黨自身的問題不容忽視。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顯著地改變了管黨治黨寬松軟的狀況，黨的建設科學化制度化規范化不斷得到強化。但“四種危險”的持續存在，仍然警醒著全面從嚴治黨仍然在路上。執政黨必須始終保持戰略定力，繼續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克服精神上的懈怠，提高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努力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繼續深入開展監督執紀，永立時代潮頭，引領中華民族偉大事業不斷前進。

　　第三，從全面從嚴治黨到提升長期執政能力的關聯關系出發，把握全面從嚴治黨的目標指向。全面從嚴治黨戰略一定意義上將執政與治黨做了區分，將治黨看成執政的前提。由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合法的長期執政黨，肩負著領導國家政治和社會管理的繁重任務，所以要管理好國家事務，就必須首先加強自身建設，管理好黨本身的事務，將黨建成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改革開放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全面從嚴治黨戰略在執政黨組織體系內部的分解和實施，有賴于黨建責任體系的構建。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展開具有問題導向，整治黨內痼疾頑癥、清除黨內塵土雜質，強化組織機體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因此重心也放在了政黨本身。但與此同時，基于鞏固執政目標的治黨體系，不能僅僅限于政黨組織內部。實際上作為中國政治結構的核心主體和領導力量，黨的自身治理需要與外部環境進行有效互動，應根據社會需求和人民期盼進行自我優化、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一言以蔽之，政黨治理需要與執政能力密切結合。

　　第四，從一般與特殊的對比關系出發，探討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能力建設的路徑選擇。從比較政黨政治的視角來看，包括印度國大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蘇聯共產黨在內的許多長期執政大黨老黨的衰落垮塌反復證明，一個失去自我凈化、自我革新的政黨，最終只會走向消亡。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持續執政的經驗也說明，一個政黨只要保持廉潔勤政、自我革新和自我提升，與時俱進地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期待，就可以持續保持政治活力和執政能力。作為一個在大國長期執政的大黨，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執政環境、執政使命、執政壓力與他黨有所不同。在一黨長期執政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外部政治競爭壓力相對較小，這就更需要加強自身感知危險的能力、自我調適的能力、自我修復的能力、自我革新的能力和自我提高的能力。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堅持全面從嚴治黨，不斷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長期執政能力建設是中國共產黨順利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基本前提，而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又需要選擇“四個自我”的實現機制加以實現。“自我凈化”需要中國共產黨拿出壯士斷腕、刮骨療毒的勇氣，進行自我革命，清除黨的肌體當中的有害病菌，始終保持黨的純潔性。“自我完善”要求黨不斷加強自身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紀律建設和制度建設，不斷提高政黨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打造一個現代化的執政黨。“自我革新”要求黨要能夠破除陳舊思維，能夠根據執政環境的變化而調整執政方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政治期待。“自我提高”是指黨要克服驕傲自滿盲目自大的情緒，要善于吸收借鑒世界政黨先進的執政理念，不斷改進執政方式，優化執政目標，提升執政能力。

　　摘自《政黨治理的中國經驗：理論建構與案例觀察》

　　內容簡介

　　本書力圖平衡精神闡釋與經驗研究的關系，建構執政黨硏究的新路徑；平衡普適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建構執政黨研究的新話語；平衡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的關系強化研究成果的政策價值。

　　作者簡介

　　陳家喜，深圳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兼任中國政治學會理事及副秘書長、中國社會治理研究會常務理事。從事干部制度、政黨政治、網絡政治問題研究。擔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完善干部擔當作為的激勵機制研究”首席專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重點項目和一般項目，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廣東省哲學社科規劃項目等多項。在《政治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等權威刊物發表論文百余篇；出版《改革時期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政治影響》《制度建設與政黨發展：政黨體制的比較分析》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