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當代學術樹立標桿
日期：2023-04-1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中古文學是許多從事中文的學者起初最為欣賞的一段，原因是那個時代似乎人人皆有出塵之表與清神之思。舉凡中古時期對個體生存的種種思考認知，都引發了人們長期的共通感。由于統一專制政治的解體，知識者從漢武帝塑造的君臣關系中得以釋放，很多人都投入文學創作，推動了中國作家文學的發展。面對主荒政謬，面對時時更新的政治權力，面對喪亂頻仍的社會現實，中古士人不得不畏怖白骨蔽平原，出門懷死憂，這使他們不再忽略痛苦，不再一意偽善，而是帶著絕望和憤激反思文化，帶著幻想和期待呼喚未來。中古文學表現出跟此前不一樣的迷茫和清新，它不再毅然朝向一個曾經既定的方向，它在探索新路，它似乎適度擺脫了舊式陳套的規則和價值，它關注生活的每個面相，它開始留意個體內心的每一種聲音，它開始真正凝視身外的一切。中古文學雖惹人憐愛，但它的價值觀是混亂多元的——其時竟然有人期望遺臭萬年，它的文學觀也是對立矛盾的——有的人高唱文章為經國不朽之事，有人則以文章為娛耳悅目之玩；故要真正進入中古文學研究卻并非易事。劉躍進先生的《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以下簡稱“增訂版”）的意義正在于此，這部書可以引導我們多方位親近中古文學，真正進入中古文學研究。
關注當下學術動向，是一個學者不斷向前的必要前提。但這個前提也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持續關注最基本的文獻，不斷調整研究觀念。就篇幅和內容來看，增訂版較初版增加約30萬字，幾乎擴容一倍，故凡所論皆更見豐厚充實，深切著明。這種對學術新問題的持久關注和思考，足以令人感嘆敬佩。
就章節題目看，增訂版較大的調整大致如是：
初版上編“總集編撰與綜合研究”第一章為“《文選》與《玉臺新詠》”，增訂版分列兩章，由原先的六節擴充為八節。
初版上編第三章“有關中古文學研究其他資料”共三節，增訂版擴充為四節，添加了第二節“中古文獻收藏與整理”。
初版中編“中古詩文研究文獻”第一章“魏晉詩文研究文獻”共六節，增訂版擴充為七節，添加了第六節“東晉詩文研究”。
初版中編第二章“南朝詩文研究文獻”第三節為“宮體詩賦研究”，增訂版放棄了“宮體”之稱，又擴充為“梁代前期文學研究”和“梁代后期及陳代文學研究”兩節。
初版中編第三章為“北朝詩文研究文獻”，共三節，增訂版調整作“十六國北魏至隋詩文研究文獻”，共九節；添加了第一節“從山河破碎到南北一統”、第三節“十六國詩文研究文獻”、第四節“北魏詩文研究文獻”、第五節“東魏北齊詩文研究文獻”、第七節“西魏北周詩文研究文獻”、第九節“隋代詩文研究文獻”。
初版下編“中古小說文論研究文獻”第一章“中古小說研究文獻”，共四節，增訂版調整作六節；添加了第一節“古小說的概念與分類”、第四節“雜錄小說”。
初版下編第三章“《文心雕龍》研究文獻”，增訂版添加了第七節“《文心雕龍》論著舉要”。
以上內容的調整和添加，其一緣于作者長期堅持從事中古基本文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文選舊注輯存》《玉臺新詠研究》《文選學叢稿》《漢魏六朝集部珍本叢刊》《杜集珍本文獻集成》等書可作說明；其二緣于作者對相關研究的不斷擴大與深化，《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走向通融：世紀之交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門閥士族與文學總集》等書可作說明；其三緣于作者對文學文獻學和史料學的精研深思，《南北朝文學編年史》《先秦兩漢文學史料學》《秦漢文學編年史》等書可作說明；其四緣于作者對學術方法的思考和實踐，《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早期文本的生成與傳播：周秦漢唐讀書會文匯》（第1輯）等書可作說明。
增訂版部分細部的增補亦值得關注，茲略舉幾例。
上編第一章第一節較初版增列了“《文選》的選錄標準”，認為習慣認定以“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為入選標準存留不少疑問，提出《文選》一書與梁代中前期復古思潮的關系問題。這一提示無疑有積極意義。蕭統《文選序》所確立的文的標準實為“入耳之娛”“悅目之玩”，而揆之《文選》實際收錄作品，似乎又有所不諧。故蕭梁制度舉措和復古思潮，應當是深切把握《文選》一書的重要視角。
上編第三章第三節最后介紹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末加一段，補充介紹了韓理洲等《全三國兩晉南朝文補遺》《全北魏東魏西魏文補遺》《全北齊北周文補遺》《全隋文補遺》等新出輯佚成果；中編第二章第四節“蕭綱與蕭繹”末補充介紹吳光興《蕭綱蕭繹年譜》，這些都體現出對新成果的高度重視。
上編第五章第二節“文學風尚的闡釋概括”，增加了關于中古文學佛教背景研究和中古佛教文學研究等方面成果的介紹；中編第一章第二節“三曹”，增加了曹植與佛教梵唄關系的討論；中編第三章第三節單列“鳩摩羅什的文化意義”一題，這些都體現出對宗教之于中古文學影響的深度重視。
該書“初版引言”說：“在本書撰寫過程中，我很慶幸有兩位老師作后盾，每寫成一章，曹、沈二位先生逐段逐字審校考核，匡謬補缺，原稿上批得密密麻麻，提出了許多他們近年來潛心思考的問題供我參考。他們的研究成果，我在行文過程中盡可能地反映出來。同時，為了更好地全面反映中古文學史料的研究狀況，書中又征引眾說，取精用宏，并做到言必有據，詳標所本。”此段前半所舉或可為當代師生之間的最佳范例，后半所言亦值得后學深思與效仿。
《中古文學文獻學》完成于1993年，1997年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增訂版于2022年由鳳凰出版社出版。據《前言》，增訂版的主要工作是吸收近三十年新涌現的文獻資料和研究成果。許多年來，每一位碩博士研究生寫作學位論文時，必須做基本的文獻綜述和學術綜述。雖然出土文獻時被發現，但一個時段研究的基本文獻大體上不會影響整體研究格局的巨大變動。重要的是伴隨時代的推進，學者的視野和方法隨之不斷擴大更新，因而也在不同層面對過往的歷史和文學提出了新的見解。學者常常會固守由個人視野和方法形成的觀念，很難再吸收新觀點。梅山法常批評他的老師馬祖道一說：“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能夠在三十多年時間堅持不斷關注新出的研究成果，《中古文學文獻學（增訂版）》顯然為當代學術樹立了一個極有意義的標桿。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