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如何再“先行示范”？

　　深圳的故事，早已廣為人知——昔日的邊陲小鎮，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日漸發展成為一個全年地區生產總值過萬億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以令世界驚艷的發展速度，成為全球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跡。

　　從1980年獲批設立經濟特區到2019年先行先試的經濟特區，深圳被時代賦予了“勇擔先行者”的使命。2023年，中國改革開放迎來45周年。這期間，深圳始終走在前列，并持續不斷地發力創新，勇立改革潮頭。

　　邁入新征程，“深圳如何繼續發揮領軍作用”成為大眾對它新的期待。《中國報道》記者分別對話來自深圳政界、學界的專家，希望從不同的視角為這一問題找到答案。

　　“殺出一條血路”的探路者

　　1979年3月5日，國務院正式批準撤銷廣東省寶安縣，成立深圳市。同年4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志針對廣東省委的工作匯報指出：“還是辦特區好，過去陜甘寧就是特區。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次年的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由國務院提出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批準在深圳市劃出327.5平方公里設置經濟特區 。這是中國首個經濟特區，8月26日也因此成了深圳特區的生日 。

　　經濟特區設立后，深圳肩負起了中國改革試驗的重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將深圳的改革路徑總結為“敢闖敢干”。他告訴記者，改革開放40余年來的重點就是發展經濟，作為特區的深圳在其中承擔著一個“試驗田”的功能。初期，深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授權，讓它敢想、敢闖、敢干。這些政策特權也給了當時在深圳，打算大干一場的那些人更多的信心和勇氣，大大地調動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在深圳，改革的步子從未停止。從1979年開始，深圳經歷了多輪改革，涉及城市規劃、行政職能部門再到貿易發展等多個領域。比如，借助毗鄰香港這一獨特的區位優勢，深圳早早地開始拓展外貿。1995年，深圳制定《深圳市外商投資企業經營對外貿易的試點方案》《關于深圳市私營企業對外貿易的意見》，充分發揮自身內外兩方面的優勢，形成了內地—深圳—國際市場“三點一線”、“進料—加工—增值—出口”的外向型經濟模式。郭萬達告訴記者，深圳在外貿方面的探索為之后深圳乃至中國參與世界經濟合作與競爭作了很好的鋪墊。

　　1995年7月，深圳還重啟了此前一度低迷的證券交易市場，發揮資本市場對深圳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的支撐作用。此外，在改善外商投資服務環境方面，深圳同步頒發《關于對外商投資實行聯合辦公的實施方案》，設立深圳市外商投資服務中心，為外商投資提供“一條龍”服務。同時，深化改革海關通關制度，運用電子技術，提高通關效率，進一步提高城市對外開放程度。1999年前后，深圳市政府還進行了新一輪政府審批制度改革，提高審批規范程度，促進了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

　　多重舉措并行所取得的效果也顯而易見。公開資料顯示，按常住人口1253萬人計算，2018年深圳人均GDP達19.33萬元，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比1979年的人均606元漲了319倍；在城市面貌方面，深圳從當時最高樓僅有3層，成長為有1000棟左右的百米摩天大樓。

　　深圳大學原黨委副書記陶一桃在1993年與深圳結緣。在她看來，不怕犧牲短期利益、敢于突破固有做法的“深圳模式”也正是取得成功的中國道路的邏輯起點。

　　陶一桃告訴《中國報道》記者，中國道路具有中國特色“漸進式改革”的鮮明特征。在中國改革開放45年的歷史進程中,經濟特區,尤其是深圳經濟特區,就以制度變遷的先行者和“政策性經濟增長極”的雙重使命與雙重身份,率先探索著中國社會由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發展路徑。

　　“深圳奇跡不是單純資源的勝利，而是觀念的力量。”陶一桃指出，深圳之所以能夠成功跟其城市品格的決定性因素也分不開。在她看來，深圳是一座年輕的移民城市，與生俱來地具有敢于冒險、寬容失敗、追求卓越這些顯著的移民文化特質，最突出的就是敢闖、敢于冒險的精神品質，這是深圳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化原動力。

　　郭萬達也在采訪中向《中國報道》記者指出，深圳從特區設立之初就與“改革開放”掛鉤，從摸著石頭過河開始，持續創造了1000多項全國第一，深圳也在這一過程中有了深厚的積累。他以深圳的制造業為例分析，作為全國重要的工業大市，深圳在2021年規上工業總產值就躍至4.1萬億元，連續3年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而在面臨工業規模持續擴大、土地供給不足的窘境時，深圳首創了“工業上樓”模式，升級產業設備，向“上”利用城市空間，釋放出更多的產業發展空間。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全球電子信息產業迎來高速發展期時，深圳為搶抓這一機遇，再次調整產業結構，開始著力布局高新技術產業，并逐步建立起市場化的研發體系。同時，它將原來的“三來一補”制造業向周邊城市遷移，形成區位性的產業集群。

　　郭萬達以網狀結構來比擬深圳及其周邊城市。在他看來，這是深圳通過改革，有了一定的體制積累，形成自身效應后向周邊城市作輻射，以此帶動周邊城市的同步發展。

　　“闖出一條創新路”的示范區

　　如果說成為經濟特區后的深圳，承擔的多是探路者的角色，那在步入21世紀后，深圳則更多地承擔著對全國其他城市的示范效用。

　　最具標志性的就是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發布。《意見》中指出，深圳經濟特區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各項事業取得顯著成績，已成為一座充滿魅力、動力、活力、創新力的國際化創新型城市。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

　　《意見》還在第一條總體要求中進一步明確，賦予深圳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支持深圳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構建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范例。

　　這意味著深圳正式踏上“二次創業”征程。到202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中，從市場要素配置、營商環境構建、科技創新環境制度建設等八大方面列出27項具體目標任務和保障措施。

　　郭萬達告訴記者，無論是試驗還是示范，深圳的使命都是一以貫之的。過去的經驗說明，深圳已經成功試驗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下一階段，則是要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的現代化進一步探索。在他看來，深圳的第一次創業是“殺出一條血路”，第二次創業則是“闖出一條新路”，為全國改革開放提供可供復制的經驗樣本。

　　事實上，“深圳經驗”的樣本早在多年前就被全國其他城市所學習、借鑒，但卻少有能精準復刻的城市。在《中國報道》記者的采訪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理事唐杰在談及此時指出，深圳之所以能始終走在前列是因為其把握了前沿方向。具體而言，就是對“市場起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因素”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這兩方面有所把握。

　　對于這兩方面，唐杰具有足夠的發言權。過去的數十年里，他分別涉足學界和政界，從兩種不同的視角、立場參與、見證著深圳的城市變遷之路。2009年，唐杰任深圳市副市長，分管市發展改革委、市國資委、市統計局等單位，是彼時深圳不多見的學者型官員。2015年卸任后，他重返學界，把自己的從政經驗和經濟學相結合，繼續觀察著這座城市的發展邏輯。

　　唐杰向記者指出，要推動地方經商環境的改變、“放管服”改革，就要有更多的市場主體。擁有400萬市場主體的深圳即是如此。他表示，在高度市場化的深圳，一些本土企業才有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而在高度市場化的同時，政府也要“有所為”，發揮正向、有力的效用。唐杰說，在新產業出現時，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為創新創造條件，制定良好標準。他以深圳的新能源產業向記者介紹，在早期推廣新能源汽車時，全國范圍內對于這一新興物種都存在質疑。而這時，深圳市政府做的就是化解恐懼，讓社會擁抱創新。在確定新能源產業為發展方向后，深圳市政府對此做了諸多嘗試。

　　“這是其他城市未能做到的。”唐杰認為，除了這些，深圳市還用7年的時間，利用一部分資金，鼓勵支持新能源企業做自主研發。“政府在消除恐懼的同時，還建立了技術標準體系和分工體系，讓大家對新能源產業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市場預期。”他說。

　　在唐杰看來，在深圳，政府更等同于市場的加速器，加速市場的成熟。他介紹說，深圳市每年會選取資助500項新能源技術的研發，政府和社會的投入資金比例約為1∶7，這就意味著，政府發揮其對市場的加速器作用，推動市場走向成熟并撬動社會更多、更廣的資源促進產業升級。

　　“政府放權的同時，還得有審慎包容、有彈性的監管措施。”郭萬達補充道，在更進一步的改革過程中，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場是深圳乃至全國都需要思考的問題。

　　擺在深圳以及全國其他城市面前的另一現實難題是，經濟下行壓力的增大。但陶一桃對于同樣遇此困境的深圳并不悲觀。在她看來，作為一大逐步走向成熟的經濟體，由速度走向質量從而帶來經濟增速的穩健是普遍規律，關鍵在于經濟的韌性與可持續增長性。而深圳，就具備這樣的經濟活力、韌性。

　　以創新為內核的持續驅動力

　　重返學界后，唐杰常被外界問及“深圳的未來”的看法。高速發展期之后的深圳動能是否還依然強勁、如何保持特區優勢也是全社會向深圳及深圳人拋出的疑問。

　　“過去強調深圳的敢闖敢試帶頭領跑作用，但現在看來，大家更關注未來的深圳能不能跑對方向。”唐杰向記者指出，隨著政府經驗的積攢，市場化、法治化程度、企業上市密度的提高，深圳已經有高密度的分工，這是其他城市難以超越的優勢之一。

　　唐杰還是以新能源產業為例指出，深圳有近8900家與新能源汽車生產相關聯的企業，新能源企業也有約24000家，形成了一定的產業集群。到目前為止，深圳已經是全國擁有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密集程度最高的城市。深圳坊間流傳著一句俗語：“大企業頂天立地，中小企業鋪天蓋地。”在唐杰看來，深圳的新能源企業產業鏈條之所以一直延長，且還未出現崩盤，正是因為這些在深圳的大大小小的企業都有自己的創新和核心技術。

　　“深圳中小企業的創新強度、力度和成長性極高。“唐杰曾參與過一項關于深圳企業變化的數據調查。調查樣本選取了深圳的600家中小企業，并通過對比其中195家企業4年的數據發現，在這4年的數據當中，中小企業碩博士占比8.6%，遠高于全國、北京、上海、深圳的平均數，中小企業研發投入占全部銷售收入的比重23.4%，深圳中小企業200家平均水平接近華為，占樣本量23.4%。

　　唐杰說，之所以能有如此強的創新力，原因之一就是深圳的部分企業會選擇和大學合作，平均研發投入超過1000萬。這些中小企業中有將近70%的中小企業有計算機軟件著作權，這意味著深圳中小企業在數字經濟發展中成效非常顯著。

　　創新也是郭萬達在采訪中反復向記者談及的關鍵點。他認為，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中，深圳仍大有可為。在他看來，在高水平開放中，深圳要積極參與國際的產業鏈供應鏈創新，加大研發，加強國際科研合作，吸引更多的國際人才，逐步形成科技領域的自立自強。同時，它還應借助毗鄰香港的區位優勢，促進更多的市場要素流動，推動深圳香港的高水平合作，以此推動國內市場更好地對接國際規則和市場。

　　陶一桃向記者補充道，從改革起家的深圳需要繼續保持敢闖的品格，保持創新的智慧與膽識，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可操作可復制的目標性制度創新模板，漸進式解決改革難題，從經濟特區走向真正的制度先行特區。“盡管深圳的成功是獨一無二不可被拷貝的，但是深圳所探索的道路與創造的經驗則可供全國復制和學習。”她說。

　　“創新決定了區域間的差距。”唐杰向記者表示，制度型開放作為更高水平開放的核心指向，其重要內涵之一就是在學習規則和參與規則制定的過程中，更多用市場化和法治化手段推進開放。同時，深圳除了繼續為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探路，還要積極打造都市圈、城市群，并為全國更多的城市提供可供復制的經驗與樣本，發揮示范效用。